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學界對這個「核廢奇蹟」的批評其實不少。長期研究芬蘭核廢治理的學者群（Kojo、Litmanen、Lehtonen 等人）指出，公民參與長期低落，被評為徒具形式，且環評聽證僅具諮詢性質、參與者寥寥，議題框架早已鎖死在「深地質處置」這個唯一選項上；即使在埃烏拉約基當地，民意也長期兩極，2012年調查結果約4成2支持、3成6反對；而那個從未被動用的否決權，反過來讓在地反對運動失去了著力點。2023年出版的《放射性廢棄物治理的未來》，把分析芬蘭的一節，直接命名為「核廢決策中薄弱的社會納入」；學者們提醒，芬蘭社會對國家與專家近乎信仰的信任，和「工程師國度」的自我敘事，讓核廢議題被徹底去政治化—批判的聲音不是被壓制，而是很難長出來。
那麼，這段被拆穿的故事，還剩下什麼值得台灣學習？
郭駿武認為，剩下的，恰恰是最硬的那一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斯壯（Elinor Ostrom）研究「共有資源」的治理，歸納出最核心的設計原則：真正受影響的人，必須能參與制定約束自己的規則—能否決，是「同意」得以成立的前提。這一點，芬蘭確實做到了，也最值得學習。
但還要看第二層：否決權寫在法律裡是一回事，行使否決的真實成本是另一回事；對一個生計與稅收緊密深繫於核工業的小鎮而言，說「不」的代價從來不對等—制度上的對等，不會自動等於實質上的對等。德國哲學與社會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筆下，沒有人被權力或金錢扭曲的「理想言說情境」，在埃烏拉約基從來不曾純粹存在，金錢與依賴，始終都在房間裡。芬蘭真正了不起的，是持續敞開溝通的管道、幾十年不關門，讓不同意的人，始終有一個把話說出來的地方。
回看台灣，我們討論核廢選址，常常被簡化成2個問題：技術上能不能放？以及放在哪裡？但在此之前，更根本的前提是政府和當地人之間有沒有信任？有沒有讓「不同意」被制度性聽見的程序？這無法單靠一份環評報告、一場公聽會就達成，而是需要幾十年、無數次不預設答案的雙向對話，一點一點地積累。
而台灣到現在，連「決定—宣布—防禦」的階段，都還沒真正走出去。
結束Coffee time後，導覽員帶我們走進視聽室、進行正式簡報，在談及核廢料以前，先從同在奧爾基洛托的核電廠，以及人們最關心的核安問題說起。
導覽員說：「核能最大的安全問題，是輻射。而要控制輻射，最重要的二件事，是停機與冷卻。」奧爾基洛托核電廠的緊急停機系統，可以在4秒內停下反應爐。但停機後，反應爐中的燃料棒仍會持續產生熱能，這使冷卻系統幾乎和停機一樣關鍵。
奧爾基洛托最新機組OL3的冷卻系統，遵循歐洲核安標準裡的「N＋2原則」設計而成。它由四個完全獨立的迴路組成，不僅物理上隔開、分別設置在四棟獨立的安全廠房裡，且每個迴路都具備單獨、完整的安全功能，以防止同一個事故同時摧毀多組系統。除此之外，還設有緊急柴油發電機、備用柴油機，以及一座可獨立供電的燃氣渦輪機廠。
這樣的設計，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不相信任何單一系統。」
聆聽簡報的當下，我對OL3的印象是嚴謹、透明、設計完善，同時也抱持困惑：這樣的設計，人類可以實現到什麼程度？又需要付出多少成本和代價？既然核安管理可以如此嚴謹，為何仍有許多民團、學界人士如此擔憂？回台後透過查閱資料，才補足了我的盲點，也回應當時的疑問。
OL3被視為安全、高效的新核能代表，但背後的建造過程、綜合成本等，都不如表面來得光鮮亮麗。
其在建造期間就經歷許多波折，不僅延誤將近14年，是有史以來興建工期最長的核電廠，且總費用膨脹到近110億歐元，超出原本預估的3倍以上。期間，芬蘭核安管制機構STUK也公開批評，施工指示未被遵守，焊接作業及監督均存在嚴重缺失；建造商Areva與業主TVO之間爆發長達數年的鉅額賠償爭議。
