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家長對孩子的愛，
和老師對學生的管教與教學發生碰撞時，
原本該處理不適任教師的「校事會議」成了近幾年焦慮的去處。
校園變身法庭，但沒有人在其中感受到公正的對待。
當學校成了無人得勝的焦土，
有誰能帶著方法拆彈、恢復校園的生機？
讓社會裡眾人都要經歷的學習環境，
和「家庭」連成一片樹廊，
每個生命都能在樹下好好成長。
當家長對孩子的愛，
和老師對學生的管教與教學發生碰撞時，
原本該處理不適任教師的「校事會議」成了近幾年焦慮的去處。
校園變身法庭，但沒有人在其中感受到公正的對待。
當學校成了無人得勝的焦土，
有誰能帶著方法拆彈、恢復校園的生機？
讓社會裡眾人都要經歷的學習環境，
和「家庭」連成一片樹廊，
每個生命都能在樹下好好成長。
在6月入夏的高雄市殯儀館一角，有座電子看板寫著「嚴○○老師畢業典禮」，此為今年5月在學校墜樓輕生的嚴姓老師公祭會場，聚集約2、3百名人士追悼。
一名眼中仍有淚的女老師是嚴老師多年同事，不願具名的她說，嚴老師離去的真正原因是否與學生和家長霸凌有關，沒有人能肯定；但他們同事多年，她還是忍不住投射了自己的心情，「不知道有誰可以幫助老師解決教室裡的困境，真的很無助。」
女老師描述她曾經在帶低年級的班級時，一手寫黑板，另一手牽著大哭的孩子哄他。當輪到教高年級時，議題更難，「比如學生在課堂辱罵我，或是突然情緒爆炸，我到底該怎麼辦？」她談及，以往教室內出現學生不服管教的狀況時，行政處室還有人力可以協助將學生帶離冷靜，讓教學繼續，但現在教師荒，根本沒有這樣的人手。
依據教育部統計，上一學年度（114年）開學前，全國公立國中小代理教師缺額有1429名。女老師嘆：「其實現在就算有人力也不敢做什麼吧，一碰到小孩就可能被投訴、進入校事會議。」「我真的覺得自己好像是肉身在擋子彈，老師最後的一招就是把課文唸完、叫學生寫聯絡簿，這樣真的對下一代有好處嗎？『防禦性教學』（編按：教師將教學重點放在保護自己不要被投訴）的結果，是師生兩敗俱傷。」
女老師任教的學校有將近1百個班級、每班近30位學生，教師負荷過重的不僅是課堂壓力，連身體也跟著超載，「我們當老師的常常得膀胱炎，因為下課都在忙學生的事，到了中午，我們才把便當盒放著，先去尿尿。」
高雄市教師工會理事長李雅文告訴我們實施6年的校事會議制度裡，最為人詬病的是「濫訴」。除了造成教師無謂的身心折磨，還有每個投訴不管情節輕重，行政人員都要花一樣的力氣：開會、找委員、調查、寫報告，每一案支出從5萬到20萬元不等，「每個案子都是校務基金去支出，有學校已經花到沒錢修廁所了。」
面對濫訴的亂象，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了校事會議所依據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7月中旬，教育部公布新制執行後的數據：1至5月的全國檢舉案件共313案，較修法前一年同期減少273案。其中，有107案不受理、136案因情節較輕故回歸教師考核機制；最終送進校事會議的案件有70件，相比舊制大幅減少6成，降至22％。
李雅文認為，教育部修訂的新制刪除了匿名檢舉，且須召開「會前會」討論受理和分流，濫訴情況看來有改善。她加碼分享高雄市教育局正在籌組「校園親師生調處溝通委員會」，讓事情在進入校事會議之前，就有相對客觀的角色扮演溝通任務。
