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憤怒的貝殼　彭仁郁

彭仁郁說話很容易激動，尤其當她看見一個已經受傷的人，繼續為體制所傷。

去年，一次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上，身為民間委員的她，忍不住當著院長卓榮泰和各部會首長的面痛斥政府不作為，起因於一位政治犯前輩寧人4個月間2次泌尿道感染、昏迷後送醫；另一位前輩許席圖則四肢攣縮、肌肉僵硬、膀胱膨脹常有尿液滲漏。兩位都住在衛福部轄下醫院，但受到的照護品質極低落，近乎不人道。

要提升照顧品質，得聘請照服員，但當時衛福部以「已經提供公費病床」為由，拒絕撥補經費，要前輩和家屬自行處理。她怒不可遏：「怎麼可以讓長輩自己出錢！」在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協調下，終於成功爭取到專案費用，院長卓榮泰也特地到玉里醫院探視許席圖。

和她一起工作的社工袁志君說：「仁郁老師很堅持長輩不可以自己出錢，必須由國家來負擔。他們被抓、被關、被刑求、發病被送到醫院，是國家造成的傷害，對他們的影響是一輩子。要修復這個錯誤，就應該由國家來照顧，而不是只給賠償金就沒責任。」

許席圖是1960年代白色恐怖重大案件受害者：1969年，他因涉「統中案」遭逮捕，在景美看守所受到酷刑，導致心神喪失、無法受審，後被鑑定罹患精神分裂（現稱為思覺失調）。即使如此，總統蔣中正仍批示不得暫停審理，應判處死刑。最後連警備總部與軍法處的相關人員都認為這不符合當時訴訟規定，私下擱置審判，1973年將他送往療養院。

去年底，照服員終於進入醫院專門照顧許席圖，經常跟他說話、按摩身體，如今許席圖的關節柔軟許多，雖無法言語，但眼神能與外界互動，也不再害怕身體碰觸。

9月12日，我們來到位於花蓮市、彭仁郁擔任督導的「Psbalay政治受難者關懷據點」，她正與一群社工、臨床心理師、照顧服務員、學生們討論如何照顧前輩。56歲的她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她穿著牛仔短裙，頂著一頭金髮（之前曾染過螢光粉紅、橘紅、藍紫等各種髮色），說到激動處語速愈來愈快，雙手在空中揮舞。

她現在情緒外放、說話滔滔不絕，勇於拍桌子替別人爭取資源，但以前的她不是這樣，她曾經不說話，不信任這個世界會接納她。

這天，我們來到她和先生彭保羅位於新北市深坑的家，2人都是中研院學者，家中掛滿彭保羅的油畫作品，畫的多是山、老街與人等尋常台灣風景，門口貼著彭保羅用小篆體寫的春聯「走馬看花」。她熱情地介紹每個房間的裝潢和擺設，記得我和攝影記者各自的名字，短短互動中也能感到關懷與尊重。

她1970年出生於竹北，父母都是客家人，家裡開電動玩具店，家中3個小孩，她是長女。「小時候家裡很窮，爸爸一無所有，以前還做過電動玩具。為了養活我們，就會想那種比較快可以賺到錢的方法，以前我們家還有巨型電動玩具機台、撞球檯，在戒嚴時代都是非法邊緣。誰來打？就是所謂不良少年、飛仔，還會吸強力膠，我在這種環境長大。」

才5歲，小小的她幫爸媽顧店賣糖果，那時有個常客會帶她和弟弟出去玩，「我印象很深刻，在媽祖廟前面的戲台，他拿零錢叫我弟弟去買東西吃，把他支開，把我帶到地下室。」

我們沒想到，她是童年性暴力的倖存者。震驚的此刻，她反而先照顧起我們，問：「還好嗎？」並主動遞來衛生紙。

「後來我們搬家，我再也沒見到那個人，有很長失憶的歷程，等到我想起來，是因為我回舊家拜訪以前的鄰居，結果看到那個人在鄰居家裡做工，看到他對著我笑的那個面容，我整個記憶『刷！』一下回來。那時候我國一，開始進入一個很恐怖的時期。」她補充：「以前我不喜歡講自己的受創經驗，因為我做創傷研究，擔心別人會以為是因為我有這個經驗，才做這個研究。」

青春期身體開始出現月經、性慾，「對我來說很可怕，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她從小難以跟人交朋友、習慣沉默，她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創傷，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儘管她從小是模範生，成績優異，老師同學都喜歡她，但她一直都有灰色的念頭，「我當時作文會寫：我像是一個攤在沙灘上的貝殼，在烈陽下逐漸死去，類似意象會一直出現。」

現在回頭看，她說貝殼是性暴力受害者常見意象，害怕被人看見，心中的痛苦說不出來。國中時她感到窒息，決定離開新竹，去台北考北聯，獨自一人坐火車到台北買街道地圖、考試簡章，「我那時沒有在怕，有種意志到哪裡，腳步就到哪裡的感覺。」天資聰慧的她考上北一女。

