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義大利西恩納的詹尼諾（Giannino di Guccio），那年38歲，是一位家有恆產的商人。因此當1354年9月初，羅馬元老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派出信使，口頭邀請他到羅馬一晤時，他謹慎地拒絕了。他說自己不認識科拉，彼此也沒有業務往來。
居住在義大利西恩納的詹尼諾（Giannino di Guccio），那年38歲，是一位家有恆產的商人。因此當1354年9月初，羅馬元老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派出信使，口頭邀請他到羅馬一晤時，他謹慎地拒絕了。他說自己不認識科拉，彼此也沒有業務往來。
科拉有諸多傳聞。像是為了奪取傭兵隊長的財寶，而將他處死。也常在醉酒後把人關起來，藉以勒索贖金。因此詹尼諾認為，前往羅馬是危險的事。他可能在路上遇到攔路盜匪，更糟的是被召他前去的人洗劫。
到了9月22日第二位信使來了，這次他帶了科拉的正式信函，希望他可以立刻前往羅馬，並且不要引人注目。公文說服了詹尼諾，他喬裝成士兵上路，並且戴上假鬍鬚。他依然小心翼翼，還帶了一位信任的朋友同行。
10月2日傍晚時分，詹尼諾抵達羅馬，入夜後他去會見科拉。科拉和詹尼諾見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請他取下假鬍鬚說，我們很清楚你長什麼樣子。
科拉詢問詹尼諾父母的名字，以及出生情況和童年記憶。聽完後，科拉跪在商人面前親吻他的右腳，詹尼諾惶恐不安，不知道為何受此大禮。科拉說：「不只我，整個基督教世界都應該如此。因為您並不是您自以為，也向我自稱的那個人。您其實是法國名正言順的國王，因為您是路易國王與克萊門絲王后的兒子，在出生幾天後遭人掉包了。」
在義大利烏爾比諾大學擔任中世紀史教授的卡爾佩尼亞（Tommaso di Carpegna Falconieri），2005年出版了一本著作，2008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推出英譯本《相信自己是法國國王的人：一則真實的中世紀故事》（The Man Who Believed He Was King of France: A True Medieval Tale），就是以「詹尼諾國王」為主題。
卡爾佩尼亞在接受中世紀網站（Medievalists.net）訪問時說，他在梵蒂岡圖書館做研究時，看到目錄中有一部《法國國王詹尼諾史》（Istoria del re Giannino di Francia），看來相當奇特，他不知不覺就將手稿讀完了。
不久之後，他開始研究有「最後一位羅馬護民官」之稱的科拉．迪．里恩佐，並在2002年出版科拉的傳記。在研究過程中，他注意到科拉和詹尼諾有直接往來，甚至可說人生有好幾個面向是交織在一起的。
卡爾佩尼亞當時主要感興趣的就是「贗品、偽造、虛假、欺騙與冒名」等主題，他認為「詹尼諾國王」確實相信自己是合法的法國國王，但他仍然是說謊和冒名者，因此研究他本身就饒富趣味，更何況他還有一本回憶錄，親自講述自己的故事，留下自己的觀點。
與我們熟知的假冒他人，或自行編織身世的冒名者不同，詹尼諾一開始安於自己原本的生活，不想和科拉有所往來。但是當科拉告訴他自己的「出身」，他全盤相信了這個故事，在他們見面幾天後，科拉被暴民殺害，詹尼諾則開始尋找甚至不惜假造自己是法國國王的證據，最後被關在那不勒斯的監獄裡。
卡爾佩尼亞認為，詹尼諾是成功商人，也曾擔任重要職位，絕非癡愚之輩。他之所以相信自己是被掉包的法國國王之子，是因為科拉非比尋常的說服力，以及他在西恩納就聽過這個故事，只是沒想到主角是自己。
對科拉來說，「詹尼諾國王」可以一舉解決後世稱為「十四世紀危機」的3個主要問題。第一是，耶路撒冷再度落入穆斯林手中；教宗駐於亞維儂，而非羅馬；以及兩位都聲稱有權統治法國的王位爭奪者，正展開血腥較量，也即是所謂的「百年戰爭」。
「詹尼諾國王」是科拉驚人政治想像力中，讓混亂恢復秩序的解方，而他則自我定位為撥亂反正的首要功臣。但這計畫還沒有開始，他就去世了。
在史學界，詹尼諾國王是否真有其人，他留下的手稿，是事實還是虛構，有不同聲音。對此，卡爾佩尼亞認為，這份文件應該寫於詹尼諾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它先是對過往事件的記述，接著是某種類似日記的文字，記錄他最後幾個月的生活，然後戛然而止。「如果這是一種文學手法，那麼它在整個中世紀晚期文學中，將是絕無僅有的。」
