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呂金鎧約在花蓮的玉里火車站，月台恰好停了一輛美麗的淺黃綠色列車，是台鐵最新主打的觀光列車，車體大大寫著「山嵐號」。
呂金鎧也看到了，喃喃道：「『山風號』，這個聽說很貴捏！『山風號』是開到哪裡？」
真相難確認 清晰又模糊
他家離火車站尚有10幾分鐘車程，靠山，一間日治時代木屋，山景極美，屋內簡陋，門前有個小菜園。呂金鎧13歲離開這裡，53歲出獄後搬回老家，如今66歲。
1993年12月22日，冬至夜，新北市中和區一處民宅發生命案，死者是一名國立大學女大學生。遺體在隔天下午被發現。
凶手是誰？刑案中，真相難覓，想確認完整的時空全貌幾乎不可能，只能盡力拼湊。有些拼圖清晰具體，正確率高，有些拼圖模糊難辨，更有些拼圖像是硬擠上去的，與周邊圖塊尷尬地難以契合，卻又找不到更適合圖塊。
回頭看，較清晰的拼圖大致是，那晚9點半，麵包店師傅呂金鎧下班回家，卻又在深夜11點多回麵包店，告訴老闆：「陳錫卿不見了，東西都帶走了，還偷走我的都彭打火機。」又說，家門口出現一雙陌生女鞋。呂金鎧拜託老闆找鎖匠換大門鑰匙。
老闆姓吳，屋子是他出面替呂金鎧租的，離麵包店走路只需幾分鐘，呂金鎧住一個房間，另一房間空著。隔天下午，吳老闆入屋查看，果然有女鞋。他先看呂金鎧的房間，再看另一房間，房門關著，但門鎖壞了，因此有兩個拳頭大的縫隙，吳老闆從縫隙往房內瞄了一下，竟有一名女子躺在地上，下半身赤裸。他嚇得跑回麵包店，找呂金鎧及另一名師傅再次去查看，發現女子已死亡。
上述這些，是較無爭議的拼圖塊。那年呂金鎧34歲，擔任麵包師傅多年，後來竊盜罪入獄3個月，11月出獄後到這間麵包店工作。呂金鎧向我們解釋，與陳錫卿是獄中相識，「我們都在炊場（廚房），我會做西點麵包，在那邊就做饅頭。陳錫卿是班長。」
陳錫卿小他3歲，卻已是監獄常客，逃兵、強制猥褻，最重一件是強制性交，當年稱強姦罪。陳錫卿在案發前幾天剛假釋，「他問我可以暫時住我那裡嗎？我經過老闆同意，就給他住。」
回到冬至那晚，吳老闆沒涉案應是肯定的，那晚他都在麵包店，幾位師傅可作證。呂金鎧、陳錫卿呢？
陳錫卿在10多天後被警方找到，供詞改口多次，暫且不提。法院怎麼說？我們搜尋判決書系統，這件案子後來上訴到更十一審，資料驚人。「更審」是檢方或被告上訴後，上級法院認為判決確實有問題，退回，讓下級法院重新審判。第一次重新審判叫更一審，依次類推。
憂父母年邁 就放棄上訴
法院從一審到更六審，皆認為陳錫卿、呂金鎧2人一起性侵女大生，因為現場取得的精液，與陳錫卿、呂金鎧二人的DNA皆相符，2人的自白書也坦承犯案。另外，女學生後來被勒斃，每一審幾乎都判陳錫卿殺人，呂金鎧則是前幾審判殺人，後幾審改判「殺人未遂」。
直到更七審，發生大逆轉，法官將當年精液檢體重新送驗，以最新的DNA鑑定技術比對，依舊與陳錫卿的DNA相符，卻赫然發現，與呂金鎧的DNA根本不符。
偏偏，呂金鎧在上訴10多年後，恰好在更六審放棄上訴，被判20年定讞，只剩陳錫卿繼續上訴，更七審判的也是陳錫卿，但，法官特別以極長篇幅仔細交代，「本判決不認定呂金鎧為共犯。」「…足見呂金鎧確係不知情與不在場。」
可惜木已成舟。呂金鎧為什麼放棄上訴？事後他自是懊惱不已，他解釋，「那時候我已經收押12年，我父母親都80幾歲了，我想早一點執行（入監服刑），早一點回家，還有機會看到父母親。我收押12年，在看守所有累積分數啊，如果直接執行，我就直接分數三級跳，累積分數才可報假釋。而且那時候對司法也沒有什麼信心，不知道要打到何年何日啊。」