在北一女，班上同學多半是富裕家庭的小孩，週六穿著漂亮時髦的便服，談論去哪裡看展覽、吃美食，她不懂。她住在學校附近一位建中退休教師的宿舍隔間，得爬木梯才能抵達的低矮夾層，身體坐不直，就著紙箱當桌子念書。

她拚命念書，一開始成績不錯，但到了下學期，創傷記憶又回來，愈發不可收拾。「我開始出現一些身心症狀，包括泌尿系統發炎、無法控制膀胱，看醫生、吃藥都沒有用。那段時間很痛苦，我無法坐在教室裡太久，每10分鐘就要去廁所，後來絕望到蹲在廁所，不敢去上課。」

高二時，一位姓林的國文女導師，認為她是全班的害群之馬，會在課堂上叫她站起來，數落她。「我那時內心離這個世界有點遙遠，所以沒什麼反應。」她提到一段小插曲：那時讀到作家三毛寫關於沙漠的散文，內心很受震撼，寫信給三毛。不久後，她聽聞三毛自殺，嚇壞了，自責是不是因為自己寫了太黑暗憂鬱的文字。「回想起來，一個孩子孤單、絕望到寫信給完全不認識的作家，其實是在求救，只因為覺得她可以理解自己。」

老師愈找她麻煩，她愈沉默、拒學，有時趴在桌子上假裝睡覺，老師還特地走過來戳她。後來她因曠課太多，教官和導師威脅若不解釋清楚，就要父母來學校，這是她最害怕的事情。她終於坦承，小時候曾經受過傷害。「結果，導師做了一件讓我毛骨悚然的事，她拍拍我的肩膀，說：『妳是不是在作夢？』我很不舒服，全身驚跳。」

好不容易說出來，別人卻不相信。導師和教官開會，認定她說謊，將她記2大過、留校察看。「本來我已經決定要休學回家，結果班上同學打電話來，一邊哭一邊叫我回來。原來，她們找了一位護理老師來幫忙。」護理老師帶她去看一位剛從美國回來、學習過性創傷的精神科醫師，她才理解：「我的身心症狀都跟創傷有關，當下我第一次覺得有人相信我。精神科醫師對我說：『是妳的老師有問題，妳要回學校，那像是給老師一巴掌，關心妳的同學會很開心。』」

那句話讓她湧現出力量，回到學校後，她直挺挺地看著老師，「雖然我還是會精神狀況不好、一直去上廁所，但我就是坐在位置上；後來我的身心症狀有減緩，那時沒有性創傷的概念，但我能挺過、還能往前走，是因為有一群人，她們甚至不知道妳發生什麼事，但當她們看到妳被汙衊的時候，沒有站在汙衊妳的那一方，反而是心疼妳的。妳被身邊的人看見了，原來我的存在是有意義的，這樣的感受非常重要。」

她話鋒一轉，「有的人就沒有那麼幸運。」

她也因此對近期修法延長兒少性侵害追訴時效感到心情複雜，她說，國家認可受害者小時候的困境固然很重要，但她更在意的是進入司法程序後，受害者的背後有沒有辦法形成一個支持網絡。「我們都知道進入司法程序就是另一個邏輯，體制造成二度傷害的機率是高的，所以必須有一個社群去支撐他，協助他做準備。釋憲結束了，但後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特別是如何形成一個支持網絡，去支持倖存者返回社會。」

一個人能不能走出創傷，從來不是個人的事，這是她去法國念精神分析後才逐漸理解的事。1999年，因為學費相對便宜，她選擇去法國。那年，她研究生時期結識的台灣綠黨創黨共同召集人高成炎教授前往法國，想拜會環境部長，透過台灣留學生圈子尋找翻譯，她因陪同前往而認識中文系畢業的法國人保羅（Paul Jobin），兩人相戀、結婚。

她進入巴黎狄德羅大學（當時的巴黎第七大學）念博士班，論文寫的是家內性侵的受害者，跟著受害者組織的協會一起抗爭、倡議，她看到受害者可以透過集體行動改變身處的環境。「即使是家內性侵，都有其社會面向，受害者的創傷也跟體制怎麼回應、社會怎麼對待性暴力相呼應。」在法國，她上街參加抗議，跟著人群喊口號；她去教會幫無證難民申請身分，投入人道救援，替別人發聲的過程中，她克服了自己的創傷和自閉。

也是在法國，她第一次回頭看自己的家族。為了成為精神分析師，她必須長期接受個人分析，有一次，她對精神分析師提到外公—那是家族裡一段鮮少有人過問的空白。

「我外公是村子裡的瘋子，我媽以前都說，他是風流倜儻的才子、很會念書，但我認識的他總是很邋遢，戴著斗笠，穿得破破爛爛，汗衫縫補過上百次。他每天都說要去巡水田，但他其實沒有工作能力。他會喝掉一整排養樂多，一邊喝一邊蹲在地上，我們一群小孩就圍著他，他跟我們講『青𧊅』（客家話，綠色青蛙之意）的故事，一隻跳到另一隻身上，他的世界裡只有青蛙，小時候只覺得很好笑。」

