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受訪者臨時要求「不能公開」（Off the Record）時，對記者來說，這往往是兩難：一方面，記者必須維持與受訪者的信任關係，避免讓對方覺得被「出賣」；另一方面，若完全遵從，卻可能錯失重要訊息，甚至影響報導的完整性。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正是新聞倫理與專業的試煉。
Off the record 的意義與困境
「Off the record」一詞在新聞實務中被頻繁使用，卻常常存在模糊地帶。一般來說，除非受訪者事先明確提出，否則訪談內容預設都是「on the record」──可被報導與引用的。對於資深政治人物、官員或公眾人物來說，他們更熟悉媒體規則，因此臨時提出 off the record 的情況，往往意味著某些資訊極具敏感性。
然而，記者面對這樣的請求時，困難在於：資訊已經進入錄音機、筆記本，若完全棄用，可能錯過能幫助讀者理解真相的重要線索；但若違反承諾公開，又會損害新聞信任，甚至引發法律或道德爭議。
英國《Daily Express》副政治與環境編輯 Steph Spyro[1] 就建議，遇到這種情況，記者不應立刻打斷，而是先記下重點，保持談話流暢，再在訪談尾聲回頭詢問原因，進一步判斷能否協商。[2]
四種常見的 Off the record 請求原因
Spyro 將受訪者提出 off the record 的原因，大致歸納為四類，每一類背後的動機與應對方式，都值得仔細區分。
一、名譽風險（Reputational risk）
受訪者擔心自己的形象受損，是最常見的理由。比如政治人物在談論黨內鬥爭時，可能透露一些批評同僚的言論，但不希望被公開，避免被指責「分裂內部」。
國際案例：美國白宮記者經常遇到官員「背景說明」（background briefing），他們提供資訊但要求「不能具名」，甚至不能直接引用。媒體往往以「知情官員表示」來處理，既保留資訊，又不讓特定個人背負責任。
在台灣，歷任行政院長或總統幕僚在媒體茶敘中，常用「溝通不順」或「跨部會協調困難」來描述政策延宕，但這些大多不具名出現在報導中，而是以「官員透露」、「高層人士指出」等方式出現。 例如關於能源政策、疫苗採購、或大型建設案延宕，報導裡經常能看到匿名官員談到「跨部會協調不易」的說法。這樣的發言若直接寫出名字，將造成政治風暴，因此媒體多半會匿名處理，或僅以「官員私下透露」帶過。
二、安全風險（Safety）
若資訊公開會使受訪者陷入人身危險，記者幾乎必須優先考量安全。
國際案例：在緬甸、阿富汗等威權或戰亂地區，記者採訪人權工作者或示威者時，對方常要求隱匿姓名與細節，以避免被政府追捕。這些 off the record 的請求，直接關乎生死，新聞專業必須尊重。
台灣案例：調查性報導若涉及黑道或地下經濟，有些消息來源願意提供資料，但強調「不能寫我說的」，否則可能遭報復。這類情況下，媒體往往會透過多重來源交叉驗證，再匿名化處理。
傳播學者陳順孝在《新聞控制與反控制：「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3]一書中探討的是：新聞記者在威權體制、媒體老闆、黑金勢力等「控制因素」下，如何在保有「記實（忠實報導）」理想的同時，避免被控、被處罰、被壓迫 — 這就是「記實避禍」報導策略。書中雖然提到了許多寫作策略，比如「模糊」「暗碼」「隱身」等，但這些策略不是與 “off the record” 完全對應的術語，也不是指受訪者中途要求 off the record 的狀況，而是記者在整體報導過程中面對控制壓力時，用文字與報導方式上的技巧來避開受控或起爭議的情況，也非常值得線上專業記者參考。
三、個人因素（Personal）
有些 off the record 請求來自於情緒或隱私的考量。受訪者可能在訪談中談到家庭糾紛、健康問題，說完才意識到「這不該被公開」。
國際案例： 在國際新聞史上，也有許多與「說出去的話能否撤回」相關的案例。2010 年英國前首相 Gordon Brown 在選戰造訪羅奇代爾（Rochdale）時，與一名女性選民互動後上車，卻忘了自己仍戴著無線麥克風。他在車內私下抱怨對方是「bigoted woman」（有偏見的女人），結果音檔被完整錄下並公開播放，引發軒然大波。Brown 隨後不得不公開道歉，但媒體與評論界普遍認為：既然發言出自候選人本人，且沒有事先要求 off the record，就算是「熱麥」（“hot mic”，hot microphone 的簡稱）失誤，也仍屬於可被公開的政治言行。這起事件凸顯西方媒體對「on the record／off the record」界線的嚴格態度：一旦話已出口，就不能事後要求撤回。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曾引述紐時公共編輯觀點：off the record 必須事前雙方同意；說完才主張 off the record，一般不成立。[4]
台灣案例： 在台灣，也曾出現過受訪者主動設下界線的具體案例。2006 年，旅美投手王建民因台灣媒體對其家庭私事的過度追逐，透過經紀人發表公開信，宣布「暫停接受台灣媒體採訪」。王建民強調，報導應聚焦於他在球場上的表現，而不是對家人的騷擾。他的聲明不僅是拒絕一時的訪問，更是對媒體整體採訪文化的反思與抗議。這起事件雖然不是典型的「受訪中途臨時要求 off the record」，但其背後的精神一致：受訪者意識到自身或家人因報導可能遭受傷害，因而提出「不刊登、不再曝光」的請求。對新聞專業而言，這提醒我們，除了追逐新聞價值外，也必須正視受訪者的安全與隱私邊界，並在報導中展現對當事人合理的保護與尊重。
四、法律因素（Legal）
若涉及合約、司法調查或機密文件，公開後可能觸法，記者就必須謹慎處理。
國際案例：2019 年英國脫歐談判過程中，部分文件被官員口頭透露，但同時要求 off the record，理由是文件仍屬保密。媒體雖然不能直接刊登內容，但可藉由尋找其他來源印證，間接讓公眾理解談判方向。
台灣案例：媒體報導企業併購案時，常有律師或高層提醒「這部分還在簽 NDA（保密協定）」，不可引用。記者只能尋找第三方專家或公開資訊補足。
記者的應對原則
面對採訪過程中的 off the record 請求，Spyro 建議採取「先理解、再判斷、後協商」的三步驟。
