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能不能走出創傷，從來不是個人的事，這是她去法國念精神分析後才逐漸理解的事。1999年，因為學費相對便宜，她選擇去法國。那年，她研究生時期結識的台灣綠黨創黨共同召集人高成炎教授前往法國，想拜會環境部長，透過台灣留學生圈子尋找翻譯，她因陪同前往而認識中文系畢業的法國人保羅（Paul Jobin），兩人相戀、結婚。
一個人能不能走出創傷，從來不是個人的事，這是她去法國念精神分析後才逐漸理解的事。1999年，因為學費相對便宜，她選擇去法國。那年，她研究生時期結識的台灣綠黨創黨共同召集人高成炎教授前往法國，想拜會環境部長，透過台灣留學生圈子尋找翻譯，她因陪同前往而認識中文系畢業的法國人保羅（Paul Jobin），兩人相戀、結婚。
她進入巴黎狄德羅大學（當時的巴黎第七大學）念博士班，論文寫的是家內性侵的受害者，跟著受害者組織的協會一起抗爭、倡議，她看到受害者可以透過集體行動改變身處的環境。「即使是家內性侵，都有其社會面向，受害者的創傷也跟體制怎麼回應、社會怎麼對待性暴力相呼應。」在法國，她上街參加抗議，跟著人群喊口號；她去教會幫無證難民申請身分，投入人道救援，替別人發聲的過程中，她克服了自己的創傷和自閉。
也是在法國，她第一次回頭看自己的家族。為了成為精神分析師，她必須長期接受個人分析，有一次，她對精神分析師提到外公—那是家族裡一段鮮少有人過問的空白。
「我外公是村子裡的瘋子，我媽以前都說，他是風流倜儻的才子、很會念書，但我認識的他總是很邋遢，戴著斗笠，穿得破破爛爛，汗衫縫補過上百次。他每天都說要去巡水田，但他其實沒有工作能力。他會喝掉一整排養樂多，一邊喝一邊蹲在地上，我們一群小孩就圍著他，他跟我們講『青𧊅』（客家話，綠色青蛙之意）的故事，一隻跳到另一隻身上，他的世界裡只有青蛙，小時候只覺得很好笑。」
精神分析師突然問她：「妳覺得對外公來說，青蛙是什麼？」她這才想起，媽媽曾經說過，外公當年曾被日本政府派去南洋打仗，「我腦海中突然浮現野戰服，戰場、軍事訓練、差點去南洋當炮灰，我生平第一次把這些事情串起來，青蛙綠色的外表，不就是戰服和鋼盔的顏色嗎？」歷史的空白彷彿清晰了起來，「為什麼他會瘋掉？他已經被抓去訓練，出發前，他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脫光，在冬天裡一直吹冷風，把自己弄到發高燒，他後來氣管一直有問題。」
外孫女再也無法找到本人親自確認，但她理解了外公的瘋狂。「我第一次深刻理解外公的恐懼，他在軍事訓練過程中怎麼被對待？會不會他被虐待？」
2007年回到台灣後，她才問母親，外公是什麼時候瘋掉的？母親回想起，她國中時，曾看到外公在田埂旁走來走去，同學問：「那是不是妳爸爸？」母親否認，感到丟臉。說到這裡，母親開始落淚。彭仁郁說，歷史的空白其實是當權者刻意製造出來的，「我學精神分析，才讓我第一次對自己的家族史有感覺，以前我們被威權政府強迫背誦國民黨官方歷史，導致人們認為自己家族發生的事一點也不重要。」
那些沒有說出口的傷並沒有消失，只是變成恐懼、羞恥與憤怒，烙印在下一代身上。2016年，先後有二位白色恐怖受難二代聯繫她，其中一位政治犯在出獄後持續受到監控，逐漸出現精神問題，懷疑妻子被特務吸收，經常過度警覺，並對小孩施暴，後來被診斷為思覺失調。彭仁郁前去探訪，「家人不想聽他講話，因為他講話不斷重複、邏輯跳接，子女都躲得遠遠的。」她不定期去訪視，聆聽前輩的受苦經驗，也與他的子女們建立連結，藉此打開一個安全的述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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