他遣詞用字偶爾有些小錯誤，例如，把何年何「月」說成何年何「日」，又如當年檢察官偵訊他時，他把「一舉一動」說成「一手一舉」，「如果我有幫他強姦的話，一手一舉我親眼看到，我一定知道…」檢察官滿臉問號，「什麼一手一舉？」他答：「如果我有幫陳錫卿，我有在場，我眼睛有看到的，我全部知道啊，我怎麼會吞吞吐吐，東講一個西講一個，對不對。」
那是1994年2月1日的錄音，他在檢察官提問下，一一回答自己如何協助陳錫卿壓制、性侵女學生，檢察官問了許久，最後呂金鎧答不出來，急得說：「我根本就不知道，自白書全部是謊話，根本實在就是不知道，你要槍斃就槍斃啦，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問我，我沒有辦法說啊。」
打狗般刑求 不得不認罪
呂金鎧為什麼之前會說自己有性侵女學生？原來，案發10多天後，警方抓到陳錫卿，再傳呂金鎧，依警方筆錄，呂金鎧「認罪」了。
後來法院證實，他與陳錫卿皆遭警方刑求。呂金鎧回憶，「他們就一直給你疲勞轟炸啊，不給你睡覺，他們有輪班制，這班問完換下一班，問到你受不了，你有時候自己在講什麼都不知道。他們又說：『如果你承認，這個不會判很重。』不承認，他們就一直刑求啊。」如何刑求？「鐵的有靠背的椅子，手被往後銬，眼睛把你矇起來，你也不知道是誰，他腳一踹下去，椅子就翻掉了，那時候刑求像打狗（踢狗）一樣。」
最後他坦承犯案，接著要寫自白書。「他們早就擬好稿了，可是字像蚯蚓一樣，我看不懂啊，他們就說寫正楷給我抄。我國中二年級1月畢業的啊。」意思是只有讀完國二上學期。
他說，小時候看到字就想打瞌睡，即使父親期盼他讀書，他讀完國二上學期就輟學，離家到台中大甲的鐵工廠做工。家裡經濟差，他不忍父母為了學費苦惱，「以前都是賒帳，去雜貨店也是賒帳，慢慢還，一個學期差不多快完，我學費才繳完，學費好像60幾元。」
玉里在花蓮是大鎮，農田肥沃，然而呂家並不住鎮上，亦無田地，「我爸爸幫人家打零工。有山地啦，我爸爸有種一些花生、玉米，我媽媽有養豬。我們小孩都要幫忙切豬菜餵豬，假日還要跟爸爸去山上種花生。」門前的菜園是一家主食，只逢年過節吃得到肉。甚至沒有電，「用煤油燈，不小心褲子會燒掉。那時候申請電要4千多元，好像到我國中才有電。」
不在場證明 拼圖缺一角
那麼，案發那晚，呂金鎧給出的拼圖塊又是什麼？卷宗顯示，撇開遭警方刑求後的一度認罪，檢察官與法官問呂金鎧當晚6點至9點人在哪裡？他皆答：「我在麵包店工作。」他固定早上8點上班，晚上9點半下班。
誰可以證明他在麵包店？判決書寫著，吳老闆說，他6點半出門買便當，買了至少半個小時，回來後有看到呂金鎧在店內。意思是，買便當期間，無法證明呂金鎧在店內。其他師傅也對法官說，無法確認呂金鎧是否一直都在店內。
隔天下午的情形，眾人說詞與法院判決書倒是都差不多，唯一差異是，法院認為呂金鎧不可能之前都沒發現隔壁房間有屍體，因為房門雖關著，仍有縫隙。
呂金鎧則對我們描述，「老闆先叫鎖匠，鎖匠還沒來的時候，他去視察房間，看到躺了一個人在那裡，他也不知道生死啊，他就回麵包店叫我，說：『師傅、師傅，你有沒有帶女朋友去那裡過夜？』我說：『沒有啊。』老闆就叫我跟另一個師傅一起去看。」
「我們三個進去看，我說『小姐、小姐』，沒有反應啊。我沒有摸啦，就一直喊，沒有反應啊，那時候燈是小趴的（小盞燈），很昏暗啊，然後我們就下樓報警。」
小房間沒有床，他住的大房間也沒有，「我是睡房間打地鋪，那時候老闆剛開業，麵包店有打折，生意比較好，老闆也沒有空去買床鋪那些。」陳錫卿來投靠時，也在呂金鎧房內打地鋪。
