立委沈伯洋的孩子未滿5歲時，就學會了躲鏡頭。
「我現在開直播，小孩如果要現身，都會自己去戴墨鏡。走在路上，如果支持者要跟我合照，小孩會主動退到鏡頭外。」去年10月，沈伯洋遭重慶市公安局祭出「涉嫌分裂國家犯罪立案偵查」「依法終身追究刑事責任」；去年12月，他帶孩子在街頭騎腳踏車，突遭陌生男子以強光照射、未經詢問就擅錄他與家人影像，並當著孩子的面，質問他：「你為什麼說中國全球追捕？」「你不知道自己做什麼壞事嗎？」「你知道你在台灣也很危險嗎？」
跨國鎮壓，追殺過孫文與愛因斯坦
曾在台灣某NGO工作的Joyce（化名）坦言：「中共跨國鎮壓對我的最大影響，是自從孩子出生，我和伴侶至今不曾將孩子照片發上網…」「不，別說照片，我們根本不對外承認有生小孩。」
據國際特赦組織、自由之家等人權組織定義，「跨國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又稱跨境鎮壓）是指一個國家或其代理人，企圖在國境之外恐嚇、騷擾、監控、攻擊政治異議人士、人權捍衛者或特定群體。2024年，流亡港人在台灣創辦的《如水》雜誌舉辦跨境鎮壓論壇，《如水》編委Kennedy Wong指出，學術界將鎮壓型態分5種：監視、威嚇、謀殺、代理懲罰（恐嚇異議分子家人或朋友），與利用小粉紅或其他國家移民，在國際場合、會議進行示威。
若覺得跨國鎮壓概念還很遙遠，不妨這樣思考：孫文與愛因斯坦，都是跨國鎮壓受害者。
國防研究院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指出，跨國鎮壓並非現代產物，1933年納粹通緝愛因斯坦，在通緝令寫「尚未絞死」並祭出懸賞令，還派刺客追殺愛因斯坦至比利時；1896年，國父孫文在倫敦遭清廷外交官誘捕囚禁，企圖將他押回中國處死，史稱「倫敦蒙難記」，兩起案例皆符合跨國鎮壓特徵：獨裁者無視國界，利用法律與外交手段，恐嚇異議人士。
蘇紫雲分析，清廷當年誘捕孫中山進入大清公使館，也可看作現代中共廣設「海外警察局」的鼻祖，在他國領土劃出一個不受當地法律管轄的刑堂，將外交使節轉化為祕密警察。
他進一步指出，中共跨國鎮壓的核心邏輯，在於一套明確的上位指導原則：「企圖透過外交影響力獲得部分國家的配合，將治權透過主權延伸出來。」其中關竅，在於建立一套以北京為核心的「附庸國」體系。所謂的附庸國，即是在經濟或政治上屈從於「一中原則」、進而願意配合中共執行境外任務的國家。在這些國家境內，中共透過設立「海外警察局」或派駐公安聯合巡邏，將本應止於國境內的公安治權，非法延伸至他國領土。
這種治權的延伸不僅限於地面，更擴及領空主權。蘇紫雲警示，國際領空已轉化為截捕異議者的新陷阱，他以2021年白俄羅斯記者波塔塞維奇（Roman Protasevich）被捕為例，當時白俄羅斯政府為抓捕這名記者，竟虛報「炸彈威脅」，出動戰鬥機強迫民航機降落，衝入機艙逮人。他提醒，一旦中共與附庸國建立領空協作，台灣人往返國際必經航道，恐將成為跨國鎮壓新前線，即使不落地或過境也將形成人身安全威脅，深化寒蟬效應。
紅媒猛問：「委員，你怕不怕？」
中共對台並無任何實際控制權，卻長期向國際社會虛構擁有台灣的主權與治權。一般認為，重慶公安局去年以「分裂國家罪」對沈伯洋正式立案偵查，宣稱「依法終身追責」，除了矮化台灣，更有意展現這種虛構的法律管轄權—短短1年內，沈伯洋就遭中共以不同形式「制裁」三次，今年1月，中方甚至公布他的「住處衛星影像」；除了綁架與強制遣返，他與家人幾乎經歷所有鎮壓形式，獨裁者毫不遮掩地展示極權運作的邏輯：罪及妻孥、株連九族。
2023年，沈伯洋以認知作戰專家及台北大學犯罪研究所所長身分，被民進黨提名為不分區立委。在此之前，他參與創辦黑熊學院，也曾任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每年與全球調查機構合作研究並公布「中國影響力指標研究計畫」。該計畫將中國滲透影響力分為九大層面：媒體、學術、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執法、科技、政治、外交，學界部分人士稱之為「中國滲透指數」。
