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台大罷免進入決戰時刻，從商界、演藝圈，到文化圈，百工百業都在展現民主的力量。58歲的余能生是桃園一間經營超過70年老麵攤的第二代，小時候經歷過「中壢事件」，成年後因為媽媽的離世，輾轉認識蔡丁貴和公投護台聯盟，促使他重新理解台灣歷史，才覺悟到小時候的自己，其實也是那個戒嚴時代體制下的受害者。因此，為了台灣這塊土地，他選擇走上街頭捍衛民主，就算被告也不畏懼。《鏡報新聞網》獨家取得《鏡週刊》「心內話」單元授權，透過全文刊載及影音製作，讓余能生對台灣民主信念的聲音，能被聽見。

文/曾芷筠 攝影/杭大鵬

中壢事件那年，我十歲。那天，我上午在中壢國小打棒球，到了傍晚，看到天橋、警察局前人愈聚愈多，群眾開始鼓譟，還看到一台憲兵車被翻掉。那時還小，我只想著《科學小飛俠》快演了，該回家了。 我在客家庄長大，爸媽結婚後開了這間麵店，到現在70年了。1970年代，每週三晚上會有黨外人士在附近的國小演講，庄裡的長輩們聽完之後，會來店裡喝酒聊天。我十幾歲就跟大人同坐一桌，也可以抽菸、喝酒。

爸媽對我非常溺愛，我上面有5個姊姊，為了傳宗接代，努力生下我這個小兒子。我的乳名叫「hone」（ほね，意即骨頭），來自一首日文老歌〈骨まで愛して〉，意思是愛到入骨。小時候姊姊們打破碗盤，只要說是我做的，媽媽就不會罵。 爸爸很早過世，媽媽期待我結婚、接麵店。18歲時，朋友介紹的女生得腸癌過世。我不懂浪漫風趣，一直沒對象。22歲退伍後，我跟大姊一起經營麵店。那時媽媽常跟鄰居在店裡賭象棋麻將，我不喜歡，跟媽媽大吵，她卻說這是一種賺錢的方式。

我不懂得溝通，乾脆自己去外面工作，我賣過車、剉冰，做過鋁門窗，送過報紙，沒一樣做得起來。說來慚愧，賺來的錢都花在跑夜店、喝酒上，一毛也沒拿回家。到了30多歲，事業沒有成就，也沒結婚，我陷入自我懷疑，才決定回家接麵店。

媽媽有肝病，我照顧到她80歲。過世5年前，她受洗成為基督徒，一直為我祈禱，希望我的人生順利一些。我沒什麼值得媽媽驕傲，覺得對不起她。她的告別式上，我邊哭邊說：「我們以後一定還會再見面。」

她應該去了天堂，但我有資格去天堂嗎？基督教常說「好憐憫、行公義」，我想要努力。我受洗成為基督徒，認識了蔡丁貴教授和公投護台灣聯盟。太陽花運動占領立法院和行政院，我都是被告。十多年來，我有空就到中壢火車站、西門町舉獨立建國旗；每年騎機車環島一次，車上必定插著大面台灣旗。 我重新理解台灣的歷史，才知道中壢事件是因為國民黨在桃園做票，警察打催淚彈，還死了2個人。我也反省，戒嚴時代的教育是鼓勵人賺錢，不問政治，大人忙賺錢、瘋賭博，沒時間陪小孩，我也是體制下的受害者。

今年，我的麵店變成罷免連署站，網路上有人說要抵制，其實這陣子，店裡生意反而好了2成。很多志工是以前不關心政治的地方媽媽，現在，她們戴著口罩，還是願意站出來，每天埋頭折文宣、搬物資、上街宣講，時間到了回家煮飯、顧小孩，再回來忙到晚上8、9點。無論投票結果如何，我認為罷免一開始就成功了，只要公民覺醒，就不怕政治人物亂搞。

為台灣這塊土地盡力，我相信以後會在天堂見到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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