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專欄／逃避可恥且未必有用——也談台北市長辯論

就如同曾任英國首相而且一向善於言詞的大衛·卡麥隆，他在2002年首次以議員身分在首相答詢中提問後寫道：「它具有戲劇性，甚至像是競技場…。一名反應遲鈍、貪腐，或者根本無法勝任工作的首相或反對黨領袖，是不可能生存下來的。」

差別或許在於今年的對手是沈伯洋，但或許更直接的原因是，他要如何為自己過去施政三年多所發生的種種問題辯護？

辯論是古老的政治傳統。從希臘時代開始，在公民大會陳述自己的主張，反駁別人的意見，就是公民的權利。偉大而激勵人心的演說，甚至被視為美德的展現，在雅典等民主城邦，因為每位公民都有可能擔任公職，也可能在公民大會發言，因此甚至有專門教授修辭與論辯的老師。直到現在，演說也仍是政治人物必備的能力。

選前由候選人在媒體公開辯論，以便讓選民知道他們未來的願景與施政藍圖，幾成慣例。尤其在目前訊息被操弄而更碎片化，難以完整呈現候選人政見的時刻，公開表達與回應檢驗的機會，更形重要。

但是現在，選前辯論的意義，似乎遭到刻意的誤解。國民黨文傳會主委陳以信說，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要跟現任市長蔣萬安選前辯論，要先過台北市研考會主委殷瑋這一關，而且賭沈伯洋不敢。這裡出現兩種思考錯亂，首先殷瑋不是市長候選人，沒有參加資格。其次，市長候選人之所以要辯論不是為了娛樂大家，而是向選民說明未來願景與施政計畫，質問與辯護，都是說明可行性，以免流於空言。陳以信顯然誤解了這個作用，而將選前辯論當作校際辯論比賽，還以輸贏為考量。

而尋求連任的台北市長蔣萬安，在回答記者詢問是否願意參加電視台舉辦的選前辯論時，他說，自己每天都在談市政，也即將進入市政總質詢。這也是曲解選前辯論的意義。這裡的錯誤也有幾層。首先，從希臘時代開始，就區分演說的場合與目的，審議性演說是針對未來要做或不做什麼，司法性演說是針對過去誰犯下錯誤或罪行，而在節慶或公開葬禮上的展示性演說則是針對現在。若以此比擬，市政質詢，是接受議員監督，或許更多是回應任期內發生或預計發生之事，而選前辯論，則更是面對市民訴說未來規畫。

其次，市政質詢大家所接收到的訊息多屬片斷，選前辯論更有機會將藍圖做清楚表述。如此，選民不但可以知道不同候選人的政見，也可以從提問與回答中，了解每位候選人的「人格特質」。

最後，市政質詢和選前辯論之不同，還有一層是，你在對誰說話。希臘時代，演說對象是公民大會的公民。在過去，市長是對質詢的議員說話，而由記者作為中介。

現在因為社群媒體蓬勃，政治人物會製作短影音向大眾尤其是自己的支持者宣傳，因此市政質詢時，雖然是在議場之內，但大家都知道場外有更多觀眾。不過，矛盾的是，當直接訴諸觀眾時，未必真理越辯越明，反而更像一場演出，甚至會配合短影音發布的效果而精簡發言擴大情緒，這也是市政質詢難以論述周延的原因。

關於社群媒體對議會的影響，2025年1月法國經濟研究及其應用中心（CEPREMAP）旗下的福祉觀察站，曾公布一篇研究筆記〈國會熱病：這個職業摔角的世界！法國國民議會中的憤怒、極化與TikTok政治〉。

這個研究以2007年到2024年間發表的近兩百萬次發言為基礎，顯示法國國民議會猶如經歷一場政治革命，它蛻變為一個表演舞台，由憤怒、極化與社群媒體的運作來主導規則。而這種現象，不是只有法國如此。

文章中說，在2017年以前，雄辯的議員會發表長篇演說，藉此闡述自己的思想。2017年及2022年選出的新一代議員，則偏好將發言製成影片，在社群媒體上分享。尤其以「不屈法國」黨團的議員為最。

隨之產生的現象是，從2017年以來，國民議會情緒性修辭，尤其是憤怒修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2022年起這一現象更為顯著，理性辯論則日益衰退。議員的發言論證內容變得貧乏，篇幅也大幅縮短，原本政治對手間有理有據的辯論，已轉變為敵人之間一再發動的攻擊與打斷。議員不再以理性辯論和說服其他議員為目的，而是要激起社群媒體追蹤者的情緒。

研究者認為，國會始終帶有劇場性，因此它改變最多的不是劇場，而是觀眾。在過去的政治世界裡，這座劇場是為報導國會辯論的記者而設。當時存在一層媒體中介，議員若想被新聞界視為「好議員」，就必須發表更具理性的演說，以展現自己的能力、演說才華、政治號召力，以及使對手陷入困境的本領。

但是在新的政治世界裡，觀眾變成社群媒體上的追蹤者。國民議會現在與其說是劇場，更像是社群媒體的錄影棚。有一些跡象支持這種解釋。帶有強烈情緒內容的150字簡短發言，恰好符合發布於社群媒體的一分鐘以內影片格式。

法國國民議會的例子，適用於許多政治人物，而且在台灣也並不陌生。台北市長蔣萬安飽受批評的問A答B，以及最近畫風突變的殷瑋式咄咄逼人，一方面這種擴大問題範圍或轉變性質而不正面回答的作法，其實是一種常見的辯論技巧；另一方面，對議員質詢回以強烈的情緒性修辭，則是意在透過社群媒體，對他的支持者塑造強勢反擊的態勢，以回應他們的期待。

問題在於，說明未來台北市的願景與施政藍圖，接受對手的反詰，需要的不是逃避閃躲的攻防技巧，也不是裝腔作勢的表演，而是根植於具有遠見的縝密規畫，理性清晰的表達，並讓市民對城市的未來懷有夢想。

辯論的確可以顯現一個人的人格特質，尤其是，顯現一位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質。要不要舉行選前辯論，難免有種種算計或戰術考量，而且也有公辦政見會可作為託辭。但是對蔣萬安來說，先不說過去已有背稿機器的印象，而且近來選舉補助款納入私人口袋、女童安置延宕、美國籍兒子在教育局更改規則後獲選赴美交換學生，已經影響外界對他的觀感，這些批評或許未必全然成立，但問題是他有沒有膽量在浪尖上為自己辯護？而這也可以看出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質。

逃避可恥卻未必有用，也許原有支持者依然鞏固，但因最近一連串事件而對他心生疑慮的中間選民，則需要更多說服。放棄透過辯論而說服的機會有種種可能，其中一種是這或許會對他造成更大傷害。因為他有勝選的慾望但沒有執政的藍圖，也缺乏對一個城市未來的想像，這些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辯論技巧無法粉飾空談，而這些只要一場選前辯論就會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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