「還沒進入政界，中共就針對我了。」沈伯洋回憶，打從開始研究中國滲透指數，中國媒體就稱他是「CIA的人」；被民進黨提名後，網軍稱他「美國在台代理人」，又稱他納粹。
沈伯洋是犯罪學者出身，所有他經歷的鎮壓手段，都被他轉化成個案研究素材。其中，他特別關注中國與親中媒體在跨國鎮壓中扮演的角色，「仔細看那些紅媒的提問方式。每當我又被『懲戒』，紅媒第一反應都是問我：『委員，你怕不怕？』」
「這是很典型的心戰手段。」沈伯洋說，不令人意外的，網路假訊息攻勢洶洶，「有網軍刻意去截圖我受訪影片，我嘴角動一下，他們就說我嚇到發抖。」
他又舉例，2024年金門海巡人員追緝中國走私船翻覆事件，當時中方宣稱要「訊問」台灣海巡人員，背後有兩層意圖：從法律層面，中共透過宣稱具有管轄權，將台灣人員納入「一國人民」框架進行審判；從心理層面，中共意圖藉此讓執法人員在執行公務時感到害怕。
「中共希望讓海巡覺得：『我在台灣海域正當執行公務，中國竟可『訊問』我？』」沈伯洋分析，中共頻繁威脅台灣公眾人物與國軍，亦是相同邏輯，「他們希望我害怕，做出一些保守決定。如果我變得保守，那就達到心戰效果啦。」
中共可能判我死刑，然後宣稱要執法
「未來，中共『制裁』我的方式大概還有哪些？我大概都有心理準備。」「接下來，他們一定會說我缺席審判，然後判個重刑，甚至死刑，然後宣稱要執法。」沈伯洋指出，中方後續必然進入法律戰的實質運作，藉此建立「執法」正當性。
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亞洲辦事處負責人、「異言網」研究組長史凱文（Kevin Slaten）曾駐點亞洲多國，他觀察，中共跨國鎮壓足跡雖遍布各國，但台灣處境遠比其他國家更為嚴峻，「有多少人知道，中國拿來起訴沈伯洋的罪名，最重可判死刑？」「中共在美國多次發動跨國鎮壓，目的並不是想讓美國害怕，更不曾立法對美國人祭出死刑。」他觀察，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民族復興」脈絡下，奪取台灣是終極目標，因此，針對倡導台灣主權人士，中方動用「死刑」，遠比對付其他國家異議人士更極端，這種直接威脅生命的手段，中共目前尚未在其他國家複製，「我認為，這是一種新型態的跨國鎮壓，甚至，這是一種專為台灣人量身打造的鎮壓手段。」
「可以預期，沈伯洋會被判決有罪。」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玉潔也示警：「沈伯洋會是中國政府以所謂『台獨頑固分子』通緝、定罪的第一案。我們也要有準備，未來可能有更多類似案例。」
她分析，2021年，國台辦針對「台獨頑固分子」發布制裁清單，祭出限制出入境、禁止在中經商、凍結財產等行政性制裁，尚未形成全面制度；然而，2024年5月，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及司法部（兩高三部）聯合印發《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又被稱為《22條意見》），象徵鎮壓力度從行政處分升高至更具威脅性的刑事追訴。
法律，替獨裁者的鎮壓提供了正當性
陳玉潔觀察，《22條意見》意味中共官方鼓勵執法、起訴、審判；而2025年底通緝沈伯洋事件，又是「再次升級」，是中國執法司法機關拿來開刀的第一案，「為什麼我會說『再次』？因為在此之前，已經升級好幾次了，包括頒布《22條意見》。」「如果我們回過頭去看《22條意見》，會發現中國針對長臂管轄的法律程序都設想好了，從立案偵查、通緝、起訴、審判，包括利用『缺席審判』對台灣人定罪—沈伯洋顯然不會入境中國，但根據這份意見，即使『被告』不在中國，人民法院仍可定他的罪。」
