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在維也納燦爛陽光下，我隔街看著幾乎占一個街區的伊弗魯西大宅。這個發跡於奧德薩，而後分別居住在維也納、巴黎的龐大家族，在戰爭中幾乎失去所有，只有根付與幾幅畫作保留念想，其他藏品各自奔赴不同的流轉之途。而這個大宅，將比許多人的人生更長久。
4月初在維也納燦爛陽光下，我隔街看著幾乎占一個街區的伊弗魯西大宅。這個發跡於奧德薩，而後分別居住在維也納、巴黎的龐大家族，在戰爭中幾乎失去所有，只有根付與幾幅畫作保留念想，其他藏品各自奔赴不同的流轉之途。而這個大宅，將比許多人的人生更長久。
這讓我想到東京上野國立西洋美術館。20世紀初期，藝術收藏家松方幸次郎在倫敦、巴黎購買的西洋藝術品，其中約三分之一毀於1939年倫敦倉庫大火，僅有部分在漫長的等待後，終於在西洋美術館有了安棲之所。
這兩個歷劫歸來的故事，因為同於2019年在東京和維也納舉行展覽，而彷彿進行一場命運交織的對話。
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是為了慶祝開館60年舉辦的「松方收藏展：百年奧德賽」（The Matsukata Collection: A One-Hundred-Year Odyssey）。其中特別展出松方幸次郎當年在巴黎購買莫內的畫作〈睡蓮：柳樹倒影〉。這幅畫失蹤許久，直到2016年在羅浮宮某個角落被發現，上半部已經嚴重毀損，這次展出時，也是保留缺損狀態展出。
在維也納猶太博物館的展覽則是「伊弗魯西家族：時光中的旅行」（The Ephrussis. Travel in Time）。這個展覽的內容是《琥珀眼睛的兔子》一書作者艾德蒙·德瓦爾（Edmund de Waal）將伊弗魯西家族遺物，包括戰爭中倖存的日本根付，捐贈與長期借展給維也納猶太博物館。
這兩個看似毫不相關的展覽，卻有著驚人相似的旅程：戰火中藝術品的命運；幾乎不為人知的守護者；最後進入博物館典藏；而且各有記錄其故事的書。
伊弗魯西家族是非虛構家族回憶錄《琥珀眼睛的兔子》。松方幸次郎的收藏是西洋美術館得以建立的基礎，其中有非常坎坷的遭遇，擅長以美術史典故寫小說的日本作家原田舞葉，在史實的基礎上寫了這部作品，而且特別選擇在展覽前出版。
不僅如此，這兩個展覽也如同在19世紀後半至20世紀初，日本與西歐文化互望的縮影。
這段時間，西歐受日本文化和藝術影響，如浮世繪、工藝品甚至服裝等，從而產生出一種嶄新的文化現象，這個現象被稱為「日本主義」（Japonisme）。
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前館長馬渕明子曾撰文指出，「日本主義」一詞是法國評論家Philippe Burty於1872年所創，當時僅單純表達「日本熱」的意思。一開始是有人純粹收藏與欣賞日本藝術品，後來有藝術家開始模仿其造型及部分圖樣，之後甚至有人理解設計原理後進行創作，這些不同層次的展現，當時皆稱為「日本主義」。
在「日本主義」風潮中，居住在巴黎的伊弗魯西家族成員查爾斯，他是藝術收藏家與評論家，據說也是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斯萬」的原型，購買了264個日本根付。而後他將這些根付送給居住在維也納的堂弟維克多當作新婚禮物。
因為伊弗魯西家族是猶太人，納粹在占領維也納時，不但家產和收藏盡皆充公，成員也各自星散。唯有這些根付，被還居住在大宅，奉納粹之命整理前任主人財產的女僕「安娜」，藏在自己的床墊下得以保全。戰後，這些根付隨著伊弗魯西後人來到東京，最後由艾德蒙·德瓦爾保管，他決定讓這些根付回到維也納，而寄贈給維也納猶太博物館。
在猶太博物館的說明中寫著，沒有找到歷史證據可以佐證安娜的事蹟。安娜是德瓦爾外曾祖母的貼身女僕，不論是德瓦爾的祖母伊莉莎白或是舅公伊吉都對她很熟悉，所以這個人物必定是存在的。
只是她保存根付的過程是透過轉述，作者也很遺憾沒有在相關人物生前，多詢問安娜的故事。不過這些轉述的對話，卻是書中極為感人的部分。
安娜對戰後才回到故居的伊莉莎白說，她無法為他們帶走任何珍貴的物品，所以她每次從更衣間偷偷帶走三到四件小東西，「你們小時候玩的小東西，你記得嗎？」她花了兩個星期才把東西從大玻璃櫃裡取出，納粹完全沒有發現。