濫訴的起因，某方面反應的是親、師、子3方的「訊息失真」。孩子每天在學校8、9個小時，家長真正知道的，往往只有回家後那短短幾分鐘的轉述。而孩子的轉述，有時可能是情緒加工後的事實。
在台北市精華地段、有13年國小教學資歷的劉老師就面臨這個狀況。上一個學年度（114年），她被班上同一位家長接連投訴，最後導致二案成立，各申誡一次的處分。
去年12月，劉老師發現班上某位家長在聯絡簿上氣沖沖質疑她為何「指示不讓孩子吃飯」，要求校方出面處理，並寫著：「我也可以邀請相關的教育專家、立委來跟老師溝通，關於我孩子的生存安全。」
「我其實比家長更驚訝，欸？怎麼會沒有吃到營養午餐？我第一時間就趕快跟孩子確認是什麼樣的狀況。那當然，小孩有他自己的一套說辭。」劉老師回憶當天，她記得：科任老師剛下課，還留在班上處理事情；自己也抓緊時間向全班宣布繳交習作等事項，並提醒這位學生利用中午補完遲交多天的作業，「我那時候給他的指令，是說『你要利用中午的時間把這份作業完成』，但我不可能跟他說不能吃飯。可能真的是訊息上誤差，所以導致後面這一連串的事情發生。」
儘管校事會議調查，證實劉老師沒有言語恐嚇。半年後，這位家長再次投訴劉老師霸凌學生，校方只得舉辦第二次校事會議。這次引爆點則是因為家長在親師協調時，強力要求不要給他的小孩太大學習壓力，所以劉老師就沒有發放課外補充資料給這位學生，及其他尚未完成基本習作的同學。「但調查委員詢問的重點放在『有做這件事嗎？』有，那就符合第○條第○款，予以申誡。」懲處出爐後，劉老師沒有提出異議。「如果申誡可以讓家長心理過得去，那就這樣吧，讓事情翻篇。」
近9個月的調查充滿煎熬，親友建議劉老師看身心科，但她沒去。「家長的訊息都很靈通，我怕家長會貼標籤：『你看，老師都去身心科了，代表精神有問題』，我怕這種汙名化的標籤。」
關於這一點，李雅文分享高雄市「心理諮商與輔導支持系統」的模式是，為確保個人隱私，教師可以直接預約心理諮商所，不須經學校評估。「以往額度是1年5次，今年增加到1年12次免費。」台北市同樣也有12次，其他縣市則是6至8次不等，顯見教師在教育現場承受的壓力，導致對諮商需求之猛烈。
根據《親子天下》所進行的「2026教師幸福感調查」，台灣國中小教師幸福感平均只剩50分，6成想離職，近7成不願意讓孩子當老師。韓劇《鐵拳教育》更強化當前校園失序的印象，彷彿到處都是：難搞的家長、失控的學生、失能的教師、失靈的制度。
在越來越多老師感嘆不如歸去的時候，高雄勝利國小的黃慧瑜老師今年任教滿30年了，就在大家羨慕她可以「安全下莊」的時候，她霸氣地說：「我要證明老師不是遇到困難就會逃避，而是懂得與時俱進，快快樂樂的也可以教滿40年！」
除了是在職老師，她也是3個孩子的媽媽，她說自己「完全能夠同理家長的焦慮」，因此特地進入高雄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擔任輔導團輔導員。她相信，「大部分的家長都愛孩子，大部分的老師也都愛孩子。老師不是站在家長的對立面，家長也不是站在老師的對立面。我們都站在孩子的身邊。」她自詡可以成為家長和老師之間的橋梁，並舉了一個親師溝通的例子，證明平時多溝通，真的會在關鍵時刻發揮力量。
