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產業如何在 AI 海嘯中重畫航線、擘劃戰略轉向

作者與報告使用的研究方法：一份「產業內部視角」的年度體檢

這份報告由 Nic Newman [1]主筆。Newman 長期負責 RISJ（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的數位新聞研究，過去曾任職於 BBC，兼具新聞實務與研究背景，他的觀察往往能貼近產業決策層的真實焦慮。

研究方法上，這並非單純的趨勢臆測報告，而是建立在一項跨國產業調查之上：

本報告的調查是在 2025 年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20 日 期間進行，共有 280 位來自 51 個國家與地區的媒體高階主管完成封閉式線上問卷。受訪者皆因其在傳統或數位原生新聞機構中，擔任編輯、商業或產品層級的決策職務，並負責數位或整體媒體策略而受邀，因此調查結果反映的是一群具高度戰略影響力的產業領導者觀點，而非一般性的代表樣本。受訪者常見的職稱包括總編輯、執行編輯、執行長、總經理、數位長、產品總監與創新主管；其中有52% 來自具平面媒體背景的機構，22% 來自數位原生媒體，19% 來自廣播體系，媒體類型的比例與歷年調查相近。受訪者主要分布於英國、美國及歐洲多國，亦涵蓋亞太、拉丁美洲與非洲地區。問卷聚焦於 2025 年各類型媒體的數位與策略意圖，九成以上問題獲得完整回覆，多數受訪者亦提供開放式意見；此外，作者並透過訪談、書面往返與背景交流，蒐集多位媒體實務者、學者與產業專家的補充觀點，作為報告分析的重要支撐。

因此，這份報告呈現的不是「理想型未來」，而是新聞產業內部如何看待自己即將面對的現實。

核心發現之一：AI 不只是降低成本，而是在「奪走中介位置」

報告中最具震撼力的判斷之一，是對 AI 搜尋與問答系統（answer engines） 的影響評估。多數受訪高層認為，未來兩到三年內，AI 將大幅削弱傳統搜尋引擎為新聞網站帶來的導流功能，部分估計甚至指出，搜尋流量可能下滑四成以上。

這並非單純的流量危機，而是一場中介角色被取代的結構性變化。[2] 當使用者在 AI 介面中就能得到「已被消化、摘要、重組」的答案，新聞媒體不再是資訊必經的入口，而成為被隱身於系統背後的「原料供應者」。

在這樣的情境下，新聞業若仍將核心策略建立在「曝光量最大化」，無異於在一個逐漸消失的舞台上調整燈光。

從「內容效率」到「價值辨識」：AI 時代的第一個戰略轉向

報告進一步顯示，多數新聞機構已相當務實地接受 AI 將深度介入新聞生產流程：從標題建議、翻譯、摘要、資料整理，到個人化推薦。這些應用確實有助於降低成本、提高速度。

然而，Newman 特別提醒，效率本身不再是競爭優勢。因為當所有人都能使用類似的 AI 工具，真正拉開差距的，反而是「哪些內容值得被 AI 摘要、而哪些內容必須被完整閱讀」。

這使新聞產業的戰略焦點，開始從「我們能不能做得更快」轉向「我們做的內容是否不可替代」。報告中多次出現的關鍵詞，包括：深度、原創、在地、調查、解釋性報導。這些內容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品質較高，而是因為它們不容易被 AI 壓縮成一句話而不失真。

第二個轉向：從「平台依賴」到「直接關係」

報告另一個清楚的趨勢判斷，是新聞業對大型平台（搜尋引擎、社群媒體）的信任正在持續下降。這不只是因為分潤不公，而是因為 AI 進一步加深了新聞機構對平台規則的不可控性。

因此，越來越多受訪者將未來押注在直接閱聽眾關係之上：訂閱制、電子報、會員社群、實體活動、Podcast 與品牌型內容，重新被視為戰略核心，而非附屬產品。

這其實意味著新聞業的 KPI 正在悄悄改變。有更多的媒體工作者認清與其追求「觸及多少人」，不如思考「有多少人願意反覆回來、並認同你的價值」。在 AI 充斥的資訊環境中，信任與關係本身成為稀缺資源。