而且，從這份文稿，可以看出它與義大利商人典型的「記事簿」相似之處。它主要的功能是備忘，而不是敘事，不論是小說敘事，還是史學敘事。
從現在的眼光來看，詹尼諾國王的故事提供一個視角。「冒名」不僅是個人的心理活動，同時也牽動共謀者的利益。有時，當冒名者敘述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或非凡身世時，是周邊人的共謀，讓這個故事得以成立。甚至是共謀者創造了這個故事。
以詹尼諾國王為例，科拉讓詹尼諾相信這個故事，而這個故事之所以必須存在，是因為在科拉的政治布局中，詹尼諾的角色不可或缺。
中世紀的冒名者很多，這與時代特性有關。卡爾佩尼亞說，中世紀的人難以形成穩固的自我形象，甚至也難以掌握他人的身分。因為他們缺乏必要的客觀工具，欠缺集中管理的紀錄，沒有照片，也沒有我們今天所能接受的實驗證據。
中世紀的思維是「象徵性」的。真實與權威和共識的關係，比與科學證據的關係更緊密。「冒名者在這種文化脈絡中如魚得水，因為它為他的欺騙提供了便利。」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沒有照片，不能驗DNA的時代，我之所以被認為是誰，是由家族鄰里或權威人士的共識認定。著名的例子，就是發生於16世紀法國，而後由歷史學家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所撰寫的經典著作《馬丹·蓋赫返鄉記》。
住在朗格多克家境殷實的農人馬丹·蓋赫，突然離家，過了幾年後，他回來，與妻子貝彤黛又生了小孩，家人包括他的妹妹們都認為他就是馬丹。但是這個回來的人，其實是另一個名叫阿爾諾的人。
後來阿爾諾因為財產問題和叔父皮耶·蓋赫起了爭執，皮耶開始懷疑，這個人到底是不是真的馬丹·蓋赫？並要求貝彤黛指控阿爾諾是冒牌貨。
阿爾諾口才辯給，對於過去馬丹·蓋赫的生活細節也瞭若指掌。雖然初審被判死刑，但上訴後，法官差一點判決阿爾諾的確是馬丹，就在此時，在戰爭中失去一條腿的真馬丹回來了。
這個故事有趣之處在於，為什麼妻子貝彤黛，也會誤認阿爾諾是馬丹，跟他一起生活3年多，還有夫妻之實？這也說明，在當時環境下，僅憑他人的認可，阿爾諾就可以竊取別人的身分生活。
戴維斯有一個假設是，貝彤黛知道阿爾諾不是馬丹，但是不管明言還是心照不宣的協議，她協助他成為她的新丈夫。「由於新馬丹，貝彤黛所擁有的，是她的夢想成真，一位她能夠在和睦且友好（以16世紀的價值觀而言）又熱情的情形下共同生活的男人。」
對於貝彤黛來說，阿爾諾不是馬丹，但卻是她理想的丈夫。另一位歷史學家芬雷（Robert Finlay）對戴維斯的看法提出質疑，認為目前史料不足以證明貝彤黛知情而參與共謀。但芬雷也認為，貝彤黛殷切盼望馬丹返家的心理需求，讓她傾向相信，阿爾諾的確是馬丹。
戴維斯在討論阿爾諾時，曾援引美國學者史蒂芬．葛林布雷特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書中提到的概念，她問，自我塑造是從哪裡停止，謊言又是從哪裡開始的呢？
1955年精神分析學家海倫·多伊奇（Helene Deutsch）發表〈冒名者〉(The Impostor: Contribution to Ego Psychology of a Type of Psychopath)一文。她歸納了冒名者的共同點，他們採用別人的身分，不是因為自己缺乏取得成就的能力，而是因為他們必須躲在別人的名字之下，才能讓一個多少與現實相容的幻想得以實現。
在她看來，冒名者以真實姓名呈現的自我，是受到貶抑，背負罪惡感的。因此，他必須冒用一個符合自己崇高理想的人的姓名。
2019年英國班戈大學犯罪學與刑事司法講師提姆．霍姆斯（Tim Holmes），發表〈如何成為冒名高手〉(How to become a great impostor)一文，則引用社會學家的說法解釋，我們有時之所以輕信，是因為人有一種基本需要，必須相信陌生人說的是實話，如此社會才得以運轉。「從某種意義上說，信任他人是一種預設狀態。因此，要轉為不信任，就必須先對某個人失去信心，而這又得由某種說謊跡象所觸發。」
有趣的地方不僅在於憑藉自己能力也可以成功的人，為什麼寧為冒名者的心理過程；也包含這個冒名者的形象，是否符合他人的期待，甚至可以圓滿一個早已編織好的故事？因此，冒名者始終是與他人結合在一起的。詹尼諾國王的故事如今看來，更像是一個警世寓言，真假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重要，而是在政治布局中，他是不是一手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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