而商轉後，問題仍未停止。第一次年度歲修，因發現燃料元件疑有異物風險，需要進行額外的全面檢查，實際耗時74天，是原定維修時間的整整2倍。至今，奧爾基洛托的3座機組，仍每年輪流進行為期約一週的停機檢修—全面檢查、更換燃料、做任何有需要的現代化改進。這個制度幾十年來從未間斷，每年光是維護與改良，就投入約五千萬歐元。
OL3目前的安全設計雖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簡報裡甚至提到，核電廠每一次重大決策，都要通過超過五十項安全評估。但這樣一座設計相對完善的機組，光是「建成」本身，就已經是一段充滿代價、錯誤與爭議的歷史—其中，還需考量人為疏失的可能。
「先進的設計」和「將其實現」之間，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而這樣的距離，是現在的台灣能夠承擔的嗎？
台灣核電廠也有緊急停機、定期歲修及冷卻備援系統，但在安全嚴謹度上，與國際現行標準仍有一大段差距。以最後除役的核三廠為例，其冷卻系統依1970年代的美國標準設計，組數遠少於歐洲現行的N＋2要求。歐洲獨立核安顧問曾表示：「以現今的標準回頭看當年的反應爐，許多機組根本無法取得興建執照。」台灣核電廠若要重新啟用，並達到當代安全標準，勢必得斥下鉅資、歷時多年全面改造，甚至可能受限於「改裝」的限制而難以達成。
更重要的是，多場公投說明會、政府與台電公開資訊裡都沒有清楚告訴大眾：備援系統有幾組？各自獨立到什麼程度？設計上假設哪些東西同時失效、仍能運作？我們的討論停在「有或沒有」；芬蘭人的討論，卻是從「有幾組、各自獨立到什麼程度、在什麼情況下才會同時失效」開始。
這不只是溝通方式的差異，而是對「安全」要求到什麼深度、願意付出多少代價的差異。可在台灣，連透明資訊與公民參與的基礎都還遠遠不足，又從何談起核安的要求該多嚴謹、需要付出多少資源，以及台灣是否可以、是否想要承擔這樣的代價？
既然芬蘭已經有了核廢料最終處置方案，我們很好奇，這會不會反而讓再生能源的發展變慢、讓國家更依賴核能？
導覽員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他說，再生能源其實發展得相當快，但關鍵問題是，再生能源同樣會產生廢棄物，卻沒有人要求業者處理。他舉例：太陽能板總有一天會老化、必須汰換，大量退役面板該如何回收處理，很少有人認真面對；風機的葉片也一樣，退役後幾乎派不上用場，到頭來，還是得有人處理。
導覽員說：「所有事情都有正反兩面，我們不可能有完美的解決方案。重要的是，你要看整體的大局，並且，為自己的廢棄物負責。」
對此，我並不完全同意。核能廢棄物與光電、風電廢棄物的風險、影響範圍與嚴重性，在我看來完全不在同一個層次，不應該粗糙地把它們相提並論，前者是必須隔離十萬年的放射性物質，後者則主要為回收體系尚不健全的一般工業廢棄物。但我也認為，他那「應該為發電工程從頭到尾負責」的心態，非常值得台灣學習。這提醒我們：人們對其他能源的廢棄物，是否存在過於輕視的問題？而 Onkalo，是否又真正實踐了「負責」呢？
走出視聽室，遠處可見奧爾基洛托幾座核電廠的圓頂建築，訪客中心的露台，甚至設有一處給訪客的「最佳拍照點」。
走進地底之前，我其實很難想像參觀一個「核廢料處置場」會是什麼場面。高喬說，她以為會像電影演的那樣，全身包得緊緊的，要經過層層安檢且氣氛凝重。結果完全不是。除了外圍管制區不能拍照，進場只要戴上有護目鏡的安全帽，不用穿厚重的防護服，也不用安檢。
導覽員帶我們徒步走過長長的岩層隧道，兩旁不時出現解說告示牌，標示地層結構與施工階段。
當時，高喬四處張望著岩壁，時而沉浸在震撼之中，時而加緊腳步努力跟上導覽員。她後來告訴我，那時候她覺得自己彷彿在閱讀地球的歷史切片，這些沉默的岩石，比任何一本歷史課本都真實。她甚至開始好奇，台灣有沒有哪裡也能這樣直接看到遠古的基岩？好想看看我們腳下的大地，和芬蘭有什麼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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