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日前，童子賢在台北國際和平論壇開幕致詞時指出，台灣經濟仰賴國際貿易，必須有穩定安全的和平環境；他直言：「不但朋友要對話，我們也應該嘗試與競爭對手對話，甚至可以更勇敢一些，嘗試與敵人對話。」部分台灣網路意見領袖對此並不領情，甚至酸諷「這種話只是來博取道德高度」。此言差矣。童子賢並非為了「博道德高度」而發聲，恰恰相反，他是在明知容易被扣帽子的情況下，仍選擇承擔風險說出對台灣長遠安全更有利的話。

台灣社會已經被「必有一戰」的宿命論籠罩太久。這種說法聽來像是不容置疑的歷史定論，並且屢屢成為政客與媒體動員民意的工具。戰爭於是被公共話語塑造成唯一的終局。可是，若把「必有一戰」視為一個需要被證明的命題，而不是情緒化的宣示，我們會得到什麼結論？更進一步，若把和平理解為一種需要日復一日鍛鍊的修煉／實踐（practice），又會展現什麼新的可能？

英國學者亞當．庫哈爾斯基（Adam Kucharski）在《證明：不確定的確定科學》（Proof: The Uncertain Science of Certainty）提醒我們，凡屬「必然」之說，都必須經得起邏輯與證據的檢驗。他指出，證明（proof）並非單一路徑；反證法（proof by contradiction）、模擬（simulation）、窮舉與建構式證明（proof by construction），都能用來驗證命題是否站得住腳。在經典著作《武器與影響力》（Arms and Influence）中，精通賽局理論的戰略學者湯瑪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區分「嚇阻」（deterrence）與「脅迫」（compellence），並強調有效的「溝通機制」（communication mechanisms）對避免衝突失控至關重要。結合這兩種理論視角，恰可為當前兩岸困境提供一條理性而務實的路徑：和平既要靠理性思辨來拆解戰爭宿命，也要靠日常實踐滋養其可能。

反證法：拆解「必有一戰」的邏輯謬誤

先假定「台灣必有一戰」為真，隨之而來的結論必然是：任何外交努力都無法避免戰爭，任何國際結構或科技變遷皆無轉圜，只剩下何時開戰與如何備戰。然而，歷史給出相反證據。冷戰時期，美蘇雖陷入全面對抗，仍能透過軍備控制談判（arms control negotiations）與熱線機制（hotline）避免擦槍走火。換言之，「必有一戰」在邏輯上站不住腳，它更像一種權威式斷言，而非經過檢驗的命題。若公共討論只停留在斷言層次，和平永遠沒有空間；只有透過反證與細緻檢驗，才能拆除這類「必然論」的陷阱。

庫哈爾斯基提醒我們，不同領域對「證明」所要求的門檻不同。刑事審判追求「超越合理懷疑」，因為錯判代價極大；科學實驗則在統計顯著性下暫時接受假說，因為可反覆驗證。此思維可移植到兩岸：對「戰爭敘事」應設定極高門檻，以免輕率把危機判斷為必然衝突；對「和平互動」則應降低門檻，容許小規模試錯，因為代價相對有限。換言之，「戰爭設高門檻，和平設低門檻」。和平的門檻應該隨手可及：不是等官方協議才算數，而是在現狀不完美中選擇不以敵意回應敵意，在一次次跨越分歧的互動裡，讓善意交換與信任累積，成為持久和平的起點。

武力外交與溝通機制

謝林指出，軍事力量並不只是取勝的手段，更是影響對手決策的語言。這種「武力的外交」正是今日台海局勢的寫照。尤其要把「嚇阻」與「脅迫」分清楚：嚇阻意在阻止對方採取某行動；脅迫則意在迫使對方改變現狀、在期限內讓步，並以「可逆的威脅」（reversible threat）保證一旦配合即可解除壓力。嚇阻的重點在維持現狀，因此較易操作；脅迫則更難，因為它要求對方「主動改變」。由此看來，北京近年升高軍演與「承認一中／九二共識」的要求，更接近脅迫而非嚇阻。若台灣把這類壓力誤判為單純嚇阻，就會忽略其「迫使行動」的本質。

更重要的是，謝林強調必須同時建立「高門檻的戰爭決策」（high threshold for war decisions）與「低門檻的溝通機制」（low threshold for communication）。冷戰的「華府—莫斯科熱線」（Washington-Moscow Hotline）正是如此：即便在對抗高峰，仍保留即時澄清意圖的管道，雙方皆學習避免危機升高、杜絕輕啟戰端的可能性。兩岸亦應比照設計，讓中央與地方層級的官方互訪與常態化熱線成為制度化的安排。

