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 Jin Kaisen 是出生韓國濟州島，而後被丹麥家庭收養的視覺藝術家。她在2011年以韓國現代史最大規模的屠殺事件之一「濟州4·3」為主題，拍攝影片《Reiterations of Dissent》（異議的重申）。影片中作家玄基榮回憶當時情景。
1948年，他才7歲。他記得那年冬天許多村莊被燒毀，到處都是屍體，人們不知自己何時會死。他看到許多烏鴉在風中飛舞，其中一隻從空中掉下一樣東西，是人的頭皮，上面有豎立的髮絲。
「濟州4·3」從1947年3月1日（台灣228事件隔天）警察槍殺遊行民眾拉開序幕，直到1954年9月解除漢拏山禁足令為止，歷時近7年7個月，死亡人數約3萬人。
事件初期是駐韓美軍政廳即將移交權力前夕。1948年7月李承晚當選韓國首任總統，11月宣布濟州戒嚴。但據美軍情報報告書顯示，在戒嚴之前，警備隊第9團已經對山區村民有大屠殺計畫。戒嚴後，屠殺與監禁持續加劇，漢拏山九成以上的村落被縱火燒毀，甚至全村遇害。
韓江2021年小說《永不告別》就以濟州4.3為背景。其中有個段落引用一位目擊者的見證：
日落時分，兩輛卡車載來滿滿的人，至少有100人左右。軍人用刺刀在農地畫出四方形的線，要那些人在裡面排隊站好。先是10個人出列，軍人從後面開槍，10個人倒下，後面的人不想出列，隊伍就亂了。
她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聽到這麼多槍聲，等到安靜下來後，她從窗戶洞裡往外看，那些人倒臥在農田裡，軍人兩人一組，把屍體扔進大海，「看起來像是衣服漂浮在海上一樣。」
她看到隊伍裡還有孩子在，也有看到似乎快要臨盆的女人。第二天凌晨她去了海邊，感覺一定會有被捲上來的嬰兒，仔細查找但沒看到。人那麼多，連一件衣服一雙鞋都沒有找到。槍決的現場在夜間被退潮沖走了，乾淨得連血跡都沒有留下。
「我心想，原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才在沙灘上射殺。」
這個射殺的地點，現在是海水浴場。
2024年，Jane Jin Kaisen又創作一部作品《Wreckage》（殘骸）。在濟州的海面上，影像疊合一部1945年10月美國拍攝的宣傳片，內容是士兵將日本遺留的大量武器裝上大船，將它們傾倒在濟州大海。
數年之後，被拋入海中的是在「濟州4·3」被殺害的人。一如韓江小說的情節，屍體被海潮捲走，什麼都沒有留下。
濟州的大海接納武器殘骸，接納被殺戮的逝者，但是拋入海中的靈魂將歸往何處？在影像中，身著白衣拿著白布的女子們，似乎在海裡舉行安魂儀式。巫師高順安（Koh Sunahn）在哀歌中回憶濟州大海所隱喻的命運，她是這場屠殺的倖存者，父親卻不幸喪生。哀歌以吟唱形式呈現，高順安在其中交替化身為一位母親，與她已死但遺體從未在海中被尋回的兒子。
與台灣白色恐怖一樣，當時韓國軍警以滅絕共產黨為由，進行紅色狩獵，甚至連吃奶的小孩都不放過。鎮壓之時，加害者總認為有其正當，但是屠殺並不正當，這種暴力的擴大，根源於人性的惡。
韓江以光州事件為背景的小說《少年來了》，描述了帶著在越南殺戮記憶，而屠殺自己同胞的軍人。小說寫著，幾位高中生和一位國中生，按照先前叮囑，丟下武器下樓投降。這個軍官喊道：「幹他媽的小赤匪！現在是要投降的意思？覺得這樣死掉太可惜了，是嗎？」他毫不猶豫開槍掃射那群手無寸鐵、舉手投降的孩子。
這是韓江作品中，少數直接描述加害者的一幕。讓我們看到人類肆行的暴力，如何跨越罪與惡的邊界。在東方的轉型正義中，即使如韓國全斗煥、盧泰愚因為光州事件而被判刑，但全斗煥從來沒有為此道歉，而其他如台灣政府對白色恐怖縱使已經道歉，但更多加害者，依然集體沈默，隱身在國家體制保護下，自認一切行為是基於愛國，以及必須聽命行事。
但是，先不論聽命行事，已經轉動暴行的齒輪。而以《少年來了》這段敘述，或許說明按照命令行事是一回事，但將暴力擴大到什麼程度就是自己的選擇。在光州事件中，縱然軍方鼓勵暴力，但卻是人性的惡，將殘酷推到極致。
1946年德國戰後有一個法哲學的原則「拉德布魯赫公式」（Radbruchsche Formel），大意為「當法律與正義嚴重衝突，法律應該讓位給正義。」而在德國統一後，針對東德邊境射殺事件，法院也引用此原則的精神，認為即便你在執行命令，但仍有最小限度的道德自由，「你可以選擇讓槍口抬高幾公分」。