至於習近平為何非得仰賴法律戰？陳玉潔分析，威權國家向來仰賴法律作為鎮壓工具，而習近平透過「全面依法治國」口號，用法律控制國內社會，也藉法律威脅中國眼中的「外國勢力」與「台獨分子」。換句話說，沒有政治正當性的獨裁者，企圖透過法律將獨裁統治正當化。
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正試圖將跨境執法轉化為系統性的政治鎮壓，並透過「懸賞」結合在地協力者，建立恐嚇矩陣。沈伯洋示警，中方過去常以詐欺或經濟犯罪為由，誘使他國引渡中國政治犯，未來極可能操作「將政治犯包裝成非政治犯」，以規避國際法對「不引渡政治犯」的規範。
國際與台灣社會幾乎渾然不覺：中共最初以「反腐」為名的海外追緝，已演變成一套全球監控機制。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2022年發布報告指出，中共2014年發起「獵狐行動」，北京表面緝捕外逃經濟犯，實則磨出一套規避國際司法協作的「非自願返國」模式，透過株連境內家屬作為人質、派遣特工出境恐嚇，甚至在東南亞等地實施綁架等非法手段，將威權意志強行延伸至他國領土。
這份報告也揭露，2018年，中國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獵狐機制從打擊犯罪轉向政治清洗，北京更進一步在法律解釋中，公然將「誘捕」與「綁架」列為海外鎮壓手段之一，大規模壓迫維吾爾人、香港抗爭者及海外異議分子。
「在共產黨面前，所有法律都是可以變動的。」沈伯洋指出，中國政府推動法律戰，往往展現極高耐心與預謀。以香港《國安法》為例，該法通過僅數天，港府隨即發布實施細則，顯見早就做足準備，絕非短期能起草完成。
中共希望我保守一點，那我就更強悍
「既然中共希望我『保守』一點，那我就做更強悍的決定。」時間回到去年11月9日，央視發布沈伯洋主題「紀錄片」、聲稱「可利用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等一系列國際組織，以紅色通緝令等一系列追捕措施，在全球範圍內對沈伯洋進行抓捕。」接到訊息時，沈伯洋正在韓國出席一場民主高峰會議，與會者包括日韓國會議員與美國NGO人員，「我當場把訊息給大家看，很多人笑出來說：『你又拿到一枚勳章。』」
3天後，11月12日，沈伯洋以專家與證人身分現身德國國會「獨裁國家假資訊對民主與人權威脅」聽證會，他發言的麥克風前，德文立牌印著大字：「Dr.Sheng Taiwanisches Parlament」（沈博士，台灣立法院）。其實沈伯洋原已婉拒出席，僅答應視訊作證，原因是聽證會與台灣立法院開議時間重疊，但遭中共通緝後，沈伯洋改變了想法：「我認為，這個時間點，我反而該飛一趟德國，親自出席。」「我不希望讓中共覺得：台灣人遇到恐嚇，就退縮。這會影響抗敵意志。」
「我跟德國邀請方說，我要親自作證，OK嗎？對方回應：超級OK。」沈伯洋與團隊立刻訂妥機票，隔天飛抵德國。他行程高度保密，僅告知國安會、外交部與妻子，就連父母也是看電視才知他的行蹤，等新聞發酵，他已登上回台班機。
「就算有人知道我要去德國，我也不會讓他們知道我的航班。」沈伯洋解釋，倘若行程曝光，將不只攸關他個人安危，中共可能派人干擾聽證會。從德國返台不到一週，11月21日，他又與立委范雲受邀前往荷蘭，公開出席國際自由聯盟（Liberal International）執行委員會，並參與亞洲自由聯盟與歐洲自由民主聯盟論壇。數日後，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彭慶恩在記者會稱這是「反華勢力的自嗨鬧劇」，繼續重複以往論調：將對沈伯洋「嚴厲打擊，終身追責。」