她班上曾有個孩子，喜歡在走廊做滑壘動作。提醒多次，也反覆說明危險性。孩子每次都說：「老師，我知道了啦！」她持續和家長分享孩子在校的狀況，告知：「我很擔心哪一天他會自己撞到牆壁、或撞到同學，怕他受傷、同學也受傷。」後來某一天，孩子忍不住又玩滑壘遊戲了，在滑行時撞上柱子，造成腳踝骨折。媽媽趕到學校時，沒有責怪，也沒有情緒失控，嘆氣說：「老師之前提醒過，我們在家也一直提醒…」後來孩子返校後，同學主動幫忙背書包、陪他搭電梯，老師也持續關心復原情況，媽媽很感動地買了小禮物謝謝全班。
就她的觀察，教育現場多數衝突的引爆點，「都是當下的情緒和衝突的語言，而非事件本身。老師有時因為情緒化的用語，加上孩子回家傳遞不完整，就會造成家長的誤解。」而她也曾聽某社工系兼任講師分享，現在家長跟孩子的互動越來越少，孩子期待與家長交流、被家長關心，有時無意間會拿一個可能是在學校受挫的訊息，來交換家長的關心與對話。如果家長不理解孩子傳遞訊息背後的動機與誤差，就會被焦慮牽著走，誤以為孩子受了極大委屈。她建議老師要同理家長的焦慮和感受，同時，在對話策略上要記住：「針對問題、縮小問題、不要擴大問題，一次只解決家長一個問題。」
對於當前教育環境變成大投訴時代，黃慧瑜說：「我們的焦慮和疲憊，絕對不是靠『投訴』可以解決的，我們必須用『合作』才可以解決孩子的問題。對家長，我想說：孩子是訊息的傳遞者，請理解孩子在傳遞訊息時的不完整與背後動機。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我們要讓孩子養成在學校正確處理問題的能力，而不是回到家裡找父母幫忙解決。身為家長，要面對孩子的問題是一輩子的，如果不提早培養孩子面對、解決問題的能力，應對孩子每一個階段的學習跟行為問題，未來最辛苦的還是家長自己。」
D老師年資超過15年，他初任是北部一所國中的導師，曾因午餐時間太忙，請同學幫他打飯後，忙到連便當盒都沒掀開；午休前，一位學生悄悄告訴他：「老師，你不要吃。」原因是有幾個男同學趁他不注意，把地上掃起來的垃圾倒在裡面、攪一攪後再把蓋子蓋回去。
當校方出面請帶頭學生的家長到校時，家長認為一定是別人帶壞他的小孩。「那天我很崩潰，騎車回住處還出車禍。」
D老師後來考上南部高中的教師，頭幾年覺得狀況不錯，學生比國中的好溝通；可是這幾年，他明顯感受到學生不願意配合的情況越來越多。
「以前學生知道自己成績不佳還會求情：『拜託，老師不要當我。』現在有些學生不交作業，即使鼓勵補交就會及格獲得學分，但他們知道可用『同等學歷證明』報考大學，會表示『沒差啊』。還有學生因違規或被記警告，通知他們用『愛校服務』抵銷時，有些反而回答我『再看看』。」
當前學校普遍狀況是願意兼任行政的老師越來越少，大家戲稱被邀請擔任行政工作是「抓交替」。2年前，D老師開始擔任學務處的生輔組長，他曾在巡堂時用手勢請學生把手機收到抽屜，學生不滿，並以整排教室都聽得見的音量回應他不當言詞。D老師氣到曾想寄存證信函，但他的律師朋友勸他算了，「如果學生把存證信函貼上網，網友一定是會評論『老師用權勢壓迫』。」
幸好，遇到類似狀況時，學務主任會出面約談學生告知嚴重性，校長也曾請家長到校溝通，並有其他行政人力協助，多管齊下，學生就較為改善。D老師說：「如果跟學生當下發生衝突，會有人接手處理，我覺得這樣就是很棒的支持了。我認識的另一位南部學校的生輔組長就沒那麼幸運，他的學校長官不願幫忙，他只好轉走。」
同樣的，若家長對老師不滿時，處室主任和校長先促成良性溝通，通常也能減少進入校事會議的機率。所以D老師到這所高中任教10多年，只聽聞一位老師因為匿名投訴而進到校事會議程序。
