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後1年,花蓮光復市區已重回日常,鎂光燈外的馬太鞍溪沿岸,卻承受著重建引發的各種問題—防災工程反釀淹水、徵地輕率粗暴,預警與避難收容更狀況百出。雪上加霜的是,中央到地方的重建體系各自為政,族人四處求助卻屢屢碰壁。面對如此困境,幾位女兒、妻子、牧師與母親組成聯盟,帶著族人挺身而出。
9月21日上午9點,馬太鞍溪沿岸7個部落集結在行政院門口,控訴過去1年的災後重建帶來的二次傷害。
災後1年,花蓮光復市區已重回日常,鎂光燈外的馬太鞍溪沿岸,卻承受著重建引發的各種問題—防災工程反釀淹水、徵地輕率粗暴,預警與避難收容更狀況百出。雪上加霜的是,中央到地方的重建體系各自為政,族人四處求助卻屢屢碰壁。面對如此困境,幾位女兒、妻子、牧師與母親組成聯盟,帶著族人挺身而出。
9月21日上午9點,馬太鞍溪沿岸7個部落集結在行政院門口,控訴過去1年的災後重建帶來的二次傷害。
年過7旬的族人由年輕人攙扶著,從捷運站到行政院短短200公尺,他們走幾步就要停下來喘口氣。實在太累了,清晨4點,大家就在太巴塱集合,遊覽車從蘇花公路北上,走走停停開了6小時。這次來的是馬太鞍溪沿岸7個部落(含Fata'an、Tafalong、Atomo、Kalotongan、Cirakayan、Cihafayan及Matanki)共60位族人。
行政院門口已有約50名警力列陣,排開流刺網和拒馬嚴陣以待。現場也聚集上百位聲援群眾,青年們俐落地拉開布條、擺好手舉牌,這場行動由部落青年和公民團體組成的「守護馬太鞍溪流域行動聯盟」主辦,但背後奔走串聯的靈魂人物,卻是幾位女性。
Fata'an部落的Iwan拿起麥克風用阿美族語緩緩開場:「Ini to kamo ina mama ato polong no salikaka, mapakaroray kamo⋯(來到現場的所有長輩與弟兄姊妹,我們的心是傷痛的)」她低沉的聲音透過擴音器,在車水馬龍的台北街頭迴盪,「我們今天的傷痛,如同去年923洪水溢流帶給我們的悲傷,願政府能聽明白因溢流帶給我們生活的悲傷與苦難,特別是那些家園與田地被淹沒在泥砂之中的族人。」
在人群中穿梭的女孩,是娜荳蘭部落的Tipus,她忙著跟各團體討論等下發言的順序;而在人群後方,阿陶莫的Sumi品蓉戴著墨鏡,默默幫大家錄影。
加里洞的李玉蘭背著護理用的急救包,扶著長輩慢慢走,不時拉出塑膠椅讓大家歇腿,「Faki(阿美族語,稱男性長者),慢慢走就好。」等全部族人都站定位,山興部落的O'ping高舉拳頭,帶著群眾呼口號,「部落要自主、重建要共決、生計要穩定、土地要守護!」聲音響徹雲霄。
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災害滿一年之際,迎來的卻是部落族人的怒吼。立法院去年10月31日通過《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經費高達300億元,行政院已迅速核定。錢都到位了,朝野也全力支持,為何災民仍然如此不滿?去年災後仍是分散的自救會,今年又是如何跨部落形成新的集體?我們重返光復,跟著她們的身影,看見這一年的軌跡。
9月中旬的悶熱午後,我和Sumi品蓉還有一群專家學者,一起站在光復鄉東富村19巷的紅磚房前,盯著一根電線桿。當時,品蓉指著電線桿上綁住的設備,語氣嚴肅,「位置不對,應該調整到真正會淹水的地方。」
場面有點尷尬,我們眼前的是經濟部水利署與第九河川分署的長官,只見他們聽完都面色凝重,趕緊指揮承辦人記下,因為這代表災後新裝的淹水感測器沒幫上忙。
這是國家投入1億2千萬元在光復成立的災害研究中心—成大科學工作站辦理的勘查。災後1年,堰塞湖沒有溢流,但河床抬高與堤防工程反而釀成下游部落3次水患,諷刺的是,政府斥資30.9億元裝的感測器卻沒有發揮作用,是靠族人自主預警避難。工作站主持人、成大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名譽教授游保杉得知後,特地舉辦這次勘查,我們則是唯一獲准隨行的媒體。