「我覺得，中共未必是針對我 ，他們更像是針對黑熊學院。裡由很簡單，黑熊學院持續揭露：中共在幹嘛？未來有什麼計畫？這件事對他們來講，一直都是芒中刺。」2021年，沈伯洋從政前，曾與專家合著《阿共打來怎麼辦》，「我覺得黑熊學院在做的，就是擴大版的《阿共打來怎麼辦》，一直和民眾說：阿共如果真的打台灣，做得到什麼？他們做不到什麼？」
沈伯洋立院團隊成立之初，就沿用任職台灣民主實驗室時期建立的防滲透機制，成員需簽保密協議並接受財務、家庭、旅遊史背景調查，例如是否頻繁進出高風險國家？「如果某人貸款忽然還清，就要很注意啦，中共要滲透一個人時，錢都很敢花啦。」「我們也會關心是否有團隊成員家人長期在中國？這很重要，不然中共如果挾持家人、威脅他，那他怎麼辦？」
保護衛士調查也指出，中共為迫使目標人物回國，對受害者中國境內親友實施監視、審訊、凍結資產及強迫失業。一名前官員因家人資產遭凍結而被迫回國；另一名前企業負責人父母遭跟蹤監視，幼子被強行帶往孤兒院並以「出養孩子」作為要挾，逼他回國；警方甚至會捏造證據、逮捕受害者家屬。
挾家人當人質，港人、中配都是受害者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後，許多抗爭者來台尋求庇護，不少港人以為暫時安全，卻接連獲悉在港家人被威脅。沈伯洋見過不少中共威脅簡訊：「你在台灣見了陸委會某長官，我們都知道。」「在台灣，主要幫助你的NGO團體是誰？」「現在，我就在你（香港的）姊姊家樓下。」
沈伯洋指出，中共利用在港家人的安全，迫使在台港人交代與台灣政府、NGO組織互動細節，本質上是「將港人親屬當作人質」以遂行跨國鎮壓。他多次公開呼籲，除非極少數帶有特定任務者，多數中配都是潛在「被害人」。
他主張，社會應從保護角度出發，討論如何建立機制、使中配免於受威脅，而非一味貼上「間諜」標籤。但他也無奈，論述往往被掉包成假訊息，「我公開強調的是：保護中國配偶，但紅媒、中國媒體老是扭曲：『沈伯洋在獵殺中配。』」
不願具名的中配Cindy定居台灣，受伴侶影響，一直低調參與公共事務，從社運場到大罷免，總是戴口罩、避免出聲，就是怕暴露「不夠台」的口音，被誤認中國間諜。
去年某日，Cindy得知某NGO團體發起倡議，自認足夠低調，戴上口罩前往現場。詎料照片被傳上網，沒幾天，中國官媒及社群轉發，有中國網民留言應對台灣參與者進行人肉搜索：「應該用AI人臉識別，把這些人找出來！」儘管這種威脅對台灣人並無實質法理效力，但Cindy刷著留言和不停上升的轉發數字，嚇得整夜失眠，「我一直想，這場活動裡，會不會有中國間諜？」
以中國官方立場，這種「把人嚇到失眠」的效果，貌似歪打正著。Cindy說：「我知道，這種威脅對台灣人沒用，但好幾百則留言都說要做人臉辨識，對我來說，這就是精準打擊。」
Cindy曾在中國求學，新冠疫情前，曾返中探親。搭乘高鐵時，她多次實測，發現就算戴口罩，系統仍能精準辨識出她的身分，「在中國，所有人的臉部特徵、血型、行蹤，都被默認是公開資訊。」「我心中沒有任何僥倖。如果官方要做人臉識別，他們肯定能找到我。」
她觀察，某些「瘋狂網民」甚至將自己視為中共政權的延伸，並以此為樂。「他們真的很瘋，比公權力還瘋，會一格一格放大照片，肉搜所有人。一旦中國公民身分被識別，輕則回國『被談話』，重則被當『大陸人參與台獨活動』典型案例、被清算，甚至連累家人。」
「我覺得挺難過的。」Cindy思量再三，才接受訪談，並拒絕拍照，「我當然不希望台灣變成香港。台灣給我一個機會，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會。從這角度來講，我覺得自己很可悲。我希望體驗自由民主，卻因為恐懼，在這自由民主的社會裡自我審查。」
企業遭警告不接待台獨分子，就不找麻煩
香港也曾擁有自由，以及被承諾卻沒兌現的民主。2013年，時任台南市長的賴清德率團訪港，進行城市行銷；彼時「芒果乾」流行語尚未問世，一行人還趁機推銷台南芒果。時任台南市議員的王定宇也是隨團成員之一，只不過，才訪港第二天，他就提前離團，隻身回台灣。