2015年《紐約客》撰稿人Elizabeth Kolbert 發表一篇文章〈最後審判〉（The Last Trial），討論二次戰後對納粹戰犯的處置，其中也有她的曾祖母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切身遭遇。
她說，戰後對納粹戰犯繩之以法的努力，大約經過幾個階段。先是針對納粹領袖，接著是高階官員，而後處理的是較低階層，負責滅絕工作日常運作的人。
但是這階段面臨一個問題：在無辜和有罪之間，線要畫在哪裡？
就像這篇文章中一開始提到的「奧斯威辛簿記員」奧斯卡·格羅寧（Oskar Gröning），他自認無罪，因為他對犯人「連一個耳光都沒有打過」。格羅寧說，如果連他這樣的人都要被起訴：「那你要在哪裡停下？」
這階段開始得非常晚，約始於2009年對約翰‧德米揚尤克（John Demjanjuk）進行第二次審判，這時距離戰爭結束已經過了60年。
作者寫道：「正如普通德國人在大屠殺期間視而不見，戰後他們同樣視而不見那些執行屠殺的人可以不受懲罰。」
戰爭結束後幾年，前納粹黨員依然可以在公務體系找到工作，甚至身居要職。直到 1958 年，西德才成立一個中央辦公室，負責調查戰爭期間所犯的罪行。但它沒有真正的權力，只能把案件轉交給地方檢察官。與此同時，德國司法體系本身也有前納粹份子自我牽制。
戰後德國在處理納粹時，有些關鍵決定。其中一項是將「種族滅絕」的指控擱置不用，其次是認為「反人類罪」是戰後才建立的法律概念，不能溯及既往。
即使是傳統的「謀殺」指控，但德國司法系統一樣有不同見解。
1962 年，德國最高上訴法院的一項重要裁決指出，那些「在政治宣傳的影響下行動，或因為命令權威的力量」而行事的人，不應被視為犯下殺人罪，因為他們並未展現「標準犯罪學」所預期的「內在衝動」。
Elizabeth Kolbert 說，依照這個論點，一名以手槍對數百名猶太人射頭、或以氰化物毒死數千人的黨衛軍，只要他是服從上級命令，就不算「謀殺」。
直到2009年對約翰‧德米揚尤克進行第二次審判。2011 年 5 月，他被判定 28060項殺人從犯罪名成立。
這個判決顛覆了50年的法律思維。法院表示，只要曾在索比堡擔任警衛，德米揚尤克就已是「滅絕機器」的一部分。即便沒有任何具體死亡案例能直接歸因於他，他仍然有罪。
但這樣的結果顯然太遲。作者說，德米揚尤克的判決，原則上讓「數十萬人」都有可能被起訴，但在實際情況中，幾乎已經沒有誰還活著可以被追究。
也因此，作者問道，這究竟是對德國罪責的最後清算，還是正好相反？如果法律的自我修正，只有在再也無關緊要時才出現，那法律的自我修復能力究竟是什麼？
「對大屠殺而言，正義從來不可能真正實現；對其龐大的罪行進行清算，也永遠無法做到。」但在法律窮盡之處，記憶可以延長道德的弧線。就像在黃銅牌上銘刻納粹受害者姓名的「絆腳石計畫」（Stolpersteine），這是一個永不落幕的追悼儀式，如地上的星光般，閃耀人之為人應該要有的道德律。
韓江獲得諾貝爾獎在瑞典演講時，談到《永不告別》中一位主角的母親正心。她是在屠殺中倖存下來，為了能找到所愛之人身上一小塊骸骨舉辦葬禮，而不斷抗爭的人。她是未曾終結哀悼，是懷抱痛苦與遺忘對抗的人，是永不告別的人。
韓江似乎透過窺視正心充滿痛苦與愛的一生，在心中不斷發問：『我們能愛到什麼程度？我們的極限在哪裡？要愛到多深，我們最終才得以成為人？』」
或許我們也可以問，做為一個人，對於過去的國家暴力，我們心中是否可能產生深切的悔悟？如果一個始終沒有正視過去惡行的國家，罪惡是否必將以不同的型態反覆出現？
就像當年國民黨政府遂行白色恐怖，以「匪諜」之名羅織多少冤案，殺害與囚禁多少人？但是現在，同一個政黨，可以選擇中共屬意的黨主席，可以提案「中國籍」在台灣擔任公職，可以祭拜真正的匪諜吳石，但是從來沒有真正面對過去冤死的受難者，加害者依然隱藏在他們不願交付的檔案中。
如果白色恐怖時期被誣指為「匪諜」的受害者魂兮歸來，他會如何看待此等荒謬情境？
這或許是一個政黨的精神解離，而可以解離得如此徹底，甚至許多人對這種解離不以為意，是不是就因為我們沒有「永不告別」那段歷史？是不是沒有將應有的懺悔與罪惡感，銘刻成國家的記憶？因此曾經為惡的政黨沒有受到任何歷史之懲罰，不僅可以繼續活躍，甚至可以成為曾被自己視為國家敵人的協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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