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校園濫訴議題忽然像火山爆發般炸開。老師關心學生複習狀況，被投訴；老師上課解講司法案例，被投訴；老師鼓勵學生運動，被投訴…。投訴，那麼多投訴！
原本為了糾舉不適任教師的「校事會議」制度，因為匿名檢舉難以溯源、投訴零成本、認定標準模糊、可疑的調查品質…，誰被投訴，誰倒楣。在當前這個教育大投訴時代，信任不見了，老師和家長都有各自的焦慮和疲憊。
我們從北到南訪問多位老師、律師、專家學者，分上下兩期討論老師們的真實困境，以及針對此議題可能的回應解方。
2026年，校園濫訴議題忽然像火山爆發般炸開。老師關心學生複習狀況，被投訴；老師上課解講司法案例，被投訴；老師鼓勵學生運動，被投訴…。投訴，那麼多投訴！
原本為了糾舉不適任教師的「校事會議」制度，因為匿名檢舉難以溯源、投訴零成本、認定標準模糊、可疑的調查品質…，誰被投訴，誰倒楣。在當前這個教育大投訴時代，信任不見了，老師和家長都有各自的焦慮和疲憊。
我們從北到南訪問多位老師、律師、專家學者，分上下兩期討論老師們的真實困境，以及針對此議題可能的回應解方。
在學生的聯絡簿上寫下「數學是不是練習較少？」這句話時，謝思樺還不知道長達2年、荒謬又苦澀的考驗即將來臨。
一句「數學是不是練習較少」，4個月內遭家長投訴40幾項
那是2024年4月，謝思樺在台南某國中擔任音樂班一年級的導師。該校音樂班全國聞名，在全國音樂比賽中締造了驚人的「特優12連霸」紀錄，術科之外，學科成績也極為優異，每年有8、9成學生錄取台南一中、台南女中、雄中音樂班及南藝大。「孩子表現好，我都會送電影票。這個孩子其實滿乖的，很認真，她是每一次段考都拿到我的電影票的孩子喔，那媽媽有說過她都不愛算數學，我還幫她說話…」
4月段考完，謝思樺看到學生（以下簡稱Ａ生）在聯絡簿上寫：「除了數學，各科都有90幾分，呵呵呵。」她在旁邊回應關心之語，沒想到Ａ生父親暴怒在家長群組指控「老師的一句話在摧毀孩子的生命」，無論謝思樺怎麼解釋，他就是不接受，甚至串連上一屆一位對謝思樺管教孩子從高樓丟掃把傷及他人而心生不滿的家長，兩人在四個月內投訴了四十幾項。
儘管謝思樺在家長群組解釋說明，儘管多數家長也肯定支持她的教學，投訴仍然像潮水一波波湧來。
當年4月到8月，濫訴劇情宛如八點檔或狗血灑滿天的韓劇，謝思樺生活在巨變之中。例如：Ａ生不小心踩到男同學的腳，男同學一氣之下踩回去，Ａ生向老師反應說自己很不高興，老師請男同學道歉，兩方都接受了。「這是2月發生的事情，4月他（Ａ父）開始要投訴我的時候，指控說這是性騷擾，老師吃案沒通報。」
又例如：學校午休熄燈，窗簾都拉起來了，教室光線昏暗，謝思樺發現Ａ生還在寫媽媽指定的練習卷，她擔心練習卷字太小、傷及視力，建議學生在學校盡量和同學多互動，練習卷可以回家再寫，「沒想到他（Ａ父）居然投訴我叫孩子在家自學，影響孩子的受教權。」
溝通後聯絡簿只蓋章，又遭放上群組指責沒有作為
又例如，Ａ母因某天無法送孩子上學，請孩子預先請事假，但孩子向老師表達很希望到校，謝思樺當場用手機導航查看自家與Ａ生家的距離，發現其實不遠，便對孩子說：「不然，那一天老師早上繞過去載妳好了。」謝思樺說：「那一瞬間，我看見孩子臉上的笑容。她希望我去和媽媽溝通，最後我告訴她，媽媽拒絕了，孩子失望地說：『我就知道她會拒絕。』」沒想到，這件事後來竟也成為投訴內容之一，理由是「刁難學生請假」。
眼看Ａ生家長動輒投訴，謝思樺問Ａ生：「老師之前在聯絡簿那一句話，妳有沒有感覺不舒服？」學生答說：「沒有。只是擔心爸爸把批評放到班級群組，對老師比較不好意思。」謝思樺對Ａ生說：「老師會處理自己的情緒，不過因為爸爸反應會比較大，老師擔心我寫什麼，爸爸可能都會有意見。以後妳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私下來找老師，老師會直接跟妳對話，可能就不會在聯絡簿上面做回應。」
在和Ａ生、學校高層溝通後，謝思樺從此在Ａ生聯絡簿上都只單純蓋章。「然後他就把這些東西拍下來，又再傳到我們班級的家長群組，指責我沒有作為。」這，又是一次投訴。
