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前輩有5個小孩，其中4個被診斷有思覺失調、躁鬱、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泛自閉症等不同精神疾病。」因為政治迫害，前輩失去工作，使全家陷入貧窮，政治創傷的影響甚至傳遞給下一代。那位前輩同樣說話叨叨絮絮，破碎纏繞，像囈語，像怨訴。她很努力地聆聽，有時勉強拼湊出的幾段血肉模糊的故事，可能是某段在裡面遭受酷刑的記憶，可能是當時遍訪親戚求救的無助，或是心中的冤屈。
「另一位前輩有5個小孩，其中4個被診斷有思覺失調、躁鬱、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泛自閉症等不同精神疾病。」因為政治迫害，前輩失去工作，使全家陷入貧窮，政治創傷的影響甚至傳遞給下一代。那位前輩同樣說話叨叨絮絮，破碎纏繞，像囈語，像怨訴。她很努力地聆聽，有時勉強拼湊出的幾段血肉模糊的故事，可能是某段在裡面遭受酷刑的記憶，可能是當時遍訪親戚求救的無助，或是心中的冤屈。
聆聽與述說是療癒的開始。「我的生命經驗、我的研究領域中的受訪者，每個人都要殺出一條血路，才能倖存下來，才能回頭認可自己的經歷，講出自己的故事，並好好用如其所是的方式記錄、銘刻下來，每個人都是這樣殺出血路來的。」
2018年，她把這份理解帶進國家的轉型正義工程，在促轉會擔任「重建社會信任組」召集人，開始做一件過去台灣少有人做的事：訓練以心理師、社工為主的助人專業工作者理解什麼是創傷，以及該如何應對才不會造成二次傷害。
曾任促轉會代理主委的葉虹靈說，以前台灣幾乎沒有人談政治暴力留下的創傷和陰影，彭仁郁是將心理療癒工作帶進來的很重要的人。她舉例，「有位前輩叫高波，他晚年得了憂鬱症，把自己關在房間，完全不見人。」社工和心理師一次又一次拜訪、吃閉門羹，慢慢地高波可以跟大家同桌吃年夜飯，還辦了一個攝影展，「他居然擔心活動有沒有跟管區報備，怕警察來找麻煩，原來壓迫的陰影一直到現在。」
葉虹靈坦言，創傷療癒的成本高、時間長、個案少，在看到「成效」以前，不斷面對的是來自內外的質疑和績效壓力，「必須像她（彭仁郁）這樣有點天真和傻勁的人，才可以堅持這麼久。」
2022年促轉會任務結束，4年來，彭仁郁持續培養團隊，在各地照顧受難家庭。花蓮據點的社工袁志君說，團隊很密集開會討論，「仁郁讓我們覺得被支持，所以很輕鬆，我沒辦法判斷時就會問她，她會給一個方向，告訴我們她怎麼想、根據這個方向接下來的行動是什麼，以及跟長輩一起工作要注意什麼，她不是下命令的人。」
這天，花蓮據點舉辦了一場關於許席圖的工作坊，邀來歷史學者、同案前輩、受難家屬2代乃至3代共聚一堂，許席圖被照服員從醫院帶出來，與所有人坐在一起。有人談歷史檔案，有人談當年記憶，有人落淚哭泣，也有人第一次說出自己作為政治犯家屬多年不敢談論的羞恥與傷。
一個人曾經被國家帶走、被刑求到精神失序，57年後，另一群人試著把他帶回人群中。大家圍繞著許席圖，對他說話、幫他按摩。他偶爾咳嗽，像貝殼從緊閉到慢慢打開，彭仁郁視為是一種回應，輕聲溫柔地說：「謝謝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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