我們跟著成大的車隊,沿著193縣道重新經過光復市區,一年前滿街淤泥的場景已不復見。如今大街小巷塞滿工程車與三角錐,伴隨漫天塵沙與噪音,重建讓整個光復變成巨大的施工現場。
「我現在還是不太敢回憶洪災當時的事情,會很想哭。」品蓉吸了口氣,冷靜地告訴我。她的家鄉Atomo(阿陶莫)位於馬太鞍溪下游,百年來族人在沖積扇耕種,習得與水共生的智慧。父母種植藤心苗養活一家,她高中畢業就北上打工;洪災第二天,她趕回部落陪媽媽,卻在門口徘徊。「(這裡)像海嘯過後,路邊都是冰箱、大樹幹、洗衣機,我不敢往前走,我媽媽也不敢走進家門,我們坐在路邊很久。」
災後第3天,她鏟完土,筋疲力盡坐在門口,看著救災車隊轟隆路過阿陶莫進入光復,新聞卻只有市區災情,她意識到危機,「怎麼沒人發現我們這裡也很嚴重?」她決心自救,上網發文,好不容易有鏟子超人來幫大家清完淤泥。救災告一段落,她曾想回去上班。「現在才知道真是異想天開!」她笑著說。
土鏟完了,為何還是無法抽身?因為災後公部門要求的項目繁瑣複雜,以水災補助為例,需填寫包含3張照片的表格,精準測量泥淹水淹幾公分、痕跡和坡度等細節,最後還要列印紙本送件。
「我看到表格的時候,整個傻眼!」品蓉說:「這些老人家哪會填啊?而且,我們沒有印表機啊!」當時百廢待舉,他們好不容易從外縣市族人那裡借到一台印表機,再東湊西湊借來桌椅、電腦,在鄰居家搭設了臨時辦公室,幫族人一一填資料,再印出來送件。
印照片只是冰山一角,品蓉媒合到許多物資,但當她向公部門索取清冊,拿到的卻僅有20餘戶資料,多有疏漏,負責的承辦也是一問三不知。當社區公共系統長期廢弛,資源再多都進不來。
品蓉決定自己撿起來做,「因為我急著發物資給大家。」她開車沿著193線一戶一戶拜訪,終於把整個東富村實際戶口普查清楚,建立了完整清冊,確認實際上有61戶受到影響。
但她內心最掛念的,還是長輩的身心狀態。「看到部落裡只剩無助的老人家⋯如果是我的家人該怎麼辦?既然有能力,那我就幫忙。」她告訴我,有位阿嬤從去年923洪災後,只要一下雨就慌張、鬱鬱寡歡。儘管晚輩帶阿嬤去看心理醫師,但沒有改善,身體每況愈下,今年五月過世了。
我訪問了阿陶莫的青年會長孫志文(Karo Ta'fed),他觀察到品蓉很容易跟長輩親近,「像我是男生,我遇到事情只會處理事情,可是她看到老人家就會關心,『奶奶妳還好嗎?』」
他們和太巴塱的青年組成巡守隊,有一次孫志文發現品蓉巡邏回來後自己在哭。「我問她『妳哭什麼?』她說有些老人經濟困難,房子還沒有裝上門窗,家裡很冷,她看了很難過。」哭完之後,她很快打起精神,開始到處募集保暖衣物、電暖器、棉被毛毯。
「我很敬佩她。」孫志文由衷地說:「幸好有她,如果只有我一個人,不知道要怎麼辦。」前陣子他們聊天,他問起:「妳打算什麼時候回去上班?」她只輕輕地說:「現在這樣,我要怎麼放心離開?」
工作站陪伴老師、東華大學副教授黃盈豪觀察到,阿美族雖有年齡階層等決策系統,但確實因為男性人口外流,現況災區的重建事務和生活照顧仍由部落女性承擔更多。
孫志文就是一例,他雖然住在部落,但白天要奔走在花東一帶從事農機具業務工作,他說:「光復這裡工作機會很少,就算有,薪資也很低。」巡守隊有政府補助的基本時薪,但如果他去領那份薪水,老人家會質疑:「你是不是怕吃苦?沒辦法適應外面的職場?」今年開始品蓉加入馬太鞍溪流域的跨部落阿美族青年所組成的鹽巴工作站擔任社福組長。黃盈豪說:「因為她有生計壓力,面臨要不要回去上班的掙扎。」幸而有鹽巴的資源讓她留下來。
這次成大的現場勘查,在品蓉帶路和指認後,順利確認阿陶莫易淹區,水利署長官也坦言:「淹水感測器和CCTV位置確實有問題,我們會檢討。」品蓉點點頭,戴上墨鏡,「走吧,去看下一個地方。」她手長腳長,轉眼走得不見人影,我們趕快跟上。
