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傳媒」回應《大西洋月刊》的疑問：台灣不是註定放棄，而是要選擇不放棄

舒斯特筆下呈現了政府不敢明說令人不安的景像，同時這篇報導捕捉到的一種瀰漫在台灣社會的不安情緒，加深了報導的震撼力道。舒斯特寫道，當他詢問美國是否會保衛台灣時，無論對象是政治人物、退役軍人還是一般民眾，得到的往往是一陣長時間的沉默、一個苦笑，以及一個反覆出現的詞：「不可預測」。他引述一份今年春天的民調，指出不到四分之一的台灣選民把美國視為「可信賴的盟友」，只有35%相信美國在台灣遭攻擊時會出手協助，而這兩個數字在川普第二任期開始後都明顯下滑。

報導也大量著墨於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的路線轉向。舒斯特描述她受邀到北京、習近平以當年款待尼克森的同一道蛤蜊雞湯相待、席間眾人繫上象徵國民黨的藍色領帶等細節，並引述鄭麗文「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大家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的說法，把國民黨阻擋國防預算、拖延國造無人機發展的作為，描繪成一種「緩慢、預防性投降」的鋪陳。文章更引述退役海軍上將、國民黨立委陳永康的判斷，認為烏克蘭的抵抗經驗在台灣不可複製，主張與其備戰，不如把重點放在疏散、緊急醫療與「社會韌性」。加上川普那句「我們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打一場9,500英里之外的戰爭」，以及馬斯克不讓台灣使用星鏈（Starlink）等情節，整篇報導堆疊出一種令人窒息的無力感。這些描述並非空穴來風，它們反映了台灣輿論場上真實存在的一股潮流，迴避它、否認它，都無助於解決問題。

但把這篇報導讀到最後，會發現它最鋒利、也最危險的一段，其實是它描述的一種「循環心理」。舒斯特引述美國兵推專家海根波森（Eric Heginbotham）的觀察，點出一個難以打破的邏輯：如果台灣沒有戰鬥意志，美國就不會介入；但如果台灣人相信美國不會介入，他們就更可能選擇放棄抵抗。這是一個會自我實現的預言，也是一種負面循環，一旦啟動，就會像滾雪球一樣把台灣推向報導標題所暗示的結局。

立法委員 陳冠廷精準地抓住了這個要害。他指出，文章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台灣不能掉進「自己失去信心、盟友也失去信心」的負面循環。這個判斷之所以關鍵，是因為它把問題的性質徹底翻轉了。悲觀主義者會把民調數字、把美國的猶豫、把中國的強大，當成「台灣註定會放棄」的客觀證據；但陳冠廷看到的是，這些因素之間存在的是一種動態的相互影響，而不是一條單向的下坡路。既然是循環，它就有兩個方向：可以向下沉淪，也可以向上提升。決定它往哪個方向轉的，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台灣自己手裡。這就從根本上，把「台灣會不會放棄」這個看似被動的命運題，改寫成了「台灣要不要選擇放棄」的主動選擇題。

陳冠廷針對這份報導，提出台灣唯一的解方，是把這個循環反過來運轉。他清晰完整的闡述：如果台灣展現出更強的防衛能力與決心，盟友就會更有信心把情報、訓練、技術、後勤，以及更多的政治與外交資源投入台灣；而這些資源進來，又會進一步提高台灣的能力與信心，形成一個正向循環。反過來，如果台灣自身準備不足、國內又不斷傳遞「守不住、沒有人會來」的訊號，盟友就會開始懷疑投入是否有效，外部支持一旦下降，又會加深台灣內部的悲觀。

我們從烏克蘭戰爭開始後觀察，舒斯特描述的困境曾一度發生在烏克蘭，然而他們以自身的努力等到了國際的外援，因此台灣要做的，是人民拒絕接受那個舒斯特描述困境的結論。美國等盟國的猶豫與觀望，在悲觀者眼中是「放棄的理由」，在陳冠廷眼中卻是「更該努力的理由」。我們需要士兵，同時也需要外交官。士兵讓我們有守住自己的能力，外交官則要讓國際社會對台灣有正面、正確的認知。這裡的關鍵字是「主動」，台灣不能坐等美國先給出承諾、再決定要不要抵抗，因為那正是負面循環的起點；台灣必須先用行動證明自己願意、也有能力為自己的安全負責，才能反過來鞏固盟友的信心。陳冠廷把它濃縮成一句最直接的話：「我們越有能力，盟友就越有信心投入；盟友投入越多，中共迫使台灣讓步的空間就越小。」

要讓正面循環轉起來，第一個支柱正是實打實的防衛能力。而這正是舒斯特筆下台灣最被質疑、卻也最有機會翻身的地方。報導花了很大篇幅描寫台灣無人機產業的窘境：政府直到2022年才成立「無人機國家隊」，去年投入約15億美元仍遠低於所需；被寄予厚望的雷虎科技，絕大多數營收仍來自牙科器材，無人機只佔一小部分，以現有產能要生產烏克蘭一家工廠兩個月的量都很吃力。這些落差是事實，但它們指向的結論不該是「放棄」，而是「加速」。

國防部已明確指出，台灣需要約20萬架無人機；賴清德總統也持續力推將無人機與不對稱戰力納入1兆2,500億元特別預算。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方向錯誤，而在於執行的速度與政治的掣肘。這裡出現一個令人不安的時事對照：國民黨一面說不反對無人機發展，一面卻預告相關的國產無人機製造法案「不太可能在習近平9月訪美前通過」，把台灣自己的國防產業法案，與對岸領導人的行程綁在一起。這種把國安節奏交給北京來定的心態，恰恰就是陳冠廷警告的負面循環的一環。