創作者經濟的挑戰：新聞機構不再壟斷「專業聲音」

報告也不避諱指出，新聞業面臨的競爭者，早已不限於其他媒體。許多創作者、評論者、YouTuber、Podcast 主持人，正在用更個人化、更低成本的方式，建立高度黏著的閱聽眾關係。

這迫使新聞機構重新面對一個長期被迴避的問題：新聞的價值，來自機構，還是來自人？

Newman 並未給出簡單答案，但他清楚指出，未來新聞組織必須學會在「機構品牌」與「個人影響力」之間建立新的平衡，而不是一味壓抑或完全放手。否則，人才流失與品牌稀釋，將成為雙重風險。

戰略結論：AI 時代的新聞，不是更像科技公司，而是更像公共機構

綜合全份報告，可以看到一個耐人尋味的反差：一方面，新聞業必須大量採用 AI；另一方面，報告卻不斷強調那些無法被自動化的價值。

這或許指向一個更深層的戰略選擇：在 AI 海嘯之中，新聞業真正的出路，未必是成為另一家科技公司，而是更清楚地界定自身作為公共知識、公共信任與公共討論基礎設施的角色。

當資訊取得變得過於容易，理解與判斷反而變得更困難。這正是新聞存在的理由，也是 AI 無法代勞的核心任務。

不是「要不要用 AI」，而是新聞業「為什麼而存在」？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26》這份報告並未為新聞業描繪一條輕鬆的轉型之路。相反地，它揭示了一個殘酷但必要的現實：AI 正在逼迫新聞產業回答一個被延宕已久的問題——如果不再是流量中介，新聞的價值是什麼？

答案不會只來自技術選擇，而將來自制度設計、編輯判斷與公共責任的重新定位。這也正是這份報告最重要的提醒。

反思公評人／問責制度在 AI 時代的角色：從「事後申訴」到「前端治理」

在 AI 深度介入新聞生產與分發的環境下，傳統以「內容失誤」或「編輯偏誤」為核心的問責模式，已明顯不足。當新聞的呈現方式、曝光順序，甚至是否被看見，愈來愈多由演算法、推薦系統與自動摘要所決定，問責的對象與時點也必須隨之轉移。

這正是公評人（public editor／ombudsman）制度在 AI 時代面臨的關鍵轉型挑戰：公評人的角色不能只停留在回應觀眾申訴的「事後仲裁者」，而必須逐步進入制度前端，成為新聞機構內部 AI 使用與編輯判斷之間的「可視化節點」。換言之，問責不再只針對「做錯了什麼」，而是要能回答「為何這樣做」、「由誰決定」、「是否有替代方案」。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26》反覆提醒我們的是，新聞價值的競爭正在從速度與規模，轉向信任與差異化。而信任，並非來自宣示立場，而是來自可被檢視的決策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公評人制度的戰略價值，恰恰在於它能否成為 AI 時代新聞決策的「制度記錄者」與「公共翻譯者」：向內，要求組織清楚說明 AI 如何被使用、介入到哪一層；向外，讓閱聽眾理解新聞並非由黑箱生成，而仍然存在人類判斷與責任歸屬。

當 AI 正在重塑新聞的生產鏈與分發權力結構，公評人制度若仍停留在內容糾錯層次，將被邊緣化；反之，若能進化為一種橫跨編輯、技術與公共責任的問責基礎設施，它反而可能成為新聞機構在 AI 時代重建信任的關鍵制度之一。

[1]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people/nic-newman

[2]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翁秀琪，〈從「誰擁有 AI」到「誰主導入口」：Apple × Google × Gemini重寫媒體分配權後對台灣有線電視的衝擊與可能的反擊路線 〉。https://www.mnews.tw/story/20260116ombuds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