精神分析師突然問她：「妳覺得對外公來說，青蛙是什麼？」她這才想起，媽媽曾經說過，外公當年曾被日本政府派去南洋打仗，「我腦海中突然浮現野戰服，戰場、軍事訓練、差點去南洋當炮灰，我生平第一次把這些事情串起來，青蛙綠色的外表，不就是戰服和鋼盔的顏色嗎？」歷史的空白彷彿清晰了起來，「為什麼他會瘋掉？他已經被抓去訓練，出發前，他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脫光，在冬天裡一直吹冷風，把自己弄到發高燒，他後來氣管一直有問題。」

外孫女再也無法找到本人親自確認，但她理解了外公的瘋狂。「我第一次深刻理解外公的恐懼，他在軍事訓練過程中怎麼被對待？會不會他被虐待？」

2007年回到台灣後，她才問母親，外公是什麼時候瘋掉的？母親回想起，她國中時，曾看到外公在田埂旁走來走去，同學問：「那是不是妳爸爸？」母親否認，感到丟臉。說到這裡，母親開始落淚。彭仁郁說，歷史的空白其實是當權者刻意製造出來的，「我學精神分析，才讓我第一次對自己的家族史有感覺，以前我們被威權政府強迫背誦國民黨官方歷史，導致人們認為自己家族發生的事一點也不重要。」

那些沒有說出口的傷並沒有消失，只是變成恐懼、羞恥與憤怒，烙印在下一代身上。 2016年，先後有2位白色恐怖受難二代聯繫她，其中一位政治犯在出獄後持續受到監控，逐漸出現精神問題，懷疑妻子被特務吸收，經常過度警覺，並對小孩施暴，後來被診斷為思覺失調。彭仁郁前去探訪，「家人不想聽他講話，因為他講話不斷重複、邏輯跳接，子女都躲得遠遠的。」她不定期去訪視，聆聽前輩的受苦經驗，也與他的子女們建立連結，藉此打開一個安全的述說空間。

「另一位前輩有5個小孩，其中4個被診斷有思覺失調、躁鬱、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泛自閉症等不同精神疾病。」因為政治迫害，前輩失去工作，使全家陷入貧窮，政治創傷的影響甚至傳遞給下一代。那位前輩同樣說話叨叨絮絮，破碎纏繞，像囈語，像怨訴。她很努力地聆聽，有時勉強拼湊出的幾段血肉模糊的故事，可能是某段在裡面遭受酷刑的記憶，可能是當時遍訪親戚求救的無助，或是心中的冤屈。

聆聽與述說是療癒的開始。「我的生命經驗、我的研究領域中的受訪者，每個人都要殺出一條血路，才能倖存下來，才能回頭認可自己的經歷，講出自己的故事，並好好用如其所是的方式記錄、銘刻下來，每個人都是這樣殺出血路來的。」

2018年，她把這份理解帶進國家的轉型正義工程，在促轉會擔任「重建社會信任組」召集人，開始做一件過去台灣少有人做的事：訓練以心理師、社工為主的助人專業工作者理解什麼是創傷，以及該如何應對才不會造成二次傷害。

曾任促轉會代理主委的葉虹靈說，以前台灣幾乎沒有人談政治暴力留下的創傷和陰影，彭仁郁是將心理療癒工作帶進來的很重要的人。她舉例，「有位前輩叫高波，他晚年得了憂鬱症，把自己關在房間，完全不見人。」社工和心理師一次又一次拜訪、吃閉門羹，慢慢地高波可以跟大家同桌吃年夜飯，還辦了一個攝影展，「他居然擔心活動有沒有跟管區報備，怕警察來找麻煩，原來壓迫的陰影一直到現在。」

葉虹靈坦言，創傷療癒的成本高、時間長、個案少，在看到「成效」以前，不斷面對的是來自內外的質疑和績效壓力，「必須像她（彭仁郁）這樣有點天真和傻勁的人，才可以堅持這麼久。」

2022年促轉會任務結束，4年來，彭仁郁持續培養團隊，在各地照顧受難家庭。花蓮據點的社工袁志君說，團隊很密集開會討論，「仁郁讓我們覺得被支持，所以很輕鬆，我沒辦法判斷時就會問她，她會給一個方向，告訴我們她怎麼想、根據這個方向接下來的行動是什麼，以及跟長輩一起工作要注意什麼，她不是下命令的人。」

這天，花蓮據點舉辦了一場關於許席圖的工作坊，邀來歷史學者、同案前輩、受難家屬二代乃至三代共聚一堂，許席圖被照服員從醫院帶出來，與所有人坐在一起。有人談歷史檔案，有人談當年記憶，有人落淚哭泣，也有人第一次說出自己作為政治犯家屬多年不敢談論的羞恥與傷。

一個人曾經被國家帶走、被刑求到精神失序，57年後，另一群人試著把他帶回人群中。大家圍繞著許席圖，對他說話、幫他按摩。他偶爾咳嗽，像貝殼從緊閉到慢慢打開，彭仁郁視為是一種回應，輕聲溫柔地說：「謝謝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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