他解釋為何叫老闆換鎖，冬至那晚他9點半下班，返家，「我正常都吃泡麵，男孩子吃飽之後飯後一根菸啊，我去點菸，找不到打火機，那個打火機是都彭的，滿貴的，1萬多元。」他又發現，陳錫卿在獄中買的、出獄後仍帶著的掌上型電視，也不見了，陳錫卿的包包也不見了。
他猜陳錫卿偷走打火機，跑了，因此深夜11點多，他又回麵包店，老闆仍在，他告訴老闆打火機被陳錫卿偷走了，「我還有一組音響，怕他回頭偷，我問老闆可以換個鎖嗎？他說好。」
打火機遭陳錫卿偷走，是肯定的拼圖塊。警方後來查出，案發幾天後，陳錫卿將打火機拿去當鋪典當，得手1千元。
被法官認定 智慧型犯案
肯定的拼圖還包括，案發那天下午，陳錫卿循著報紙的分類廣告，打電話到一間家教中心，說要替女兒找家教，限女性，老闆邱先生請陳錫卿留電話。晚上6點多，恰好一名國立大學女學生前來，想應徵家教，邱先生問了女學生一些問題，請她填寫資料，然後打電話給陳錫卿，不久將話筒轉給女學生，2人直接通話。不久女生離開家教中心。
女生幾點離開？這塊拼圖就模糊了。邱先生起初說7點半，後來又說大概7點。然而，法院認定的犯罪經過卻是，陳錫卿與女學生約好7點，女學生7點10分到達呂金鎧家中。家教中心在重慶南路，呂金鎧住中和。
判決書寫著，女生抵達時，陳錫卿與呂金鎧都在家中，2人先與女生假意談一些家教細節，談了大約40、50分鐘，女生說很晚了要先離開，陳錫卿忽然把電燈關掉，兩人開始動手壓制女生，性侵後怕女生喊叫，又拿衣物綁在女生脖子，緊緊勒住。呂金鎧先離去，陳錫卿大約8點10分離去。
判決書並寫，呂金鎧先趕回麵包店，下班到家後深夜又返回麵包店，告訴老闆自己的打火機被偷、要求換鎖，「顯然係不知如何處理被害人屍體，製造不知情、不在場之證據，其斧鑿故弄玄虛之痕跡明顯…」言下之意，呂金鎧心思細密，故意製造不在場證明、不知情證明。
呂金鎧的姊姊呂秋容也對我們說：「開庭的時候，法官說他是智慧型犯案。」呂秋容是呂金鎧的四姊，也是全家學歷最高的人。
呂金鎧的父母皆不識字，3個姊姊都國小畢業，僅四姊半工半讀完成高中學業。呂金鎧出事後，當時僅她仍未婚，一路替弟弟喊冤至今。呂家經濟困難，「律師費第一審是我姊夫付的，第二審我付，5萬元，第三審是我三姊夫他們付的。一共請了3次律師吧。」後來全家再也無力負擔，改為公設辯護人。
時間有矛盾 成為爭議點
學歷不高、識字不多，未必心思就不細密。那麼，呂金鎧是心思細密之人嗎？當年的偵訊錄音中，曾出現一段看似無意義的對話，那是在呂金鎧對檢察官講出「一手一舉」、否認犯案後，檢察官話鋒一轉，問呂金鎧：「你衣服上這個刮痕是哪裡來的？」呂金鎧答：「衣服上，當初我是不知道，來警察局的時候，警察告訴我，『你的衣服怎麼破了？』我跟他解釋，『沒有啊，哪裡破？』最後我低頭看，實在就是破了。」
衣服破了，加上呂金鎧身上有個小傷，檢警認為，這些正是呂金鎧性侵時為了壓制女學生所產生。呂金鎧則說，身上小傷是做麵包時產生。
一直到更七審，呂金鎧終於被排除性侵、共犯的可能。那麼，接下來的判決應該也都認為呂金鎧沒有涉案吧？卻不是。更八審至更十一審的判決書寫著，呂金鎧雖未性侵，但仍是共犯，協助壓制女學生。
看似匪夷所思，然而，法官真的憑空臆測嗎？我們後來找出陳錫卿的最初口供，及檢方起訴書，赫然發現，陳錫卿最初的口供、檢方起訴書，都寫著呂金鎧最後並沒有性侵，只是幫忙壓制等。更八審之後的判決書，意外地與最初那塊拼圖雷同。是真實，或陰錯陽差的巧合？
一切似乎回到原點。呂金鎧到底有沒有涉案？「不在場證明」這個一直被忽視的爭議點，忽然就至關重要了。麵包店的吳老闆，似乎是唯一可證明呂金鎧不在場的人。只是，歷審判決書皆稱，吳老闆6點半出門買便當，時間「至少半個小時」，所以難以證明案發時呂金鎧是否在麵包店工作。