只是，自從接下生輔組長這職務，D老師覺得在校時間常常都在「翻法條」，他期待教育部可以擔起更多的責任。例如教育部曾想訂定手機管理辦法，遭家長與學權團體抗議後，「最後就是請各校自行以民主方式舉辦公聽會、研議相關辦法。讓衝突回到學校端。」或是許多老師遇到學生的離譜狀況，希望學務處能以懲處讓學生有感時，「我們查一查後告知老師，不好意思，沒有對應的法條。」
D老師提到，教育部要老師正向管教、口頭勸說或站立反省等方式對待學生的不恰當行為，「但如果學生不配合站立反省呢？」「所以每年『全國學務主任會議』時，每間學校都是帶著滿滿的第一線問題前往，希望能與教育部充分討論。但是我們學務主任說，這2、3年都只有科員來，然後告訴大家：『我們會將意見帶回部裡。』」
記者截稿前，教育部沒有回應會議的出席層級，但新聞稿指出：「為健全校園職安機制，正彙整資訊，將研議訂定教師職業安全指引。」
在尚未見到一條明確的方向時，網路上有越來越多老師認為要配備密錄器上班，才能保護自己。D老師說：「我到現在還沒有這麼做，因為這樣對學生，我會覺得自己不是一個老師，是一個警察，那學校就變質了，很悲慘。」
當老師的人，通常都希望在後端的糾錯、防衛之前，就先在前端「陪著一個人變好。」教育自由工作者梁芳瑜認為，學生與老師、家長之間，在文化、資訊、各方面往往有10幾至幾10歲的落差。「這時候，教育是鼓勵犯錯的小孩知道怎麼導正、鼓勵無能為力的家長如何改善，然後大家也來鼓勵老師想方法，並容許『試誤』的空間，而不是找到一個不滿意的地方就開大槍。」
若「溝通」能減少戾氣，教師們在學校有受過訓練嗎？
1年多前主動從學校離職的梁芳瑜回憶：「其實像我們這樣教書12年的人，距離師培（師資培育）都快20年了，那時的師培課程沒有講親師溝通的學習和練習；但現在強調學權，還有家長的參與權，其實是我們師培出來之後才慢慢去接招。」
這1年多，梁芳瑜受邀去很多縣市的學校辦講座，她發現非都會區的老師相對自在些。「主要是因家庭功能可能較弱，會希望老師多幫忙，也願意信任老師。都會區的家長一樣是請老師多幫忙，但當『你的方式我不滿意時，請老師要聽我的』。」
她也觀察到，家長與教師產生衝突、進入校事會議，通常有2種類型：「一是家長自身成長過程中忍受過老師帶來的負面經驗，看到小孩有一點不適應，家長就會很敏銳，不想讓小孩也受那樣的苦，於是就用現在有的投訴工具去處理。二是一路當好學生長大的家長，這樣的人有個特質，就是不太違逆老師，當他忍到最後爆發決定反制，設想的是『翻臉就算了』。」
梁芳瑜自認跟家長算是互動多的老師，但她不喜歡漫無目的聊天，所以會嘗試用不同的方式跟家長聯繫，例如「每個月」邀請家長寫一次聯絡簿，可以評論時事、談天氣、鼓勵老師或小孩，不想寫也不勉強。「當家長有點不滿意的時候，他們就會趁這個機會寫一下，我的雷達就能接收到家長在意和焦慮的地方。」
即使從來沒有被家長投訴過，梁芳瑜還是經歷了濫訴的痛苦。梁芳瑜的先生也是國中老師，大約5年前，個性總是正向的先生回家後開始會提及被同一位家長多次騷擾。梁芳瑜以為只是先生沒有滿足家長的確切需求，直到一次半夜12點，家長打電話堅持要到教室幫小孩拿書，甚至後續還有更惡意的行為，梁芳瑜才明白先生承受的處境。
她反省地說：「我是當老師的，又是另一半，這麼親近都沒辦法（第一時間）理解他的痛苦。所以很多老師受了委屈更不敢講，他會覺得是汙點、也自我懷疑是不是真的沒做好溝通？同時每天還是要到班上關心學生，不能讓自己垮掉，那個感受是很壓抑的。」
