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從此一事件出發，反思當代新聞機構所面臨的企業文化轉向、商業壓力與民主社會中媒體角色的再定位問題。 班尼特的文章雖然是一篇一年多前的舊文，但是它反覆致意的新聞獨立性與言論多元性的問題，今日依然值得再三被扣問。

《紐約時報》的轉捩點：從言論爭議到編輯自我審查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題為〈Send in the Troops〉的投書事件是當時觸發外界對《紐約時報》新聞方針質疑的導火線。 這篇投書出現在意見版，一個理應可以容納多元觀點的場域，然而因文章立場與佔《紐約時報》讀者中多數的自由派觀點牴觸，引起報社內部員工強烈反彈，甚至有記者公開表示該文將危及報社內黑人記者員工的安全。報社最終選擇將責任歸咎於班尼特，《紐約時報》的發行人及《紐約時報公司》的董事長亞瑟‧格雷格‧薩爾茲伯格（Arthur Gregg Sulzberger）並在輿論壓力下接受班尼特的辭職[3]。

班尼特對於他其實是「被辭職」一事，在文章中有極精彩的描述。

「薩爾茲伯格（Sulzberger）打電話到我家，用一種至今仍讓我困惑且感到難過的冷峻憤怒語氣，要求我辭職。我也動了怒，回說他要我走就得開除我。後來我改變了主意，再次打電話給他，同意辭職，並自我安慰地認為這是種高尚的舉動。」[4]

此事件本身值得關注的不只是一篇投書的內容，而是新聞機構內部對言論空間的處置邏輯。在新聞從業人員對工作的「安全感」及討好讀者的考量凌駕於言論自由之上時，新聞編輯的自主權與言論多元的新聞專業堅持逐漸被侵蝕。班尼特的文章指出，《紐約時報》高層最終選擇安撫內部情緒而非捍衛新聞原則，標誌著《紐約時報》內部企業文化及專業信念的一種重大轉向。

進步主義的內爆：當新聞成為立場的服務工具

班尼特的批判並不止於個案。他進一步指出，在新一代編輯與記者中，出現一股「新聞應服務社會正義」的信念，並以「身分政治」、「創傷文化」與「發聲」為優先原則。當這種文化蔓延至新聞作業時，就產生了編輯方針不再以事實為核心，而是優先考慮某些立場是否可能被視為傷害特定群體。

他以尖銳語句指出：「《紐約時報》不是大學，不應以創傷文化為運作基礎。」[5] 此話固然會引發進步陣營的反彈，但它揭示了一個真實困境——當新聞組織開始內建意識形態過濾器，它將難以扮演民主社會中可信賴的資訊仲裁者。

商業模式與讀者組成的反饋循環

《紐約時報》近年來訂閱收入大增，主要仰賴高度政治化、自由派傾向的訂閱者。根據班尼特指出，約九成以上訂閱者認同民主黨或自由派價值。這樣的讀者結構，迫使報社在新聞與言論方針上更加迎合既有的讀者立場，形成典型的「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6]。

更嚴峻的是，社群媒體的存在使得編輯部必須面對即時、激烈的網路輿論壓力。在這樣的雙重制約下，新聞決策不再只是基於專業判斷，而往往是基於「是否會引起爭議」、「是否會損害品牌形象」、「是否會影響收益」等考量。

新聞專業的再定位：言論自由的界線與媒體責任

班尼特的辭職與發聲，無疑是對新聞業的一次震撼教育。他質疑：「如果連《紐約時報》都不能容納不受歡迎的觀點，那我們還能指望誰來捍衛言論自由？」此一提問雖然自大，但確實也值得每一位新聞工作者與讀者深思。

在極化的媒體環境中，新聞自由與言論多元的價值非但未過時，反而更應堅守。新聞機構應超越特定政治立場，回到報導事實、促進理性公共討論的初衷。對新聞從業者而言，專業不只是技術能力，更是對多元觀點的寬容、對真相的謙卑與對民主的責任。

媒體不該成為「道德代理人」

James Bennet的長文不只是為其個人辯護，更是一篇資深媒體人的反思錄。它警示我們：當新聞機構開始自我審查，當不同意見被視為敵意，當記者自我定位為「道德代理人」而非事實記錄者，新聞的本質將逐步瓦解。