然而，我們查閱卷宗，吳老闆在發現屍體並報案後，第一時間在派出所做的筆錄上，警察問吳老闆，店內師傅呂金鎧在案發當晚6點到10點之間行蹤？吳老闆回答：「呂某於該時段均未出門，都在店內，除了我知道外，另還有我店內師傅江○○，他亦知道。」
但是，後來警方抓到陳錫卿、呂金鎧也在警方刑求下認罪後，吳老闆的說法有些改變。檢察官問吳老闆：「12月22日晚上7點左右，呂金鎧是否在麵包店？」吳老闆答：「我當時不在，我去買飯，回來時我不知道時間是幾點。」檢察官再問：「當天7點至9點行蹤？」吳老闆答：「我買飯是6點半，回來未注意時間，但是回來時有看到呂金鎧，一般我買飯都要半個小時以上。我當天跟呂某都在9點半下班。」
而法院認定的犯罪過程是，7點10分女學生到呂金鎧家時，呂金鎧與陳錫卿都在，2人與女學生聊了40、50分鐘，才動手壓制、性侵、勒斃。依此，若呂金鎧有犯案，即使先離開，也不可能早於8點鐘。
而吳老闆6點半出門買便當，那麼，除非買便當花了1個半小時，呂金鎧才有可能犯案。然而麵包店位在永和的熱鬧街上，並不偏遠，況且依呂金鎧所述，麵包店剛開幕不久，有打折，生意甚好，吳老闆忙到沒時間幫呂金鎧買床，買個便當卻花了1個半小時，似乎悖於常情。
DNA鑑定 證據受影響
替呂金鎧聲請再審的律師林俊宏則說：「就算真的買了一個半小時，呂金鎧不但要知道老闆幾點去買便當，還要確定老闆幾點回麵包店。另外，他還要事先知道女學生幾點到他家，當時沒有手機，（陳錫卿）不可能打他手機說：『她來了，你趕快過來。』而且，犯案後他還要趕在老闆買完便當之前，趕回麵包店。那是一個不可能的狀態。」
如今看來顯而易見的不在場證明，每一審的法院卻幾乎都無視。只是，法官們真如此昏庸嗎？或許這正是冤案中常見的「隧道效應」，意思是，人在隧道中若發現前方有亮光，便不太會再注意隧道裡還有哪些其他東西。呂金鎧案中，那道亮光是當初被視為鐵證的DNA鑑定。如果呂金鎧沒犯案，怎會鑑定出符合他的DNA？因此，即使隧道裡有其他異狀，人們也不會感到不合理。
冤獄平反協會理事、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謝煜偉也談到類似概念，「DNA鑑定作為科學證據之王，在審判上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證據，一旦出現， 大家會非常相信它，對於其他周邊證據，即使可能對被告有利，也會因為無法駁倒DNA這項證據，法官就會傾向把其他有利於被告的證據，解釋成另一個故事，而這個故事是可以跟DNA證據兜在一起的。呂金鎧案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陽明交大科技法律學院教授金孟華曾寫過〈證據相互影響理論〉一文，文中就描述，「在現實的決策過程中，各種不同的證據並非獨立存在，而是可能彼此相互拉扯、影響，而法官對於證據的理解，乃至於對事實的建構，就是在這種證據相互影響的過程中產生。一項證據一旦受到法官採納或排除為認定事實的基礎，受到影響的不只是該項被採納或被排除的證據本身而已，該證據亦有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法官對於其他證據的評價。這個證據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其中可能產生認知偏誤問題，乃至於危及整體事實認定的風險。」
