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起「通靈律師」詐騙軍師案中，司法對洩密律師下重手，多名律師因洩密協助詐團監控車手遭大舉收押、起訴，面臨重度刑責。然而，本案檢察官吳亞芝同樣涉及洩密，利用公務系統私傳書類、個資給律師男友朱一品，甚至扮演「軍師後援」鼓勵男友打入詐團，卻僅受懲戒而未見洩密刑責追究。法界質疑，職務法庭對律師洩密視為司法毒瘤，對檢察官洩密卻視為「思慮不周」，懲處落差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淪為笑柄。
對比鄰國日本，台灣的懲戒力道更是顯得輕飄飄。日本共同社26日報導，埼玉地檢一名35歲檢察官阿南武人，僅因向女友洩露一名男子的犯罪紀錄，同日便遭法務省解除職務（開除），並因違反《公務員法》遭起訴。日本認定洩密嚴重損害公眾信任，即便案情單純依然迅速汰除。反觀台灣檢察官吳亞芝，行為涉及規模化詐團，情節遠比日案嚴重，卻僅需繳納罰金即可續任，台日司法自律標準天差地遠。
此外，國內懲戒標準亦顯現矛盾。今年11月，南投地檢署檢察官王元隆因性騷擾男警，即便賠償336萬元獲原諒，仍被判處「免職」轉任檢審官。然而，吳亞芝身為國家公務人，知悉男友捲詐團而不偵辦，甚至稱「這是打進詐騙圈子的好機會」，如此破壞司法公信力的行為，職務法庭竟採信她辯解，認為僅是「對男友事業的關心」而不予懲戒。法界質疑：難道鼓勵參與犯罪、包庇詐團，竟比性騷擾案更容易獲得法庭寬容？
監察院彈劾指出，吳亞芝理應承擔打擊犯罪天職，卻在知悉男友有意加入詐團軍師團隊時，非但未依法偵查，更因男友未接到案件而感嘆「可惜」。監察院認定她明知男友涉嫌犯罪卻不主動偵辦，已顯然不適任，建請免職。但職務法庭的輕判，無異於宣告檢察官可淪為詐團「啦啦隊」而不必下台。當政府高喊打詐，司法卻對內部害群之馬展現極大溫情，吳亞芝案的判決摧毀民眾對司法防貪自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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