模擬與「和平推」的重要性

庫哈爾斯基以「蒙提荷爾難題」（Monty Hall problem）說明，大量模擬可以矯正直覺偏誤。台灣社會近年熱衷「兵推」（war games），卻鮮少設計「和平推」（peace games）。我們應該反覆演練：若有雙向熱線、若有聯合搜救與跨境防災合作、若有共享疫情資訊，能否降低誤判與擦槍走火？將這些情境制度化、可回滾、可退出，不僅風險低，還能為和平累積可觀察、可量測的「小數據」。

和平不是天降恩賜，而是透過日常重複與自我鍛鍊培養出來的「肌肉記憶」（muscle memory）。它也不是等待完美時機才發生，而是在不完美中持續選擇傾聽與同理／共情（empathy）。和平不僅存在於高層外交，也應存在於常民生活。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間的「和平村莊」（Wahat al-Salam, Neve Shalom）即為一個相當值得尊敬與學習的社會實驗：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共同生活、創造對話的安全空間，體現「在衝突之中選擇共處」（choosing coexistence in conflict）。誠如童子賢所言，和平不是靜止狀態，而是每天都要做出的選擇與努力。

前提之爭與和平談判的責任與可能

當前兩岸關係不進反退，甚至兵凶戰危，北京當然最需要自我檢討。以「先承認九二共識或一個中國，才可互動」作為前提，是典型的脅迫（compellence）策略：接受即承擔政治後果，拒絕則對話停擺。這種把互動門檻設得過高的做法，幾乎註定導致「零互動」，與降低風險的目標背道而馳。

事實上，「要對話就必須先接受一中」的說法，本質上是中國單方面的框架設定，把選項硬塞成二分法，並用來阻斷一切理性的和平討論。真正的理性立場是：台灣既可以堅守自身的民主與主權立場，又可以主張對話，因為對話本身就是和平的必要工具，而不是屈服於對方的條件。若繼續不對話，台灣的損失更大，甚至將徹底阻斷所有和平的可能性。

歷史也早有先例。美國從未承認蘇聯統治波羅的海三國的合法性，但在冷戰時期仍與蘇聯進行各種對話與談判。台灣同樣從未承認「一中原則」，卻能在過去簽署數十項交流合作協議（請問：哪一項協議不夠「對等」？），並藉此維持了相對穩定的和平狀態。這些案例都說明，談判與對話不等於承認對方的政治框架。

因此，台灣內部有人主張「除非中國先放棄前提，否則不能對話」，這其實才是把中國單方面設置的前提過度當真，甚至用來作為迴避乃至拒絕對話的藉口。這種邏輯不僅自我設限，也削弱了台灣爭取和平空間的能力與機會。

無論在哪一個地方，一旦戰爭爆發，對話與談判就變得極為困難，甚至不再可能。台灣真正應該選擇的，是在和平狀態下就積極尋找談判的方式。想辦法，就會有辦法。談的內容可以很多：談交流、談合作、談避免擦槍走火的機制，談永久和平，甚至在適當時機（但此刻顯然不宜）討論賴清德總統所提及的「併購條件」。

人民選出執政者，就是要他們承擔責任、想辦法處理對岸問題，降低戰爭風險。執政者不能和部分無知群眾一樣，兩手一攤，靜待戰爭到來。和平不是一種被動等待，而是一種需要主動追求、持續耕耘的責任。

從宣示到建構：和平的片段累積

如庫哈爾斯基所說，數學上的「建構式證明」不是聲稱某物存在，而是實際把它建構出來。和平亦然。若口頭宣示「要和平」，卻沒有雙向、可驗證的互動、交流與合作，和平終究只是口號。反之，若能持續累積「和平片段」——定期跨境搜救演練、共同的海漂垃圾治理、防疫資訊平台、青年文化交流的「議題白名單」等——零散的點將連成制度性網絡；當量變產生質變，和平將由想像轉為日常經驗。

事實上，兩岸早已有許多和平片段可資延伸：四川地震期間台灣民間的慷慨捐輸、民間雙向旅遊、跨境婚姻與家庭往來、青年學生交流學習、城市友好合作；甚至早在2014年，時任台南市長賴清德訪問上海，推動虱目魚與城市文化交流。這些互動未必改變大局，卻能在社會心中留下和平的肌肉記憶；當危機來臨，人們會記得，對岸不是純粹抽象的敵人，也曾是具體可感的互動夥伴。

和平既要被證明，也要被修煉

實證與耕耘的精神，其實胡適先生早已留下箴言。他說，「有一分證據，說一句話」，提醒我們在談戰與和時要嚴守證據門檻，不被「必有一戰」的權威斷言和情緒渲染所左右；他又說，「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在在顯示和平不是靠著喊口號，而是要靠持續的耕耘與累積。台灣若能兼顧這些智慧與行動，就能夠在戰爭陰影下逐步開拓出新的可能：把「可能的和平」（possible peace）轉化為「可證的和平」（provable peace），最終實現「可收穫的和平」（harvestabl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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