金孟華將愛因斯坦的重力理論，用於比喻法學上的證據相互影響，「假設我們將一個具有彈性的橡膠布面拉開，將四周拴緊…這時如果把一顆保齡球放到布面的中間，勢必使布面產生凹陷，並且在布面上造成拉扯跟彎曲…這時，如果我們再將一些較小的玻璃彈珠丟到這個布面上，彈珠會因為這個保齡球所造成的凹陷，而沿著凹陷以彎曲的方式行進。」即形成所謂的「證據的重力場」。
若以呂金鎧的案子來比喻，DNA鑑定便是那顆保齡球，是否不在場等其他事證，則是較小的玻璃彈珠，都會滑向保齡球。今年4月，高等法院同意呂金鎧的案子可以「再審」，正是引用「證據相互影響理論」。再審與更審不同，指的是案子即使定讞了，若又出現極有力的新證據可證明法院判錯，法院便例外同意重新審判。
至於陳錫卿，第二次較精進的DNA鑑定，依然與陳錫卿的型別相同，「不排除陳錫卿或其同父系血緣之人」，因此，陳錫卿打到更十一審仍死刑定讞。
陳錫卿受訪 卻三緘其口
呂金鎧向我們聊到，當年一審判決，他聽到自己居然被判死刑，「要繼續收押的時候，我抓著陳錫卿的頭，拉他的頭去撞鐵門。回到看守所，主管有問陳錫卿他的頭怎麼了，他說不小心撞到鐵門。那時候我很想不開捏，很想撞牆自殺。」又說：「後來陳錫卿在看守所有賺錢捏，他在看守所研究《六法全書》，很會幫人家寫上訴狀，他在看守所沒有缺錢捏。」
當年，陳錫卿的說詞一變再變，也遭警方刑求的他，曾說與呂金鎧共同犯案，也說過案發時他與其他朋友在外面等。但，案發一個多月後，檢察官第三次訊問，依筆錄記載，檢察官問：「你有擒○女之喉嚨？」陳錫卿答：「都是我一人所為，呂金鎧未做。」
那次筆錄僅短短幾句，不到50字。直到許多年後，法院重新勘驗當年的錄音，才發現筆錄記載過於粗陋，原始的完整問答是：「陳錫卿，你有沒有勒○女的喉嚨？」「報告法官（實為檢察官），這一切行為齁…（沒講完被打斷）」「我問你有沒有勒她的喉嚨？」「是我沒錯。呂金鎧他沒有，他是無辜的。」「那前兩次我問你，你都講沒有（勒喉嚨），這次變成是你，你又要強姦，你要怎麼勒她喉嚨？」「那時候是怕警察，一直在打，警察叫我這樣講。」「警察叫你這樣講？」「叫我講說我們兩個人在一起，一定是兩個人，不可能一個人幹的。」
陳錫卿死刑定讞，但是仍未執行，一直關在看守所。記者在5月的某天，到看守所申請探視，他沒拒絕。探視他的窗口在接見長廊的最盡頭，不知是否重刑犯之故。我們隔著透明壓克力板碰面，以話筒通話，如今已63歲的他，即使剃了頭仍看得出滿頭灰白。我先自我介紹是記者，他卻似乎以為我是律師。我問及案情，他一聽，只說事情過了這麼久，沒有需要再提。後來不論我如何旁敲側擊，他總是機敏地答：「如果有需要講，到法院再講。」
地板精液量 引連環錯誤
當年，為什麼檢警認為不可能只有陳錫卿一人犯案？原來，案發現場採到的精液，據法醫稱有20西西，一般台灣男性每次射精量則約2至5西西。然而，20西西的說法，後來證實是法醫「目測」當時「地板上」的精液容量。此外，那攤精液很可能混有尿液等其他液體。
曾任政務委員的律師羅秉成，卸任後回任「冤獄平反協會」理事長，他是呂金鎧再審案的義務律師之一，他比喻，冤案像穿襯衫時扣上鈕釦，若第一顆釦子扣錯了，往下便一路錯到底。呂金鎧案第一顆扣錯的鈕釦是哪一顆？他認為，是警方一開始對現場跡證的判斷，「尤其留下的精液量，警方認為不可能是一個人的，就覺得一定是兩個人。」
羅秉成說，除了DNA鑑定出錯，全案還有幾個不合理處，「第一，如果呂金鎧是共犯，屍體在他家，他有機會湮滅證據，不可能讓屍體就留在隔壁房間，他還叫老闆來他家，然後發現屍體。還有，當時警方太輕忽不在場證明，一直說呂金鎧是刻意回麵包店，製造不在場證明。」