首先，保持談話不中斷，先讓對方把話說完，避免造成尷尬，並確保後續仍有資訊流動。
其次，回頭追問原因，在訪談結束時，再詢問受訪者為何要 off the record，這有助於理解是否可以找到折衷。
最後則是區分不同風險，若是名譽風險，可以考慮匿名；若是安全或法律風險，則應更嚴謹，必要時放棄使用。
必須注意的是，當內容涉及重大風險時，不能由記者單獨決定如何處理，必須向上提報，讓編輯與法律團隊參與。
折衷與妥協的可能性
在許多新聞實務中，記者與受訪者會找到中間路線，例如：
匿名處理：以「知情人士」、「某官員」代替姓名。
模糊化細節：保留核心訊息，但刪去可能傷害當事人的細節。
加註透明度：在報導中寫明「受訪者要求部分內容不得公開」，以讓讀者理解採訪現場的限制。
這些做法，既保護了消息來源，也維持了新聞報導的可信度。
倫理與專業的拉鋸
Off the record 的請求，最終挑戰的是新聞專業的核心，即：新聞自由與公眾知情權，如何與消息來源的安全、名譽與隱私取得平衡。
在台灣，政治人物與媒體之間的互動，常有「茶敘」這樣的半公開場合。由於茶敘並非正式記者會，政治人物多半希望能與媒體交換意見、透露訊息，但又不必承擔具名公開的壓力。久而久之，許多新聞報導便以「不具名藍委」、「某綠營人士」的方式呈現，尤其是在立法院走廊訪談或黨內敏感議題上更為常見。這種「不具名」慣例，雖然讓媒體取得了消息來源，但也引發討論：是否過度保護了權力人物，使讀者無法清楚檢驗來源真實性？
相較之下，美國對「不具名」的處理則較為制度化。白宮新聞處常舉行所謂的 background briefing，事前就會告知媒體哪些內容可以報導、但必須以「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或「a White House official,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來引用。這樣的設計一方面讓政府能釋放政策訊息、試探輿論，另一方面保護發言官員免於承擔直接的政治責任。
《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經常在涉及國安、外交談判等敏感議題的報導中採用這種表述（例如：2023 年 5 月 13 日，《華盛頓郵報》在一則標題為“Zelensky, in private, plots bold attacks inside Russia, leak shows”中，提到有關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私下戰略上的討論，並引述了「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的說法。這代表新聞引用了一位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的訊息，但並未具名，而是以匿名、官方背景的形式呈現[5]）。
與台灣不同，美國的匿名來源使用通常有明確規範與記錄，而非僅靠事後的默契或抗議來界定。
台灣與國際媒體的實際做法
在台灣的新聞實務中，公共媒體（如公視）與商業媒體（如 TVBS）都允許使用匿名消息來源，但會設下審慎條件。 例如公視的《節目製播準則》強調記者若同意匿名，必須先判斷來源透露訊息的動機是否正當，並且一旦承諾保密，就要確實履行保護協議[6]。TVBS 的《新聞自律規範》則指出，若引用匿名來源，除了必要時要隱匿身分，還應在報導中說明匿名的理由，以便讓觀眾理解消息的可信度，同時也避免過度依賴單一來源。[7]
相較之下，美國主流媒體（以《華盛頓郵報》為例）的做法更加制度化。《華盛頓郵報》編採標準規定，匿名來源的使用必須經過編輯與記者共同判斷，編輯需掌握來源的真實身分，不能只有記者單方面知情。此外，它要求在依賴匿名來源時，最好有至少兩個獨立的來源交叉確認，並在報導中清楚交代匿名的條件，例如「senior official」或「on background」等（可以參考 The Washington Post Policies and Standards）[8]。這些規範讓匿名來源的使用有一套透明且嚴格的程序，以平衡公共利益與新聞可信度。
結語
臨時的 off the record 請求，是新聞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挑戰。它既考驗記者的倫理判斷，也測試新聞機構的制度支持。真正的專業，不在於「一刀切」地接受或拒絕，而是在理解受訪者的顧慮後，透過靈活的協商、透明的處理，以及與編輯團隊的合作，找到既尊重來源又能保障公眾知情權的平衡點。
在資訊氾濫、假訊息橫行的年代，這樣的專業拿捏更顯重要。因為新聞的可信度，往往不是建立在爆料本身，而是記者如何誠實且負責任地處理這些資訊。
[1] https://www.linkedin.com/newsletters/off-the-record-7349117647994642434/
這是英國《Daily Express》副政治與環境編輯 Steph Spyro在LinkedIn上出刊的名為「Off the record」的新聞信。
[2] https://www.journalism.co.uk/news/how-to-navigate-a-mid-interview-off-the-record-request/s2/a1276148
[4] https://www.cjr.org/first_person/on_or_off_the_record.php?utm
[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3/05/13/zelensky-ukraine-war-leaked-documents/?utm
[6] https://info-material.pts.org.tw/rule/PO001_5.0_a.pdf
[7] https://www.tvbs.com.tw/news-rule
[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cies-and-standards/?u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