「我訂了三晚半島酒店，第二天就離開。」王定宇回憶，訪港前不久，一名澳洲籍中國民運人士下榻香港某酒店後，被綁架至中國。彼時他不願申請台胞證，申請港簽亦不順利，最後一刻，拿到一張「一次性港簽」，出境時還有港警跑來拍照，稱沒看過這種旅行文件。
這種政治標籤延伸至王定宇家庭。他妻子曾計畫獨自帶孩子赴港旅遊，卻在委託旅行社辦理港簽時卡關，最終妻兒取消赴港計畫，「整團人都沒事，只有我家人護照被抽出來退件、港方也不告知理由。」「從此，我和家人都有避險意識，不搭中港澳籍航空，也不在這些地方轉機。」
王定宇記得，2022年，他首度被國台辦點名列入「台獨頑固分子名單」，名字與蘇貞昌、游錫堃、吳釗燮、蕭美琴、顧立雄、蔡其昌、柯建銘、林飛帆、陳椒華等人並列國台辦網站，「他們還做『台獨頑固分子』跑馬燈，在網頁上飛來飛去。」國台辦網頁目前仍有「清單在列的台獨頑固分子」，只是變成一條靜止名單，新增沈伯洋、曹興誠，截稿前，又添上劉世芳、鄭英耀等部會首長，共計14人。
國台辦另列一份「台獨打手幫凶名單」： 劉世芳、沈伯洋、吳思瑤、黃捷、曹興誠、史書華、溫子渝、陳柏源、林達、林俊言、林俊廷、陳舒怡，共計12人。比對兩份清單，有些名字甚至「重複上榜」。
「中共制裁我，是我從政勳章。但我家人與支持者，都曾被騷擾。」王定宇細數，中共騷擾方式包括各種經濟手段，他曾安排某企業在台灣總部接待尚未就任總統的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雙方尚未見面，企業就接到中方電話，威脅「不要接待台獨分子」，並揚言鉅額罰款。另一案例是美國前國務卿龐培歐某年訪台，原敲定拜訪某企業，企業高層在會面前夕接到中方「你將付出慘痛代價」恐嚇電話，最後一刻，行程取消。
令人細思極恐的是，前述案例皆非公開行程。王定宇轉述：「台辦的人打電話給台商，跟企業高層說：『大家都是好朋友，你們在台灣見了誰、打算要見誰，我們都知道。你們不接待台獨分子，我們就不會找你麻煩、不會罰你。』」
當時社會或許尚未察覺，警告不只針對在中國投資的台灣企業。2025年起，中共針對台灣資通電軍、政戰局心戰大隊及軍情局人員數度發布懸賞通緝，透過中國媒體與微信等管道公布國軍退休與現職人員的個資，恐嚇意味濃厚。
國軍收不明訊息：「要不要和我們合作？」
國安會諮詢委員黃重諺證實，去年曾有不只一位遭中方跨國鎮壓的台灣資通電軍人員求助，受害人個資被中國媒體公布當天，收到網路上不明來源的訊息：「既然你已經暴露，那我們來保護你吧！」並接著問：「以後要不要和我們合作？」
王定宇也接獲不只一名受害官兵訊息，信用良好的國軍官兵在申辦房貸或壽險時，竟因此受波及，遭國內銀行刁難甚至拒貸。王定宇觀察，官兵心理素質普遍強悍，只是申貸遇刁難，情緒難免炸裂，「官兵的反應是：『好衰喔，我執行國家任務，竟被中共通緝，在境外有風險，在國內公股銀行辦貸款，還被列為有前科？』」
「大家先不要怪銀行，制度有漏洞。」王定宇解釋，金融機構「認識你的客戶」（KYC，Know your customer）機制通常納入聯合徵信與臨櫃風險評估；民眾核貸時，臨櫃人員會將案件轉給後台，比對國際第三方資料庫，針對洗錢、詐欺或負面新聞進行篩選，作為核貸或開戶依據。
「這些資料庫都是各銀行自己花錢買的，資料庫一旦被汙染，銀行的KYC也跟著被汙染。」王定宇舉例，台銀、一銀、彰銀、合庫、土銀皆購買World-Check資料庫，納入中國公安部、中國媒體資料，分「國內外制裁名單」「金融監理機關列管名單」「現任或前任政治人物」「涉及負面新聞」四類，他請行員輸入被中共通緝的國軍姓名，顯示「涉及負面新聞」。
台灣金融機構的機制漏洞，竟成為中共法律戰的延伸。以官兵貸款遭拒為例，雖未造成直接傷害，但足以令人困擾。王定宇認為，中共此舉等於是在心戰的前線壕溝，向國軍招降，「中共就是要讓台灣人不敢當官、不敢當兵、不敢捍衛主權。」