麵包店的吳老闆曾經在第一時間說，那晚，呂金鎧一直在店裡工作，後來卻改口稱不確定自己外出買便當買了多久，也許他也受了第一顆釦子、及錯誤DNA鑑定的影響吧。記者透過各種方式想聯繫他卻不可得，麵包店自是早已結束，當年他曾留下戶籍地址，記者循著地址找到所在地，屋主表示，家族在1994年以前就持有此屋，並不知道此人，也許是父母親短暫將房屋出租過。
遍尋不著。只是，非得找到吳老闆替呂金鎧做不在場證明嗎？DNA鑑定既已排除呂金鎧，那顆巨大的保齡球一旦拿掉，呂金鎧的犯罪證據還有哪些？
台大法律系教授謝煜偉就說，剩下的，只有呂金鎧及陳錫卿的自白，但兩人的自白都已確定是刑求下所供，已無法作為證據。「如果自白也被推翻、拿掉了，那還剩下什麼？什麼都沒有。所以，把當年定罪的那些證據都拿掉之後，呂金鎧有沒有不在場證明，也不重要了。」
依無罪推定原則，缺乏證據下，就不該定罪，呂金鎧並不需要不在場證明；若還要求呂金鎧的不在場證明，便落入了「有罪推定」的陷阱。
謝煜偉解釋，「現有的證據沒辦法證明一個人有罪，法律上就不能定他的罪，不能夠因為我覺得他有做，就定他的罪。至於是不是『真實無辜』，真實無辜是不可知的，（除了當事人）沒有人會知道。」
凡人沒有神的視角。只是，後來的法院判決，似乎仍落入有罪推定的陷阱，從更八審到更十一審，仍認定呂金鎧為共犯，只是沒有性侵。
早年的DNA鑑定出錯釀成冤案，其實並不罕見，台灣最知名的受害者是陳龍綺，他在2009年被控性侵，DNA鑑定「不排除」陳龍綺涉案，他被判4年入獄，直到2013年，新的DNA鑑定技術顯示陳龍綺的型別根本不符。
在日本，更有著名的「足利事件」，1990年一名幼童遇害，45歲仍單身的幼兒園司機菅家利和被鎖定，DNA鑑定也相符，菅家利和入獄；直到19年後，2009年更精準的DNA鑑定出爐，凶手並非菅家利和，當地警察局長、檢察廳正式向菅家利和道歉。至於美國，「無辜者計畫」透過精進的DNA鑑定技術，平反了至少數百起冤案，其中便包括不少因為早年DNA鑑定技術過於粗糙，因而釀成的冤案。
獄中被折磨 父親受糟蹋
呂金鎧放棄上訴後，定讞的罪名是性侵加殺人未遂。我們與他訪談許久後，他才說：「我講你不要生氣，是羅秉成叫我來的，不然我不想來。當初報紙登很大，也沒有了解一下再來寫，有鄉下人拿報紙給我爸，說：『看你兒子做的好事。』糟蹋他，我爸爸又不認識字。」
他繼續說：「報紙寫到這樣，監獄都看得到，我進去關，很難關，強姦罪像過街老鼠。像我後來換到台南監獄，這種案子，光是我知道的，在台南監獄就死過4個人（性侵犯），把你折磨到死。」他說，那些年在台北監獄、台南監獄都飽受折磨，「有空就要鍛鍊身體，人家打你，你要反抗，命才可以保留下來。20年要存活下來，要看人捏，意志不堅強會死在裡面。」
地獄般的日子長達19年，他才獲假釋，2012年12月回到玉里老家，93歲的父親臥床，2天後，父親過世。「我假釋前有打電話給我爸爸，叫我爸爸要等我，他硬撐的。」
母親沒能撐到他出獄，在前一年過世。呂金鎧並不知道母親過世，「是過年時監獄有懇親電話，我打回家，我姊姊才講。」
四姊呂秋容解釋，「我娘走的時候，我沒有告訴我弟弟，因為如果他回來奔喪，會有警察押著他回來，戴著手銬腳鐐，這樣會讓我家族的人…」她說，母親晚年失智，每年農曆12月29日，總是坐在家門口的凳子上，「我們家離鐵軌沒有很遠，我娘就看著列車一班一班地過，說：『我兒子快回來了。』她每天都在盼望那一天的來臨。」
姊姊為申冤 工作也沒了
呂秋容又說，當年案發後新聞拚命報導，「報紙登出來，有人拿著報紙給我爸說：『你兒子怎麼會這樣子。』還有一家報紙的記者，第一時間就跑來我家採訪。從那一天起，我爸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他也阻止我娘出去外面，他們只在家裡生活，在院子種種菜。」