但身體會說話，「他當時每天都被反覆出現的疼痛困擾，做各種檢查都找不到原因。」夫妻倆決定正面面對，先生寫了一封完整的長信向校方交代始末，讓相關人員明白他經歷了什麼；當家長提告時，行政夥伴甚至主動為他找律師打官司。直到壓力解除後，先生的身體才緩慢地恢復。
梁芳瑜認為，篩選不適任教師的機制還是需要存在，但「如何降低好老師被冤枉」？在制度之前設下關卡是其中一種方式：「舉例來說，『親師溝通不良』可以把老師送進校事會議，那提申訴的人，是不是也要具備『你有為溝通努力過』的證明？」她在講座見過各式各樣的老師，「老師其實都有好的意念，體制應讓老師願意繼續努力維持這個好的意念，而不是使老師消極。」
像是大家關心的「管教權」，梁芳瑜提到國中升高中有一個奇怪之處，就是「非考試」的分數，對升學的實質影響不大。「所以品格教育是在玩假的，孩子知道他只要把學科搞定就可以變人上人。」她強調，管教權不一定是恢復體罰這種懲處，而是讓學生知道「沒有盡到責任是有代價的」，上課遲到、作業擺爛…升學積分就有被扣掉的風險，「這樣老師就更有餘地去輔導他、鼓勵他。」
梁芳瑜也很心疼一些老師在經歷投訴的折磨之後，已進入防禦性教學。「沒有一個老師站在講台的第一天就決定要當一個『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的老師，這對自己的專業是一種很大的傷害。」在走到這一步之前，她建議還有自我身心保護、離線權等可選擇的空間。「先好好照顧自己，對自己寬容，才有可能用新的角度看待學生，我們以前沒有被教導這些。」
立委陳培瑜表示，教育部曾經發函請縣市政府宣導轄區學校「明定適當聯繫時段」進行親師溝通與教學業務。她覺得這很荒謬，「教師如果超過時間就真的不回覆，家長會不會不爽、然後投訴老師？所以（教育部）你應該要讓教師敢用、不用擔心被投訴，不是發一張公文出去就好了。」
陳培瑜在質詢教育部「校事會議」的濫訴問題時，提到家長與教師以外，其實校方行政人員也是受害者。她建議將校事會議拉出學校之外，成立一個專業人員主導、獨立、常設的「第三方專責機構」。「說實話，現在校事會議無論再怎麼修，如果都還是在校內攪在一起的狀況，大概不會好到哪裡去。」
當校事會議從學校抽離後，行政壓力可減輕，學校能回歸純粹的教學場域，家長申訴的需求也被接住，不用擔心師師相護。
甚至，「若在案件處理過程中發現其他問題時，家庭教育、心輔、法律、社工等資源都可以投入進來，讓原本只是為了解決某一個教師適任與否的問題，也廣泛性地一併處理一個家庭的問題了。」
陳培瑜曾是學校教師，也是推廣家庭教育的講師，她坦言：「其實家長真的也需要被幫忙。」「很多小孩子的問題，是因為家長自己很多結沒有解開、帶著原生家庭的負擔和投射，放在小孩身上。這群家長才是應該要好好上家庭教育的人，但他們沒有地方學。」
陳培瑜認為，教育部有終身教育司、家庭教育法，各縣市有家庭教育中心，卻沒有將「一個家庭需要的教育功能」視為政策推動。「家長就將焦慮丟給老師，覺得對孩子的愛就是去要求老師，『若不符合我的需求，我就申訴你。』」「所以回到源頭，把家庭教育處理好，才比較有機會解決對老師的濫訴。」
拆彈是一種技術，但建立起一個健康的環境，讓所有人都能成長，才是終極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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