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底，人稱「光哥」的藍元亨得知自己感染愛滋病毒時，腦袋一片空白。當時網路上能找到的資訊極少，對於這個疾病，他所能想像的未來，幾乎只剩下死亡。沒想到25年後，如今已58歲的光哥不但依舊健康，熱愛運動，還以感染者的身分公開現身，陪伴一個又一個剛確診、還不知道如何面對人生的人。
光哥對我們回憶，起初是因為男友確診，「他發病，狀況比較嚴重，去住院。」光哥忐忑地也去醫院檢查，最後，也確診了。那年他才33歲，人生卻幾乎像被宣告死刑。
男友住院期間，有陌生人來探視他，那是「露德之家」的社工，特地來醫院訪視愛滋感染者。「我男友出院後，就開始參加露德的活動，團體聚會之類的支持活動。所以他也會叫我一起去，但我都不去，我想說我還好好的啊。」那時光哥並未發病，因此認為自己沒必要加入病友團體，況且露德之家有修女，光哥很怕一踏進去就會被傳教。
露德之家，是天主教仁愛修女會的附設單位，早年在台灣專門照顧孤兒，設有育幼院。到了1985年，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德蕾莎修女來台訪問，當時，愛滋病被喻為世紀黑死病，德蕾莎修女開始關注愛滋議題，來台訪問時，她發現台灣缺乏關懷愛滋感染者的機構，就向天主教台北總區建議。3年後，露德之家的謝菊英修女成立了「露德感染者聯誼中心」。
隨著台灣經濟發展、社福體制逐漸健全，露德在1997年結束育幼院，集中資源關懷愛滋感染者，當時，人人聞愛滋色變，感染者背負嚴重污名，見不得光，有人甚至被趕出家門，露德為此成立「中途之家」，提供無家可歸的感染者一個短期安身的住所。
光哥的男友，也在確診後獲得露德社工的協助。至於光哥，卻基於一種說不清的複雜情緒，始終不願踏進露德之家。直到確診一、二年後，男友多次勸說，他才終於踏進那個令他猶疑卻步的地方。
一進去，與光哥的預想完全相反，「當時的秘書長是一個修女，我沒有想到，修女對我們的態度是…她沒有要我們信教，她對我們是真的很關心，然後裡面的社工給我的感覺就是很包容、接納我們。」
那天起，光哥開始越來越常去露德，參加病友團體的聚會。「最大的幫助是一種有人陪伴的感覺，我們可以說出自己心裡面難過的事情，也可以聽其他病友分享，大家互相討論如何面對這個疾病。在這個地方，我可以坦露自己感染者的身份，不用怕講出來別人會怎麼看我。」
光哥還到露德擔任志工，2005年，從事廣告活動企劃的他，甚至乾脆辭職到露德工作，即使露德的薪資比企劃低了不少。「我曾經接受過幫助，那現在露德剛好有一個職缺，我可以當一個橋樑，讓對露德不熟悉的朋友知道，有這樣一個地方，讓他們在困難時可以求助。像我剛開始確診時，完全不知道可以找誰討論，也不敢問。」
露德不僅協助愛滋感染者，那些年，我國監所因藥癮而感染愛滋的人數快速攀升，因此露德也開始投入關懷藥癮者的服務，協助生活重建，2006年，露德之家升格為社團法人，更名為台灣露德協會。
即使感染，光哥很幸運地一直都還沒發病，因此也一直沒有服藥，2012年還跑去中國青海，花四天三夜騎自行車繞青海湖一圈。那時，台灣出生、12歲移民美國的醫學博士何大一的「雞尾酒療法」早已證實療效，愛滋不再是絕症，只是，「每天要吃很多顆藥，我印象中早晚加起來要十幾顆，藥丸很大顆，副作用也很大，可能會頭暈、嘔吐、發熱。」光哥說，自己當時體內病毒量不高，與免疫系統高度相關的CD4（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4）指數也沒到達需要服藥的數字，「CD4低於200就是發病了，一般來說低於350就建議服藥，我那時大概四、五百。」
也在2012年，他環青海湖回來後，「那年的同志遊行活動，他們想要找一個感染者上台講話，我有思考了一下，最後決定那就試試看吧。」過去，他曾以感染者身分到學校進行宣導，但皆是極小規模的場合；他也接受過廣播電台的訪問，但廣播節目不需露臉。那年的同志大遊行，是他第一次以感染者的身分公開現身，當時，連家人都大多還不知情，「只有姊姊知道我的感染者身份，對長輩我都沒有說。遊行之後，我不確定他們有沒有看到報章媒體的報導，反正他們都沒有直接跟我說。」
對於姊姊，光哥也是在感染五、六年後才告知，就怕姊姊擔心。「我想先確認自己的身體有沒有辦法維持在很好的狀態，我不想要病懨懨的時候才跟他們講，所以我的策略就是先讓自己很健康，會去運動，爬山、游泳什麼的，大概五、六年後，我確定可以把自己hold得很好，才跟我姐說，我姐在國外生活。」他傳訊息告訴姊姊，果然，姊姊馬上問他身體如何，「我就說很好啊，她大概問過我二次身體狀況，後來就沒再問了。」
光哥靠著運動、注重健康，一直撐著沒服藥。醫學繼續進步，治療愛滋的藥物持續進化，後來，終於出現了三合一單錠複方抗病毒藥物，一天只需服用一顆。「我是到三合一的藥引進台灣之後，才開始吃，大概2017年左右，一天只要一顆，而且副作用輕微很多，幾乎就像吃維他命一樣。U＝U的概念，也是大概在那個時間點開始。」