安娜說：「所以我拿了這些東西。我把它們放在我的床墊裡，而我睡在上面。現在你回來了，我可以把這些東西還給你。」
德瓦爾寫道：「對安娜來說，每個根付都是對記憶流失的抗拒。」
相較查爾斯在日本熱時買下根付，而後作為家族禮物送出去。松方幸次郎購買歐洲當代美術作品，就有更明確的目的。
出生於1866年的松方幸次郎，是明治時期內閣總理松方正義之子，也是川崎造船所首任社長。因為經常到歐洲工作，逐漸讓他意識到藝術的重要。
在一次大戰期間，歐美到處可以看到喚起愛國主義的海報，將這些海報和日本的海報相比，松方意識到日本在藝術設施方面落後許多。
當時的日本，學習美術的學生與畫家，除了數量極少的雜誌外，若要看到西洋畫作，必須要出國，但是貧窮的畫家怎麼能負擔得起旅費？於是他萌生將當代西方藝術傑作帶回日本，成立美術館讓大家欣賞的心願。
藝術史學家矢代幸雄在他的《藝術的贊助者》一書中，曾引述松方的話：「日本有成千上萬的人在畫油畫，卻沒有人能看到真正的西洋原作，我要蒐集歐洲名畫帶回日本，讓大家大開眼界。」
自稱對繪畫一竅不通的松方，有幾位購買藝術品的顧問。如畫家Frank Brangwyn，松方的第一件收藏就是他的畫。還有矢代幸雄。
在1910至20年代的十餘年間，松方大約購買3000件西洋藝術品。其中不乏羅丹、莫內、雷諾瓦、塞尚、梵谷、庫爾貝等重要藝術家之作。
但是松方成立「共樂美術館」的心願終究沒有達成。一方面是經濟問題。1927年昭和金融危機給川崎造船所帶來致命打擊，同年貸款給造船所的銀行倒閉，雖然公司免於破產，但松方為了承擔經營責任而辭去所有職務。
其次是因為戰爭關係。松方的收藏保存在三個地方，在日本的藏品，因為應付債務有些只得出售，藏於倫敦倉庫估計有900多件作品，則因為1939年倉庫失火，幾乎所有作品付之一炬。
但在巴黎還有400多件作品。一開始這些作品放在羅丹博物館的倉庫，松方幸次郎離開巴黎時，交代他的秘書日置釭三郎好好保管，但若遇到生活困難，可以出售一些。
在納粹即將占領巴黎時， 日置釭三郎將這些作品轉移到巴黎郊外阿朋丹（Abondant）的農舍。因為收不到薪資，日置和妻子過著窘迫的生活，但他始終守護著這些畫，即使在妻子過世後，生活更為艱難，也曾不得已出售幾件作品，但他依然遵守對松方的承諾，照顧這些畫作。
戰後，法國政府將這批作品視為敵國資產而予以扣留。經過松方的好友，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與法方交涉，法國願意歸還大部分，條件是日本必須蓋一間美術館來收藏這些作品，這也是1959年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成立的由來，這個美術館是由法國建築師柯比意設計。但是有些松方收藏的重要作品，如梵谷的〈在亞爾的臥室〉、塞尚的〈聖維克多山〉等約20件，法國就以這些作品不宜離開法國為由，拒絕歸還。
與保管伊弗魯西家族根付的安娜一樣， 守護松方收藏的日置釭三郎除了知道他是川崎造船所的技師、松方的秘書等職業資料外，因為他沒有留下紀錄，所以他在阿朋丹如何保管這些作品的經過不得而知，原田舞葉寫《美麗的愚者》時曾親自到阿朋丹採訪，希望盡可能貼近真實，寫出她心目中版本的藝術守護者的故事。
藝術品與人一樣，各有不同命運。人的心願也是如此，有些輕易達成，有些則曲折難盡。
20世紀初，希望在日本成立西洋美術館的實業家不是只有松方幸次郎，至少還有岡山倉敷地區的大原孫三郎。他委託畫家兒島虎次郎數次到歐洲選購藝術品，其中包括葛雷柯（El Greco）的〈受胎告知〉與莫內、高更、塞尚、馬蒂斯、畢卡索等畫作。1929年兒島虎次郎去世，大原孫三郎為了紀念他，於第二年成立大原美術館，這是日本第一個收藏西洋藝術作品的美術館，整整早了國立西洋美術館近30年，而且躲過戰火，所有作品都得以保存。
戰爭如時代的浪濤，人與物在搖晃中難有立足之地。但也有像安娜和日置釭三郎這樣未必被歷史紀錄的人，保存著伊弗魯西家族過去的記憶，護持著松方幸次郎的心願。2019年的兩個展覽，如同經歷時間的奇幻旅程後，終於從命運手中奪回的倖存珍品，而這也是因為這些人，在不知盡頭的暗夜中，默默守護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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