針對案件後續，國安局長蔡明彥去年表示國防部已專案處理，銀行端也將中國資料庫勾稽改為人工手動查核、未來擬設「白名單」，不再完全仰賴資料庫。然而王定宇也提醒：「白名單不能只列知名人士。」若不從源頭清理被汙染的數據，中共將持續利用制度漏洞，破壞台灣人民生活。
蔡英文與總統府，都曾被間諜軟體鎖定
史凱文長期觀察記錄中國抗爭，遭遇網路攻擊是家常便飯，「最近遇到密集的spear phishing（魚叉式網路釣魚）。」他解釋，不同於一般網路釣魚攻擊（phishing），魚叉式釣魚的針對性更強，常冒充被攻擊者熟悉的機構、人士，意圖透過對話分享檔案、連結。自由之家專業團隊曾打開來信裡的可疑連結，發現中國駭客設計的病毒。
台灣NGO圈一直是中共網路攻擊的重災區。國際特赦組織曾發布報告指出，一項名為「飛馬（Pegasus spyware）」的間諜軟體，遭全球數個極權政府用以監控記者、律師、政治人物與人權工作者，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祕書長邱伊翎指出：「我們曾發現，前總統蔡英文與總統府都被間諜軟體鎖定，當時我們也發文給總統府，提醒注意資安。」
早在2019年，邱伊翎就因為聲援香港反送中，遭親共媒體在網路公布她的護照號碼、照片與個資。她近年見過人身威脅、暴力恐嚇、網路釣魚等數位、實體、法律戰等鎮壓手段，目睹一些難以定義的情狀：在台灣，中國與香港議題活動現場，常有自稱「公民記者」人士進出，主辦單位不曾見過這些人士，仔細觀察，這類「記者」拍攝的對象，竟是台下參與者。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不只台灣人受害。來台藏人、港人一直被騷擾。」她舉例，國際特赦組織去年在台南舉辦香港大火悼念，現場又出現形跡詭異的「公民記者」：不向主辦單位打招呼、不採訪講者，卻全程端著相機拍攝與會者，甚至一一詢問：「你是香港人嗎？會說香港話嗎？」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提醒民眾：跨境鎮壓無所不在。」邱伊翎回憶，即使主辦單位勸阻，這些人未必罷手。弔詭的是，這種威脅恐嚇，目前尚無法構成犯罪要件，「如果有人在這種場合對你拍照，屢勸不聽，他是否違反《刑法》？就算報警，我們又能對他做什麼呢？」
國際特赦組織曾協助不少跨國鎮壓受害者。邱伊翎舉例，近年在台灣，有個案家中遭入侵翻找，卻沒損失貴重物品。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背後訊息：「對方是誰？為何找到我家？」「去報警，警察卻說，你沒有損失財物呀！被害人會想：『那我遇到鎮壓，報警有用嗎？』」
她觀察，許多NGO工作者與流亡人士的電腦、信箱頻繁被非法登入，報案卻不了了之，「電信警察最後可能跟你說：哎，IP位置在海外、有跳板，查找不到源頭。」「從被害者的角度，民眾需要知道：我如何去通報這件事（跨國鎮壓）？政府是否提供心理支持，而不至於讓民眾每次通報，都因法源不足，石沉大海？」她指出，除了現行報案系統，政府需建立專門的跨國鎮壓通報機制；但她也坦言立法兩難，須衡量是否有侵犯人權疑慮，建議政府借鏡國際立法經驗與政策。
2025年底，陳玉潔與逾十名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的民間委員共同提案：「建議政府針對跨國鎮壓協調政府各部門採取制度化、系統性的行動，以落實國家保障人權義務。」該提案指出，跨國鎮壓不僅發生在沈伯洋等媒體高度關注案件、受害者也不只限於台灣人民，且打壓態樣不限於通緝或刑事處罰。例如2025年11月，在台港人湯偉雄（赴湯）被香港廉政公署通緝後數日，在台北的拳館就遭潑紅漆，事實上，過去數年港人在台受威脅事件頻傳，各國實務顯示，跨國鎮壓態樣包括監控、恐嚇、騷擾或脅迫，這些行為不易調查，甚至不易察覺。
健全法制，在地協助中共者也應受罰