在台灣，媒體同樣面臨著類似《紐約時報》所經歷的張力——一方面渴望扮演公共監督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卻難以抗拒商業邏輯與社群演算法的綁架。在追求點閱率與政治立場認同的雙重壓力下，新聞逐漸失去「報導多元」的勇氣與「釐清真相」的耐性。 新聞媒體原本應該是促進民主討論的場域，卻反而傾向排除異見、製造道德共識的壓力。當新聞內容愈來愈像是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而非對話與懷疑的起點，我們也必須自問：台灣的媒體是否也正在重蹈《紐約時報》「迷失方向」的覆轍？

當然，必須同理的是，台灣媒體面對的生存挑戰更為艱難。廣告市場萎縮、閱聽眾付費意願低落，加上社群平台掌握資訊傳散的主導權，使得新聞機構若不依附特定立場、製造情緒化內容，往往難以爭取足夠曝光與資源。許多媒體人在追求理想與維持組織運作之間進退維谷。部分媒體之所以選擇明確表態、打造「同溫層媒體」，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現實環境的無奈回應。然而，這正是新聞專業最需要警覺的時刻：當媒體為了生存而逐漸捨棄平衡原則與質疑精神，最終失去的，不只是公信力，更可能是民主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理性基礎。

[1] https://www.economist.com/1843/2023/12/14/when-the-new-york-times-lost-its-way

[2] 2020年6月3日，《紐約時報》刊登了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題為〈Send in the Troops〉的投書。在這篇文章中，科頓主張動用聯邦軍隊來應對當時席捲全美的抗議活動，這些抗議是針對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所引發的警察暴力和種族不公。科頓認為，暴力和無政府狀態已經蔓延，只有透過「壓倒性的武力展示」才能恢復秩序。他在文中寫道：「有一件事最能恢復我們街頭的秩序：展現壓倒性的武力，以驅散、拘留並最終威懾違法者。」

這篇投書在《紐約時報》內部引發了強烈反彈。數百名員工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刊登這篇文章「將黑人《紐約時報》員工置於危險之中」。許多員工認為，這篇投書鼓吹國家暴力，缺乏必要的背景和事實查核，並可能助長對少數族裔的壓迫。在內部壓力下，《紐約時報》最初為刊登此文辯護，稱其為展現多元觀點的努力，但隨後承認該文章「未達到我們的編輯標準」，並指出這是「匆忙的編輯過程」所致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0/jun/05/new-york-times-says-tom-cotton-opinion-piece-did-not-meet-editorial-standards?utm。最終，意見版主編詹姆斯·班尼特（James Bennet）於6月7日被迫辭職。

這起事件突顯了媒體在維護言論多元與承擔社會責任之間的張力，也反映出新聞機構在面對內部文化變遷和外部政治壓力時所面臨的挑戰。班尼特後來在2023年12月於《The Economist》旗下的《1843雜誌》撰文，反思此事件對新聞業的影響，指出媒體在進步主義文化和商業壓力下，可能逐漸偏離其應有的專業與獨立性。

[3] https://www.economist.com/1843/2023/12/14/when-the-new-york-times-lost-its-way

[4] 同前註。

[5] 詹姆斯·班尼特（James Bennet）在其文章中，批評《紐約時報》逐漸受到進步主義文化影響，將新聞機構變成類似大學校園的「創傷文化」空間。他指出，報社內部越來越傾向於避免刊登可能引起員工不適的觀點，甚至建議對保守派作者的文章加上「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s），以免引發情緒反應。班尼特認為，這種做法削弱了新聞機構應有的多元性與言論自由，並強調：「《紐約時報》不是大學，不應以創傷文化為運作基礎。」這句話反映了他對新聞機構應保持開放討論、包容不同觀點的堅持。https://www.economist.com/1843/2023/12/14/when-the-new-york-times-lost-its-way

[6] https://www.economist.com/1843/2023/12/14/when-the-new-york-times-lost-its-way「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是指個人在資訊接收過程中，只接觸到與自己觀點相同或相近的聲音，久而久之，原本的信念會被不斷強化，而不同意見則被排除或視為錯誤。 在媒體或社群平台上，演算法傾向推薦使用者喜歡的內容，進一步加劇這種封閉資訊環境，使人陷入單一立場的「共鳴圈」，難以聽見多元或對立的觀點，進而導致極端化與社會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