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仁郁研究性暴力、戰爭、政治迫害造成的創傷，她說受創狀態就像是貝殼，懷著痛苦與祕密，為了保護自己而把殼封死。
小時候的她也常覺得自己像貝殼，把所有想說的話藏在殼裡，沉默是她保護自己的方式。她曾為替政治受難前輩爭取照護資源，在行政院會報上憤怒痛斥政府不作為。
她的憤怒從哪裡來？一個曾經不相信世界會接住自己的人，後來如何成為接住別人的人？
彭仁郁研究性暴力、戰爭、政治迫害造成的創傷，她說受創狀態就像是貝殼，懷著痛苦與祕密，為了保護自己而把殼封死。
小時候的她也常覺得自己像貝殼，把所有想說的話藏在殼裡，沉默是她保護自己的方式。她曾為替政治受難前輩爭取照護資源，在行政院會報上憤怒痛斥政府不作為。
她的憤怒從哪裡來？一個曾經不相信世界會接住自己的人，後來如何成為接住別人的人？
彭仁郁小檔案
彭仁郁說話很容易激動，尤其當她看見一個已經受傷的人，繼續為體制所傷。
去年，一次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上，身為民間委員的她，忍不住當著院長卓榮泰和各部會首長的面痛斥政府不作為，起因於一位政治犯前輩寧人四個月間二次泌尿道感染、昏迷後送醫；另一位前輩許席圖則四肢攣縮、肌肉僵硬、膀胱膨脹常有尿液滲漏。兩位都住在衛福部轄下醫院，但受到的照護品質極低落，近乎不人道。
要提升照顧品質，得聘請照服員，但當時衛福部以「已經提供公費病床」為由，拒絕撥補經費，要前輩和家屬自行處理。她怒不可遏：「怎麼可以讓長輩自己出錢！」在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協調下，終於成功爭取到專案費用，院長卓榮泰也特地到玉里醫院探視許席圖。
和她一起工作的社工袁志君說：「仁郁老師很堅持長輩不可以自己出錢，必須由國家來負擔。他們被抓、被關、被刑求、發病被送到醫院，是國家造成的傷害，對他們的影響是一輩子。要修復這個錯誤，就應該由國家來照顧，而不是只給賠償金就沒責任。」
許席圖是1960年代白色恐怖重大案件受害者：1969年，他因涉「統中案」遭逮捕，在景美看守所受到酷刑，導致心神喪失、無法受審，後被鑑定罹患精神分裂（現稱為思覺失調）。即使如此，總統蔣中正仍批示不得暫停審理，應判處死刑。最後連警備總部與軍法處的相關人員都認為這不符合當時訴訟規定，私下擱置審判，1973年將他送往療養院。
去年底，照服員終於進入醫院專門照顧許席圖，經常跟他說話、按摩身體，如今許席圖的關節柔軟許多，雖無法言語，但眼神能與外界互動，也不再害怕身體碰觸。
9月12日，我們來到位於花蓮市、彭仁郁擔任督導的「Psbalay政治受難者關懷據點」，她正與一群社工、臨床心理師、照顧服務員、學生們討論如何照顧前輩。56歲的她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她穿著牛仔短裙，頂著一頭金髮（之前曾染過螢光粉紅、橘紅、藍紫等各種髮色），說到激動處語速愈來愈快，雙手在空中揮舞。
她現在情緒外放、說話滔滔不絕，勇於拍桌子替別人爭取資源，但以前的她不是這樣，她曾經不說話，不信任這個世界會接納她。
這天，我們來到她和先生彭保羅位於新北市深坑的家，二人都是中研院學者，家中掛滿彭保羅的油畫作品，畫的多是山、老街與人等尋常台灣風景，門口貼著彭保羅用小篆體寫的春聯「走馬看花」。她熱情地介紹每個房間的裝潢和擺設，記得我和攝影記者各自的名字，短短互動中也能感到關懷與尊重。
她1970年出生於竹北，父母都是客家人，家裡開電動玩具店，家中三個小孩，她是長女。「小時候家裡很窮，爸爸一無所有，以前還做過電動玩具。為了養活我們，就會想那種比較快可以賺到錢的方法，以前我們家還有巨型電動玩具機台、撞球檯，在戒嚴時代都是非法邊緣。誰來打？就是所謂不良少年、飛仔，還會吸強力膠，我在這種環境長大。」
才5歲，小小的她幫爸媽顧店賣糖果，那時有個常客會帶她和弟弟出去玩，「我印象很深刻，在媽祖廟前面的戲台，他拿零錢叫我弟弟去買東西吃，把他支開，把我帶到地下室。」
我們沒想到，她是童年性暴力的倖存者。震驚的此刻，她反而先照顧起我們，問：「還好嗎？」並主動遞來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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