人權小組的民間委員呼籲，政府應整合各部會行動，以落實國家保障人權的義務，具體建議包括明文規範並定義跨國鎮壓、提升政府各部門對於跨國鎮壓意識與敏感度、針對相關案件建立通報與監測機制、追究相關國家與個人責任、保護受打壓者，以及與他國合作共同防止跨國鎮壓。
國安會諮委黃重諺也證實，政府正積極整合跨部會資源，建立常態性運作的工作小組，強化民主防禦機制。該小組目前由國安會負責統籌，成員涵蓋法務部、外交部、陸委會、國安局、調查局及刑事局，未來也將納入數位發展部，針對「數位鎮壓」涉及的個資保護與妨害電腦使用等議題，進行法規研議。
「中共對台灣人並不存在所謂的『抓捕』，只存在『綁架』。」黃重諺強調，綁架是昭然若揭的犯罪，且中共對台絕無管轄權，政府正檢查法制，針對管轄權、違法事實與起訴準則建立統一見解，確保檢察官面對行跨國鎮壓，有明確偵辦依據。
「若有在地協力者協助中共進行跨國鎮壓，也應該面臨更嚴重的懲罰。」黃重諺指出，完善法制是為了讓國民知曉，若配合中共檢舉或擔任協力者並非「好玩」，而是法律明確定義的犯行。此外，針對「懲戒名單」，政府已建立即時反應機制提供保護，「須確保國人不受傷害，同時，也避免模仿犯效應。」
放話抓台灣人涉仇恨言論，成功請平台下架
「例如（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說要抓台灣人，這種內容是不是仇恨言論？我們可以請平台下架仇恨言論。」黃重諺坦言，政府雖難以逮捕中共官員，但當中共威脅台灣國民權益，政府應依法起訴或採反制作為，透過司法程序對外宣示違法事實。
此外，針對新型態的跨國鎮壓影音，政府也研議與社群平台溝通，築起數位防線。例如，今年初沈伯洋個資遭中共官媒公開後，不但民眾主動向Meta檢舉，數發部也與Meta溝通，48小時內下架訊息。
黃重諺也說，台灣政府反制手段之一，包括向民主同盟國家提供相關跨國鎮壓加害人名單，作為核發中國官員簽證參考。
只是，截稿前，多名歐盟官員向《衛報》透露，北京正積極向歐洲各國提供「法律建議」，引用《申根邊境法》與《維也納公約》，要求各國禁止台灣正副總統與官員入境。這套虛構的法網正試圖在國際地圖上，持續縮減台灣人的行動範圍。值得關注的是，當跨國鎮壓無法阻擋台灣的外交腳步，中共手段很可能轉向更激進的實體騷擾與法律戰恐嚇。
副總統蕭美琴2024年3月訪問捷克期間，會晤參議院議長維特齊前後，即遭遇典型的跨國鎮壓實體威脅。2025年，捷克軍情局證實，中方使館人員當時策劃跟蹤蕭美琴座車，並在車隊行經市中心時故意闖紅燈，企圖衝撞座車，險釀車禍。這種行徑後續引發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發表聲明，譴責該行為跨越底線，險構成「國家恐怖主義」，呼籲各國譴責中國政治暴力。
蕭美琴也在沈伯洋遭遇多次跨國鎮壓後，公開聲援。去年底，沈伯洋遭中共通緝後現身德國國會，蕭美琴在臉書寫下：「我們不會退縮、不會沉默，我們會大聲捍衛民主自由，讓世界聽見台灣的聲音。」
當跨國鎮壓愈來愈難以被定義與察覺，當所有台灣人都彷彿是潛在被害人，社會如何共同面對中共「不存在的管轄權」？
上個月，沈伯洋帶著孩子，在台北街頭遭不明男子謾罵、拍攝時，5歲小童很有經驗往後一站，躲開陌生人鏡頭。他孩子近期愛翻世界地圖，認得各國家，「你跟小朋友說跨國鎮壓，他們聽不懂，但跟他們說世上有壞蛋，小孩懂。」「我跟小孩說，有個大魔王就在台灣旁邊，想吃掉台灣，爸爸的工作就是阻擋這件事。」孩子竟問：「那美國和日本，會不會來幫我們？」
「這真是大哉問…」沈伯洋平日在國會伶俐慣了，此刻竟然語塞。5歲童語，或許是每個台灣人最想問也不敢問的問題。然而答案，或許並不在於盟友何時到來，而在於這座島嶼能否從恐懼中築起韌性，直到任何人都無需躲閃極權的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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