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洋鏡文學專訪2／只叫AI「幫我摘要」就完蛋！　沈伯洋：閱讀不足恐讓知識階級差距更大

到了台大法律系，李茂生告訴他，做學問不是把老師的東西全部學會，而是理解之後提出批判。走出教室後，兩次經驗則讓他開始學習批判體制本身。

一次，李茂生帶學生參訪少年矯正機關，碰到2名少年正在走廊拖地，帶隊者逕直從剛拖好的地面踩過去，後面的學生也跟著一路踩。沈伯洋繞開濕地，2名少年竟向他鞠躬道謝。這讓他感到難堪：在外面的世界，拖地繞道不是尋常禮貌嗎？

另一件事讓他印象更深。某家量販業者發現一名果農替產品取了近似店名的諧音，提出告訴。果農被法律程序嚇壞，答應支付足以拖垮家庭的高額和解金。沈伯洋問學長：「這樣做有何意義？」得到回答：「法律就是這樣規定，誰叫他違法？」

沈伯洋曾在另一次採訪中說：「法律多少還是會為有權有勢的人服務，那是必然的，因為他掌握了資源──只是法律念久了，你會覺得很不公平。」他開始擔心，有一天會成為自己不想成為的那種人。

大學畢業後，他應屆考上律師，又以第一名錄取台大法研所。但他幾乎沒有執業，而是以藝名撲馬（Puma）到補習班教授刑法。

當時另有升大學補習班開出更高價碼，他仍選擇教導準備進入司法與公務體系的考生。透過面授與函授，他推估一年能接觸上萬人，其中不少人日後會成為法官、檢察官與律師。除了講考試重點，他也把街友為何成為詐騙集團的人頭、弱勢者如何被司法制度處罰等問題帶進課堂。

他還喜歡把時事編成刑法情境題。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期間，曾以市長特別費核銷所認養流浪犬「馬小九」的健檢與醫療費，引發爭議。此後，馬英九和馬小九便不時成為他課堂上各種刑事案例的模擬對象。久而久之，不少學生誤以為「撲馬」意指「撲滅馬英九」，甚至有人因此投訴。補習班希望他少談政治，他卻回：「老師這麼多，他們可以去上其他老師的課呀。」如今談起往事，他有點不好意思，說自己當時「年少輕狂不懂事」。

沈伯洋後來把課程整理成《刑法總則》與《刑法分則》，是法律考生愛用的參考書。他又將刑法課程錄成影片，免費放上YouTube，採訪前幾天才錄完最後一集。他不希望刑法成為少數人仗勢欺人的工具。我們問，一般人也能聽懂嗎？「一定聽得懂。」他保證。

一面教補習班、一面存留學費，沈伯洋先後取得台大法研所與賓州大學法學碩士；2009年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服役後再赴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攻讀犯罪與法律社會學博士，研究白領犯罪、刑事政策與法律社會學，試圖理解人為何犯罪，以及政府與企業如何披著合法外衣傷害一般人。

「後來我發現，單純念法律會讓人的思考變得僵化。大學裡，有政治、經濟、社會、歷史、人類學，各有看待世界的維度，但法律只有一個切入點，就是法條。」到了博士班，他開始跨出法律，除了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也接觸都市設計、公共政策、社會學與心理學。

準備博士資格考時，指導委員會開出約一千份文獻，他得在一年內消化。他把過去的手寫筆記轉換為電子形式，以寫作軟體《Scrivener》整理各家學說，建立起龐大的樹狀知識庫。

博士畢業後，沈伯洋一度獲得美國大學教職。台灣老師勸他留在美國，參與論文口試的5位美國教授卻問他：「你那麼關心台灣，為什麼不回去？」當他表示台灣的學術環境不理想，教授們又問：「留在美國，你會有成就感嗎？」他考慮了3個月，最後放棄美國教職，回台任教。

採訪時，他打開心智圖軟體《Scapple》，向我們展示當年建立的知識架構。畫面以「刑罰」為中心，向外分岔出文化、經濟、意識形態、政府、媒體與後端執行；各條支線再連向不同學者、相關論文及他自己的批判。「現在你問我任何政策或刑罰的問題，這張圖就會在我腦中浮現。」

這種訓練也深深影響他對現今AI工具的看法。

「以前要花一個月做的文獻歸納，現在AI一天就能完成。」沈伯洋說，AI確實大幅提高效率，問題是它只依照機器的整理邏輯，思考架構並不全面，通常會有缺失。一個刑罰問題可能有7、8種切入角度，AI卻可能只給出其中一種。

「如果你只輸入『請幫我摘要這篇論文』，那就完蛋了。」他使用AI時，會要求它採取特定學者或理論的視角，有時也先提供都市設計、社會學等領域的經典文獻，再檢查它遺漏了哪些問題。

但要知道應該採取哪種視角、追問什麼問題，又如何判斷AI漏掉了什麼，使用者本身必須先有足夠的「知識底蘊」。沈伯洋認為，「要學會精準提問，唯一的前提就是具備跨領域的大量閱讀經驗。」

因此，他不認為AI能讓知識變得更平等。原本就擁有閱讀習慣、知識基礎與教育資源的人，會更懂得如何提問，也更有判斷力；缺乏這些條件的人，則可能只是被動接受AI給出的資訊──階級差距或許只會愈來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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