呂秋容為了替弟弟洗刷冤屈，案發後法院每一次開庭，即使只短短幾分鐘，她一定到場。為此，原本在鐘錶行的工作沒了，也難以找到可彈性請假出庭的工作，「經濟很潦倒的時候，我吃了3年的陽春麵，沒配青菜，只拌沙茶醬，吃到後來老闆漲價，還是收我原價。」
後來，呂秋容找到當時剛成立的冤獄平反協會，呂金鎧的案子成了協會的第二件立案，好幾位律師陸續替呂金鎧聲請再審，但，都被駁回。2021年，連當時的檢察總長江惠民也替呂金鎧提起非常上訴，原因是，呂金鎧在更六審被判20年後，法官勸呂金鎧別再上訴了，呂金鎧同意，但，當時呂金鎧的律師並不在場，這段程序合法嗎？
如今已退休、轉任律師的江惠民對我們回憶，「上訴，在法律上是被告的『重大利益』，這麼重大的刑事案件，判這麼重，怎麼可以趁辯護人不在的時候，就讓他草率地做這個決定？我們引用了德國、日本、美國的作法，上訴或不上訴，都需要辯護人在旁邊討論後才能決定，辯護人不就是要隨著保護被告的權利嗎？那是一個充滿瑕疵的決定，我們非常上訴狀寫得很長，可是最後法院只用短短一段話駁回。」
呂金鎧回到玉里老家後，先在一間麵包店工作，後來轉到薪資較高的養鴨場，一待12年，日薪1,300元，一週可做6天。近年天候異常，他說，鴨隻數量減少，休假的天數越來越多，這二年只好轉做工地，「蓋房子或鐵皮屋，一天1,500元，除非下大雨不能做，正常一個禮拜可以做6天，但要有辦法忍耐在大太陽底下做。」
聊著聊著，我們問起當年他的竊盜前科，他說：「我無照駕駛被警察抓到，他把我大牌（車牌）剝掉，沒有大牌我不敢騎，我就去新莊二省道，看到一台機車破破爛爛，我就把它的大牌剝掉，裝在我的摩托車。有一天被警察抓到（應是臨檢），電腦打出來，這不是我的車牌。」他被判3個月。但，那年他已30多歲，怎麼還不去考駕照？「路考很簡單，可是我怕筆試考不過，我有些國字就不認得啊。」
怪自己心軟 收留陳錫卿
竊盜罪出獄後，如果沒發生這件事，原本有什麼規劃？呂金鎧停了1、2秒才說：「我是想說存一點錢，那時候我有女朋友啊，交往兩年了，她在家庭式美容院給人家請，就住在店裡，美容院如果沒有營業，老闆沒來，她就會叫我過去，幫我洗頭。」那時已經打算結婚？「是還沒談到結婚啦，我單方面有那個思想，也有那個預算，有存一點錢。」
他又說：「我爸爸很早就開始買金子在等我，只是我還沒娶而已。他買那種還沒有成形的，還沒有做成首飾，那時候金子比較便宜，他是一點一點買，一共買了一兩。」
無奈案發後，女友嚇得再無音訊。他又說，都怪自己心太軟，「那時候，我是想，既然陳錫卿在監獄有幫助過我，我的心腸不會過河拆橋，我做得到的，就做。如果我不理他，不收留他，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不管你有沒有做，受害者就是死在你的房子裡…其實我心裡在想，那個女孩子死了，很可憐，已經讀到大學快畢業了，你陳錫卿也太狠了…」
今年4月，法院終於同意案子可以重新審判。就在我們於冤獄平反協會採訪呂秋容時，中途，一旁陪伴她的社工收到訊息，瞬時眼眶泛淚，原來，在「后豐大橋案」喊冤20多年的王淇政、洪世緯，剛剛無罪定讞。
那麼，呂金鎧也會有這一天嗎？呂秋容說：「希望有這麼一天，不然我真的心裡有不甘，這幾10年我的青春、事業，所有的都沒了，就是一直在等那一天。我就是要等那一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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