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房間彷彿生物實驗教室，一張一張桌子擺著顯微鏡、燒杯等各種器皿。瞥見角落幾個密封玻璃罐，溶劑裡漂浮著如同指頭般的物體，不免讚嘆長得太像手指了吧。然而此處是警察大學鑑識大樓實驗室，如果看到類似手指的事物，那真的就是手指了。
全球80億人口，就有80億種指紋
「前一陣子彰化那邊發現一具無名屍，警方請我們採集指紋，追查死者身分。」帶領我們參觀的是陳俊傑，他是該校鑑識科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專長為鑑識技術與指紋鑑定。弧形紋、帳形紋、正箕型、反箕型、斗型紋、囊型紋、雙箕型紋…牆上掛著人類指紋分類圖鑑，密密麻麻如同等高線曲線，在我們眼底看來都一樣，但陳俊傑說全球80億人口，指紋長得都不一樣，他們的工作就是在明明看起來都一樣的指紋中，分辨出不同之處。
陳俊傑為我們解釋台灣鑑識科學的沿革和分類：1989年，中央警官學校（中央警察大學前身）成立鑑識科學系，標誌著台灣鑑識教育的起步與新里程碑。在警政實務體系中，鑑識工作區分為四大領域：刑事物理、化學、生物及數位鑑識。層級上，地方縣市警察局設有鑑識科或鑑識中心，負責第一線採證；所有專業檢體最終則送至中央的刑事警察局鑑識中心進行分析與資料庫比對。
陳俊傑並非科班出身，而是畢業於花蓮慈濟大學醫檢相關系所。他喜歡邏輯推理，說醫師其實跟偵探也沒什麼兩樣，幫病人驗血、驗尿，找出細菌是哪一隻，才能對症下藥。當兵時讀了李昌鈺的書，密密麻麻做滿筆記，發現鑑識科學更符合自己的脾胃，2003年考上警大鑑識科學研究所，「我都開玩笑說指紋鑑識已經算是鑑識的傳統產業了，但還是必要的。因為有些地方如果沒有任何跡證，比如家內案件殺人，有時家裡並沒有監視器，那你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所以還是得採指紋。況且現在詐騙案件很多，很多車手去取款，留下指紋，負責指紋鑑識案件的同事 loading更多了。」
犯罪反映時代，指紋鑑識有什麼趨勢？陳俊傑說：「我最近做了幾個研究，國外也有類似黃子佼兒童性影像案件，有些嫌犯拍攝這些私密照片時，很隱密，通常不會拍到自己，但手會碰觸性器官，出現在畫面裡，美國警方已經能格放這些畫面，比對指紋。這些犯人用手機自拍，早年照片放大後連文字都看不清，更別說指紋，可現在手機拍照解析度愈來愈好，辨識度愈來愈高，西班牙有人盜賣珍貴穀物，他在網路上傳把穀物放在手掌的照片，西班牙警方就用這樣的方式抓到犯人。」
「等等，但我這樣寫出來，犯人不就知道要防範了嗎？」
「把資訊完全遮蔽，在現在的社會根本不可能。有時候在第一線，我們也認為媒體報導太過詳細，曝光警方辦案技巧與技術，嫌犯因此有警覺，可能改變手法。但也不能完全不讓人民知道，因為全然的遮蔽是不可能的，而且顯得愚民。人民知道的好處在於，警察能藉宣導達到犯罪預防。例如現在詐騙那麼多，我們一直提醒民眾有這些手法，並不是要教人去騙人。如果偏頗地看，會覺得我們在教犯罪，但其實不是。在詐欺防制上，我們是希望達到預防的效果。很多事情本來就一體兩面。」
犯罪變成通俗娛樂，助長犯罪？這樣的問題我們問了權一容、問陳俊傑，也問葉怡伶和翁德怡。
翁德怡是台大法醫所所長，其率領的檢測團隊協助「寶林茶室中毒案」驗出台灣首例邦克列酸。她在台大開設的「國民法官必備之基礎鑑識科學」通識課很熱門，修課人數上限為130人，竟吸引2450名學生搶登記。翁德怡其實是急診專業，因喜歡閱讀推理小說，尤其偏愛醫學博士背景的日本作家海堂尊寫的白色榮光系列，而往法醫毒物領域發展，她畢業於台大醫學院毒理學研究所，甚至以《名偵探柯南》作為課程發想，鼓勵學生發掘柯南劇情裡對科學鑑識的部分哪些正確、值得我們學習，而哪些其實是不正確的。
犯罪心理學法師，在台灣還沒有道場