U＝U是「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的縮寫，意思是若測不到愛滋病毒，就等於不會傳染，只要感染者規律服藥，便可將病毒量減到測不出來，這時別說日常接觸，即使是性行為也不會傳染。
開始服藥之後的光哥，在2018年他50歲那年，再次騎自行車旅行，這次是環島一圈，比環青海湖更大上許多。他與幾個夥伴一起同行，他在訂房時，曾主動向一間民宿業者告知自己的感染者身份，結果，業者退回他的訂金，信上寫著「還沒準備好歡迎特別的好朋友」。
不過更多的是溫暖，例如一個年輕人從臉書得知光哥的環島路線，特地上網揪團，找了好幾人陪騎一段；也有來台灣徒步環島的日本人，在光哥的自行車繫上象徵關懷愛滋的紅絲帶。
如今，穩定服藥、定期回診已成為感染者生活的一部分。病毒控制了，感染者不再時時面臨死亡威脅，「以前如果得知感染，那種憂愁悲苦都會寫在臉上，不知道可以活多久，覺得很快就會死掉。現在生活都可以維持得很好了。」包括醫院的制度也進步許多，「以前醫院沒有個案管理師，後來慢慢建立個管師制度，個管師會給予很好的協助。」
但光哥接著說，「現在是對疾病身份的擔憂，這種反而變成藏在心裡了，例如，認識新對象時，要不要讓他知道我是感染者？」光哥說，有些人確診後，擔心外界眼光，「乾脆把過去的生活圈切斷，過著比較封閉的生活，也不去認識新朋友。」
此外，生活上仍是有一些不便，例如就醫。感染者的用藥會記錄在健保的雲端資料上，醫師看診時若特別點進去看、且看得懂藥物療效，便可知道病患是感染者。「有些牙醫會特別注意這一點，感染者就會被拒診，醫師會婉轉建議他去大醫院看。」他說，被拒診的狀況以看牙醫最常見，再來骨科、泌尿科也有感染者被拒診。
光哥無奈道：「這時候，就要看感染者的心臟強不強大，有的人可能就會很受傷。所以這些年，我們也在慢慢建立一些『友善牙醫診所』的口袋名單，當有人被拒診，需要友善醫師的時候可以告訴他。還有，醫院的個管師也會比較清楚，會知道院內有哪一些科別的醫師是願意看診、有哪一些科別的醫師不行，所以如果需要開刀治療，就會請個管師幫忙。」
另一個迫切的問題是老年照護。隨著感染者們年紀漸長，「我們年紀都大了，接下來大家會擔心以後的照護問題，以後如果真的需要一個人來協助我時，會不會有人來照顧我？」光哥說，去年就有個朋友遇到這樣的難題，「他動一個手術，術後二、三天需要看護照顧，第一天醫院派了一個看護，但看護照顧一天後得知他是感染者，第二天就沒來。醫院再跟合作的看護公司聯絡，但都沒有人願意來接。」
他說，因此目前協會也在努力建立「友善看護」的名單。「看護都受過訓練，應該知道照顧愛滋感染者跟照顧一般人一樣，用同樣的方式照顧就好，但可能他們心裡面還是會有一些排斥吧，情感上沒辦法接受，就像牙醫也是啊，他們也都知道，可是他今天不想幫你看診，你也沒有辦法。我們沒有辦法要求全天下都接納感染者，但幾乎所有感染者都希望這一天能夠到來。」
幸而，一切還是有在前進的，「民眾對我們友善的比例，我覺得有變多，媒體報導裡，正面的也變多。」他想起一件事，六年前家中發生小火災，「我被強制住院留觀一個晚上，我有跟急診的護理師說我是感染者，後來有個護理師就跑過來，說很謝謝我有提早跟他們說這件事。」其實光哥按時服藥，照護他並無風險，但護理師的道謝終究也算是一種友善吧。
至今，光哥仍在露德協會工作。「當初本來想說待個二年，結果沒想到就待了二十年。」為什麼一轉眼會待這麼久？他說：「怎麼講呢，我覺得需要有人幫忙，讓感染者不要害怕靠近露德，願意來露德走走。有的人會擔心身份曝光、或者怕被歧視，所以不敢來，也有的人會問『來露德是不是要叫我們信天主教？』」就像當年的他一樣。
「如果有感染者打電話來露德諮詢，我會直接說我也是感染者，這樣他們就會很自然的願意來露德，我變成中間的橋樑，讓他們知道有個地方是你不用擔心害怕的，就來這邊做自己。現在很多NGO，資訊也相對普及，但真正遇到事情，大家還是會怕。」
此時，光哥會告訴對方，自己當初怎麼走過來、接下來可能遇到哪些問題、有哪些資源可以運用。比起專業人員從醫療角度解釋疾病，一個同樣經歷過確診、恐懼與生活調整的人，自然更能令新的感染者感到安心。
光哥指著我們此刻採訪的這處空間，就在露德協會辦公室的隔壁，這裡有幾張小桌子、一些椅子，「這裡是一個專屬於感染者的聯誼中心，閒雜人等都不准進來，大家來這邊可以很自在地講自己的心事，雖然他走出這裡還是得一個人面對這樣的疾病身份，但至少他們知道，當他們有問題時，有這樣一個地方可以求助。」原來，此處正是露德感染者聯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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