被投訴之後，學校依照教育部規定，必須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會議），組成調查小組進行案件調查。2024年8月第一次調查結果出爐：「未構成教學不力，不能勝任」「未構成不當管教」「未構成校園霸凌」，所有指控均不成立。
隔天，學務主任和謝思樺商量卸下導師職務，「他說濫訴家長恐嚇要繼續投訴，他怕我繼續帶這個班會沒完沒了，會很辛苦。他也跟我說因為處理投訴事件，學校行政幾乎空轉。」
在謝思樺卸下導師職務後，濫訴家長沒有停火的意思。Ａ生家長對於報告無任何違規很不高興，要求謝思樺逐項解釋為何不成立，謝不願意對他解釋，他就繼續陳情。
從指控不成立變申誡一次，只因「家長會覺得我們站老師那裡」
第二次調查報告，改認定其中四項事由成立「教學輔導行為失當」。謝思樺問委員為何兩次結果不同？委員說：「妳被投訴那麼多項，如果連一項都沒成立，家長會覺得我們站在老師那裡。」
從2024年4月到2025年5月，學校一次又一次召開校事會議，一次又一次寫調查報告，一次又一次開考核會，6次考核會每一次都是決議不懲處，但台南市教育局卻也每一次都退回重新審議。連資深行政法律師都說這是目前承辦校事會議案件最高紀錄，而在考核會第6度決議不懲處後，校長乾脆依據考核辦法的授權「逕行改核」，給予謝思樺申誡一次處分。
謝思樺說當初之所以進入教職，是因為大學去育幼院帶課輔的經驗，「我真的覺得教育是可以影響、改變孩子的」，家人也覺得教育界是相對單純的工作環境。她一直以純粹的眼光看待教育，沒想到這個環境卻以無情回應她。剛開始，校長安撫說：「妳是位很好的老師，妳沒做錯什麼事，我們都會支持妳。調查是為了還妳公道，妳就照著程序走，而為了保護自己，調查過程所有事項都要保密。」沒想到「照著程序走」，這一路走得磕磕碰碰、遍體鱗傷，卻還被要求「要保密」，什麼都不能講，「我不敢抓狂，我不敢歇斯底里，我也不敢哭泣。」
謝思樺有長跑的習慣，抗壓性一直很強。受訪過程中，她總是淺淺笑著說這些荒誕鳥事，不想扮演傳統「被迫害者」的悲情角色，你必須仔細聽，才能聽出她經常壓抑著的哽咽聲；你必須仔細看，才能看出她眼眶裡始終噙著的淚水。
她說：「對於把我弄進疑似『不適任教師』，我其實滿在意的，也一直提醒自己，我不可以真的成為不適任教師。那段時間我甚至沒有因為濫訴而請過一天假，或是耽誤學生任何一堂課。每一天，我都還是穩穩地走進去教室上課…」但作息正常的她開始有睡眠問題，從凌晨4點醒來、3點醒來，變成2點醒來。她的女兒細心觀察到異狀，跟學校輔導老師吐露：「我媽被一個家長搞瘋了，我跟弟弟在跟她講話，她幾乎都聽不到。」
被投訴40幾項，真的有輕微PTSD了
行政救濟原告勝率只有約6％，律師翁國彥陪謝思樺走了10個月的訴願行程，終於在今年4月7日勝訴。翁國彥說：「這個案子部分事實已經超過懲處時效。調查小組中有一位成員是律師喔，居然沒有人發現懲處權時效的問題。這根本不應該犯的錯啊！拜託各位委員多進修好不好？」除了時效問題，此案的訴願決定書中也指謫校事會議調查事實有誤、不符懲處要件，反映調查品質堪慮。
去年暑假，身陷校事會議漩渦中的謝思樺跟著家人到北歐旅行。謝思樺說了一個無奈的場景，「去程飛機上，我一直刪照片，因為我想要拍攝留下北歐更多美好的回憶。但是我的手機已經從旅遊生活照，變成充滿保留證據的對話截圖，每一張我都不知道該不該刪？因為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又要跳出來影響我的生活。」
她畢竟還是那個心軟、愛孩子的人。她講起某次午餐，班上某個單親的孩子穿得邋遢、連便當盒都沒有，只能借同學的便當蓋來盛飯。謝思樺見了心疼，忍不住說：「XXX，我好想把你帶回家養喔。」語音剛落，她心裡的警鈴大響！「不對不對，那Ａ生若聽到會不會大做文章啊？」旁邊同學起鬨笑說：「老師帶你回去養很好，會每天給你吃好住好，還會帶你去玩。」謝思樺和學生關係很好，會互相開玩笑，直覺回說：「不會，我會窮養，會把你當灰姑娘養。」剛講完，嗶嗶嗶，警鈴又大響！「不對不對，這樣講也會有事。我被投訴那四十幾項，有些就是類似這樣的東西，我覺得真的有輕微PTSD（創傷後壓力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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