至於陳永康「烏克蘭經驗不可複製」的論點，需要更細緻地拆解。他說台灣是海島、沒有波蘭那樣的陸上補給線、國土狹小難以大範圍機動，這些地理限制確實存在。但把「不能完全複製」偷換成「完全不能學」，就過度了。烏克蘭真正革命性的貢獻，不是傳統的大範圍機動，而是用廉價、可消耗、快速迭代的無人機與海上無人載具改寫戰爭經濟學。烏克蘭的海上無人艇在黑海重創俄羅斯艦隊三分之一以上、逼其撤離克里米亞基地，而其開發者明白表示，這種武器特別適合台灣海峽這種水域，只要幾百艘就可能擊沉一整支登陸艦隊。台灣要學的，正是這套「用便宜打貴重、以量取勝」的模式，搭配漢光演習近年推動的全社會防衛韌性與後備動員，把整座島嶼變成一隻讓對手難以下嚥的刺蝟。這條路很難，但它是把台灣從「被動挨打」帶向「墊高侵略成本」的唯一出路。

如今台灣最令人質疑的是政治凌駕專業，海巡的無人機訓練交由成立不到2個月的清潔公司、茶葉行得到採購火藥的標案、備受質疑的反無人機系統終於承認過不了驗收，一切都沒有不合法，但明眼人一看都不合常理。國防部是要真正建立戰力，還是只是配合演戲？當國防部的行動沒辦法說服自己的人民，責任，不會在於民眾不相信，而在於國防部做了什麼讓民眾不相信。

正面循環的第二根支柱，是陳冠廷所說的「外交」。外交上要處理的，是台灣的國際認知，也就是讓盟友相信投入台灣是划算、且有意義的。舒斯特的報導其實已經替台灣點出了最強的兩張牌。

第一張是半導體。全球超過九成最先進的晶片在台灣製造，包括驅動這一波人工智慧革命、支撐美國經濟的關鍵晶片。這不只是經濟資產，更是戰略籌碼。台灣有沒有把這項無可取代的地位，轉化為爭取國際支持的槓桿，而不是被動地等著被視為「別人的資產」，是外交這一端能否加分的關鍵。第二張，是兵推本身給出的處方。舒斯特引述的CSIS兵推明白指出，中國最終戰敗的所有情境，都有兩個共同條件：台灣必須展現堅決抵抗的意志，美國必須迅速投入干預。這兩個條件常被悲觀者拿來當作「太難了」的證據，但換個角度看，它們其實是一張清楚的行動清單：第一個條件完全操之在台灣自己，第二個條件則可以透過平時的能力展示、資訊共享與外交經營去提高其發生的機率。

外交這一端也包括一件消極但同樣重要的事：不要親手拆自己的台。當台灣的政治人物把國防法案的通過與否，說成要看習近平訪美的臉色；當退役將領在國際媒體上公開唱衰「台灣既沒有戰鬥意志、也沒有能力打仗，美國絕對不會來」，這些話會被對岸的宣傳機器放大，成為「台灣人自己都不信」的最佳素材。陳冠廷提醒，外交官的任務是讓國際社會知道「台灣願意為自己的安全負責，也值得國際社會投入」。這句話的反面就是：任何一次對外的自我否定，都是在幫對手完成他不費一槍一彈就想達成的目標。

舒斯特的報導裡，有一個場景格外刺痛。兩位美國兵推學者到高雄向台灣退役海軍軍官簡報，對方卻邊吃冰淇淋邊勸他們別再替台灣備戰，因為「台灣既沒有戰鬥意志，也沒有能力打仗，美國絕對不會來」。其中一位學者海根波森當場動了怒，因為他的兒子正在太平洋的美軍潛艦上服役，一旦開戰可能被派上前線。他說：「我兒子的命，是要拿來保衛你們這些人的。」

這個場景把負面循環的殘酷邏輯攤在陽光下：一個連自己都不打算守住的地方，憑什麼要求別人的子弟為它流血？失敗主義不是中立的觀察，它本身就是一股拉低盟友意願、瓦解自身防衛的力量。今年春天那份民調，也就是不到四分之一的人信任美國、只有35%相信美國會協助，常被拿來當作「大勢已去」的鐵證，但它更該被讀成一記警鐘：這些數字是可以被行動改變的變數，而不是已經寫定的判決。信心不是憑空得來的，它來自看得見的準備、練得起來的部隊、交得出貨的產線，以及一個不把自己國安當籌碼去討好對岸的政府。當這些東西一項項到位，民調自然會回升，盟友的信心也會跟著回來。這就是正面循環真正的啟動方式。

回到《大西洋月刊》那個尖銳的提問：台灣會放棄自己嗎？答案不寫在習近平的湯裡，不寫在川普反覆的言論裡，也不寫在任何一份民調的數字裡，而寫在台灣自己接下來的每一個選擇裡。陳冠廷的論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把一個看似無解的宿命題，還原成一道台灣握有主動權的選擇題：要讓循環向下沉淪，還是向上提升，決定權在自己手上。舒斯特描繪的悲觀圖像不是預言，而是警告。如果台灣選擇相信自己守不住、選擇把國防節奏交給對岸、選擇在國際媒體上為自己唱衰，那麼那個灰暗的結局就會一步步成真。但如果台灣選擇加速把能力建立起來、選擇用堅定的決心與靈活的外交讓世界看見，那麼同樣一組不利的條件，就會成為驅動正面循環的燃料。士兵與外交官，能力與信心，從來都不是二選一，而是彼此成就。台灣不是註定要放棄自己，而是要用一次又一次具體的行動，向世界、也向自己證明：我們不會放棄，而且，我們守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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