「歐美影集一直以來比較偏向希望接近真實；日韓還有台灣，是這幾年才慢慢趕上這個腳步。早期你看台灣或日韓拍的那些警政或犯罪相關作品，你有沒有覺得很多都很假？某種程度，這其實在傳遞錯誤訊息給民眾。反而現在因為大家愈來愈進步、田野蒐集到位，甚至你們會去問很多專業人士，導致我們的影視作品品質愈來愈好。」葉怡伶是彰師大輔導與諮商系副教授，專長犯罪心理，她說她在警大兼課，當時有不少學生是因為美國影集《CSI》去考警察、來修相關領域的課。「我們在傳遞更真實的訊息。這有助於傳播正確的知識，而且讓大家更瞭解真實偵辦案件的狀況；另外，也比較能增加自我保護的概念。」
她的辦公室滿滿都是犯罪心理的書籍，可是層架角落堆滿毛茸茸的小熊玩偶，反差很大，問她何以至此？「我常開玩笑說，我每天都要看一些『髒東西』，所以我才喜歡可愛的東西，我以前去監所做研究，手機殼還是熊美，然後一邊跟殺人犯講話。欸，你在分析我嗎？」葉怡伶大學、碩士班念幼兒教育，畢業第一份工作是在夜校教課，班上學生有吸毒的、性交易的、酒店工作的，甚至有刑案背景、販毒的。她一開始衝擊，震撼，但試圖理解他們每個人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也萌生了博士班研究犯罪心理學的念頭。
葉怡伶也到監所訪談犯罪者，學術領域最接近韓國犯罪側寫師權一容，但在刑案中只能扮演專家諮詢的角色，戲稱自己是「在台灣沒有道場的法師」，她說台灣刑事司法體系不是沒有發展犯罪者行為分析，但這些組織後來都變成測謊的單位，「事實上，犯罪側寫有嚴謹的理論基礎，它非常耗費時間與人力。即使只有我一個犯罪心理學家進去，也要看非常多資料。這麼耗資本的工作，對警察來說容易執行嗎？當然不容易。警察會認為『我只要用監視器抓到就好了』。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台灣破案愈來愈依賴監視器。這是一體兩面：一方面我們應該高興，因為治安很好；但另一方面，Profile技術也因此不再被重視。」
鑑定不是萬能的，只能盡量拼湊真相
葉怡伶補充，「科技偵查」是警大教育課程的趨勢，但科技偵查可以幫忙偵破案情，卻沒辦法理解人為什麼犯罪，她的警大學生群組裡，一天到晚有人問：「『老師，我今天遇到一個人，他看起來像有某種精神疾病，我要怎麼跟他相處？我要怎麼面對他？』我們的學生在第一線，不知道怎麼面對這些人。」她更進一步補充，鑑識科學是一門應用科學，要盡可能地跨領域，她老是被問自己的專業是犯罪心理，為什麼加入法醫學會、鑑識學會？「成為愈科學的人，愈能知道科學有其限制。人類行為科學並沒有所謂的『100％』確定性，因此需要以更科學的方式，透過大量行為統計的結果來進行推論（例如犯罪剖繪）。」
而那也是翁德怡開設「國民法官必備之基礎鑑識科學」課程的初心，翁德怡原本是位埋首實驗室、醉心於研究的醫師兼毒物學家，會「跨界」開設國民法官通識課，是受長年致力於冤案平反的法醫所前輩李俊億教授感召，蘇建和案、鄭性澤案，讓她感受到法醫可能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也提醒未來的國民法官，科學鑑定有其侷限。
「真相只有一個，但真相只有加害者與被害者知道，有時甚至連被害者也不知道原因，只能靠科學鑑識盡量拼湊出真相。」她尊重專業，但也知道專家未必永遠正確，鑑定始終是團隊合作，「鑑定絕對不是萬能的。雖然鑑定有許多有趣之處，但同時也存在許多弱點，因為它所獲得的只是一些片段的『點』，而人的故事本質上是連續的。因此，鑑定者必須運用自身的知識去填補那些無法連貫的部分；然而這些以知識推測補足的內容，未必能完全確立。這一點，是每一位鑑定人以及所有參與鑑定過程的人，都應該時刻記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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