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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拿著3月2日憲法法庭不公開說明會的出席證,她正在等待釋憲的結果。
J拿著3月2日憲法法庭不公開說明會的出席證,她正在等待釋憲的結果。

倖存者集體釋憲4/她多年來獨自背負家族壓力 打破沉默拍影片終讓羞恥轉向

今年3月,台灣憲法法庭審理一起關於兒童性侵害追訴時效的釋憲案,由倖存者集體提出。聲請人J從5歲起遭到親戚侵害,2023年台灣#MeToo浪潮下,她決定把真相說出來。

這同時也是一場記憶之戰,由於性犯罪往往缺乏物理性跡證和目擊證人,法庭攻防經常演變成記憶與科學的戰爭。我們採訪司法與心理學者、精神科醫師、心理師和社工師,討論美國與台灣的司法實務,以及創傷復元歷程。這場釋憲案,或許不只關於追訴時效,更關乎:當一個人耗費數十年才有能力說出傷害時,法律是否能還給被害人正義?社會能不能看見他受過的傷?

徐藝溶陪伴許多個案走過復元長路,那是一條反覆又曲折,宛如迷宮一樣的路。她稱受創的人為「時空旅人」,困在過去,「創傷反應很像穿越時空,一個人看起來活在當下,但創傷一被勾起,會不斷回到受創當下的年紀,再重新經歷一次弱小、無助的情緒。現在的我和過去的我會混在一起,小時候的我很孤單、一直在哭,沒有人去解救他。」療癒則是建立安全的空間,讓人重新理解創傷並安頓自己,「狀態穩定一點後,可以回去看看那個過去的小孩到底發生什麼事?在專業人士協助下,從混亂破碎中拼湊回記憶,同理並接納當時的自己。」

漸漸地,時空旅人可以留在當下,不會每次被拉回去。「當你愈來愈熟悉那種掙扎,可以悲傷、難過,但跟過去有一點距離了,就不會這麼受影響,更有餘裕區分過去和現在的自己。現在的我可以感受生活,會遇到新的事情,才有未來。」徐藝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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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權心會諮商心理師徐藝溶(左)、社工師林芮璿(右)說明性犯罪背後的深層心理與社會文化結構因素。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在《家的蜃樓》中,細緻描繪了受創主體的創傷心景。書中主角小汐從4歲就開始反覆遭受父親性侵和暴力,到24歲離家,時間長達20年,次數超過1000次。因為創傷,小汐碎裂的人格超過100個,彷彿蚯蚓被碎屍萬段,有時是5歲,有時是青少年,「你會看到她的不同人格狀態散裂在不同的創傷場景,彼此也會有衝突,有的她想要留在家裡,或是想跟父母改變關係,有的她又想對外求救,有的她會勉強自己接受這是爸爸愛她的方式,有的她會覺得很噁心、想反抗,但為了得到爸爸的稱讚和虛幻的愛而忍耐。」

 

要對抗的不只加害者,還有要求沉默的文化

書中主角在說出自己受傷的經歷後,並未獲得家族支持。「大榮的媽媽認為,『我這麼愛你,我怎麼可能不知道?』她不相信,還要求大榮繼續扛家務。小汐的手足則說:『就算爸爸以前對妳做過什麼,他現在老了,身體不好,妳要回來照顧他。』要兒女盡孝道是全家人的期待,當事人自己也會有這個期待,大家都會糾結,自己是不是不孝?」

倖存者真正對抗的從來不只是加害者,而是一整套要求他們沉默、原諒、顧全家庭、維持和諧的文化。在這樣的期待裡,說出真相往往比承受傷害更需要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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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遭受性侵害後,平均需要24年以上才能說出口。(示意圖,東方IC)

J決定不再沉默。去年農曆年,她親自準備年菜招待親戚,唯獨禁止加害者一家出席。父親全力支持,還說:「我女兒要怎樣都可以!」

今年農曆年前,J收到憲法法庭恢復運作的消息,以及年後將舉行一場不公開說明會。她拍了一段3分鐘的短片,訴說年幼時期被大表哥傷害,勇敢揭露後,對方不但不道歉,還打電話對J的家人破口大罵,並將影片傳到家族群組。

初二當天,大姑姑一家沒有現身。當下她無法確定,他們沒有出席,是因為害怕被究責、被投以異樣眼光的壓力?還是覺得丟臉?但她感到如釋重負。她不後悔,也為自己感到驕傲,「當我知道他們沒有來的那一刻,我哭了,那種感覺不是負面的,因為我把事情揭露出來,20多年來,我獨自承受的壓力和情緒,好像都還給他們了。」

★ 《鏡週刊》關心您:若自身或旁人遭受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侵害、性騷擾,請立刻撥打110報案,再尋求113專線,求助專業社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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