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罷免後的思考——文明的轉折與理想的缺席
作者|鏡報
曾聰智/退休工程師
文明的進程從來不是線性的。它必須穿越衝突、掙扎與自我否定,才能達成升級或轉化。這是一個歷史法則,也是台灣正在面對的現實。
台灣社會如今正處在一個深層轉型的節點上。一方面,我們已擁有民主、自由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社會的內在秩序卻顯得混亂不明,尤其在「公平正義」與「永續發展」上,呈現出制度老化與價值迷失的雙重困境。
這是文明成長的必經期:舊的已失效,新的尚未成形,混沌與碰撞不斷。我們看見社會各界有被「消滅」的部份、有試圖「保留」的部份,也出現了一些「共創」的嘗試。但這些共創若少了理想性,就容易淪為權宜、庸俗與短視。結果不是文明升級,而是走向文明退化,乃至於愚昧的重生。
在1970年代,台灣社會的共同目標是清晰的:民主、自由與正義。那是一段理想主導、願景引領的時代。人民不再忍受威權,決定打開明天的窗。那是一場文明上的進階運動,也是政治上的奮鬥史詩。
然而今天,我們的民主架構已實現、自由也基本穩定,但正義卻更形混亂,人民信任流失,社會撕裂加劇。
這個時代真正需要的價值,是「永續發展」與「各類公平正義」。這不是單純的政治或經濟議題,而是一場關於生活模式與文明取向的再思辨。可惜,曾代表進步力量的民進黨,似乎仍留戀在70年代的敘事框架中,未能完全覺察時代的轉向。他們仍以過往的抗爭光環為榮,卻無力回應今日社會更為複雜的挑戰。

對於民進黨的表現,社會出現兩種不同的情緒:
其一,是失望。
這是一種理性批判式的遠離。他們感受到:
民進黨似乎成為選舉機器,缺乏願景與論述;
公營事業與專業機構遭酬庸蠶食,逐漸弱化以專業績效與公共利益為依歸的傳統;
行政效率低落,政策焦點混亂,對於社會不公與環境破壞失去敏感度;
重經濟成長、輕土地與生態及環境的承載能力,導致如光電政策與土地正義嚴重失衡。
其二,是厭惡。
這是情感與民粹交織的反撲。他們說:
司法體系失去公信,聽命者高升,正直者邊緣;
治理效率不如中國,後者展現大建設、大氣魄的手腕;
現狀安穩、戰爭可怖,民進黨似乎刻意激起對立、操作仇中,甚至被質疑引戰以鞏固權力。
不懂親民和憐民所苦,對年軽世代身處的困境敷衍、傲慢,不是可寄託希望的對象,等等。
這兩種路徑雖動機不同,卻在一點上會合,即對執政黨的信任,正在迅速流失。
回顧歷史,70年代的理想是建設性的,是正向而普世的民主、人權與法治。那不是一場建基於仇恨與排外的運動,而是一種文明的召喚。今天我們需要再一次找回這樣的理想性,但內容必須更新。
這個時代的理想,不只是政治權利的分配,更是對生態、資源、土地、弱勢、公平的整體規劃能力。我們不能再把「民主」當成萬靈丹,而要問:「這個體制還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公義嗎?還能引領未來的永續嗎?」
民粹不可避免會在這樣的空隙中湧現。但民粹若能導入理想性,不但不必然危險,反而可以成為文明轉化的助力。透過民間的願景導引、社群的價值共鳴,我們可以找出各族群的最大公約數, 不是仇敵,也不是同化,而是一種理性與關懷的共創。
當然,我們不能只罵執政黨、怨社會、求清流。我們需要:
能夠透過批判性思考、整合願景與政策的智庫;
能夠走進基層、用熱情與語言感染人心的 新時代價值傳教士;
能夠承接這些理念並願意承擔責任的新政治載體。
這不必然是一個政黨,也可以是一場新公民運動、一個跨世代的共識平台、一種超越藍綠的文明對話機制。總之,這個社會需要一批人,敢於指出舊時代的盲點,也有能力召喚下一波的價值共識。
文明在轉折時刻最需要的,不是跟風者,而是點燈者。
當任何執政黨繼續活在昨日,無法回應今日,那麼我們也不必被過去的忠誠所綁架。歷史不會等一個掉隊的政黨,人民有責任尋找甚至創造下一個承載理想的力量。
未來不會自動到來,未來必須靠有心人召喚而來。我們需要這樣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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