現勘車隊繼續循著193縣道往下走,這裡是另一個常被忽略的部落—加里洞(Kalotongan)。接近聚落時,路邊電線桿綁著海報大小的告示牌,上頭用樸素的筆跡寫著「老人很多,請慢行。」同車的李玉蘭(Dongi Miko)熱心跟我解釋:「去年,馬太鞍溪橋不是斷了嗎?大家都改走193線,每部車都開很快,拿它當作台九線來開。」部落老人騎著暱稱「賓士」的小電動車,常被逼到邊緣,險象環生。
李玉蘭很習慣察覺和照料別人的需求,她在新北市當了30年護理師,9年前與先生退休搬回部落陪媽媽。她發現地方像一灘死水,開始捲起袖協助大小事。雞婆的個性,在保守的部落引起騷動。「我媽媽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跑來拜託我,不要那麼出風頭,不要再去介入那麼多事情。」她調皮地說:「但我還是繼續做,哈哈!」
她熟悉加里洞每處稜線、森林和水域,山野長大的身體記憶讓她對自然環境特別敏銳。「幾年前我從高處往下看,哇,馬太鞍溪河床怎麼墊得那麼高?如果水大一點,阿陶莫會很危險!」
結果一語成讖。去年9月23日,李玉蘭和先生開車回家,看著水從阿陶莫朝加里洞沖來。他們開車跟水賽跑,路上見到鄰居阿嬤還坐在門口搖椅打瞌睡,先生衝下車救援,她想起另一戶彩鳳阿嬤也住在低窪處,繞過去看時水已淹到小腿,阿嬤正在客廳慌張,她急著拉門:「不能再等了!」但水壓太大,幸好鄰居經過,3人合力將阿嬤救出。她趕回家跟媽媽躲在2樓,還收容了3位鄰居。
那一晚她徹夜難眠,隔天沒有等鏟子超人來,大家就自己開始挖土。先前颱風路樹倒塌,她打去鄉公所,對方竟回覆「其他地方更嚴重,妳們等等吧!」她說大家早就認清這裡是被遺忘的部落,「所以我們習慣自力救濟,等別人來救,要等到何年何月?」
講著講著,她突然大喊:「停停停,淹水的地方在前面!」車停在加里一號橋旁,眼前是花蓮縣府蓋的背水堤,高達六公尺的灰色磚牆又細又長。「一定要蓋成這樣嗎?看到這城牆,我們心裡都創傷了。」她難掩哀愁,說起從小在河岸長大,受不了堤防一刀切開了人與水。現在,水是進不來了,但人有更安全了嗎?
「以前長輩用肉眼觀察河川,現在堤防卻矇住他們的眼睛,反而蓋住了風險。」除了遮蔽視線,水泥更截斷了水系。隨著河床抬高,今年夏天的幾場豪雨,部落開始回堵積水。她焦急地說:「現在危機不是堰塞湖了,是內水!內水!堤防把我們堵得嚴嚴實實,部落的水根本排不出去。」「等超級堤防做起來會更明顯,水道就像是溜滑梯,沒有沖積扇緩衝以後,重力加速度,水會一路直沖阿陶莫,轉個彎,再沖向我們加里洞。」
這一年,加里洞出現了很多工程車,機具和工程人員陸續進入部落,大興土木,堤防一天天蓋起來,卻沒人先來溝通,居民都錯愕。「總是會在路邊突然發現,唉唷,這邊怎麼動工了?我去問地主,地主說他也沒被通知。甚至有土地突然被堆放砂石廢土,地主抗議後,縣府還要求他們簽下『無償使用』同意書。」
族人不堪其擾,李玉蘭到處陳情,卻總是碰壁,「我跟水利署講,對方說:『我們只管河水,如果是山溝的水,193線以下要找鄉公所;193線以上呢,要找花蓮縣政府。』每個單位都告訴我『這個問題不是我的!』」
現在的加里洞,只要稍微降雨,就成了沼澤,今年夏天已緊急撤離兩次。她們不斷爭取,縣府才同意開放東富國小供社區就近避難。她曾帶我走訪東富國小,踩過碎磚瓦、落葉與雜草,才抵達分配給部落的教室,「上次有阿嬤上廁所還得帶張椅子,因為走太遠,中間得休息2次。」
此外,縣府花錢改造的教室看似新穎,但沒有冷氣,吊扇也沒通電,兩間教室竟然只設了一處插座,族人自力救濟接了六條延長線、借來幾台工業扇,才勉強撐到警報解除。
對加里洞來說,避難的折磨甚至勝過災害本身。族人身心俱疲,遷居討論行之有年,卻總無疾而終。但今年,有些事悄悄改變了。災後,李玉蘭和女兒加入跨部落青年網絡,結識一群同樣愛管閒事的夥伴。現在,她更忙了,養雞、種田,還得帶族人北上抗爭。
場場都是硬仗,但每次見到她,依舊精力充沛地四處奔走。做這麼多事怎麼都沒被耗損?她眼睛發亮,笑著說:「我沒想這麼多耶!老公常問我怎麼像打不死的蟑螂,女兒還笑我是『不自量力的俠女』!」
此時遠處傳來呼喚,「是這裡容易積水嗎?」「我來看!」她高喊。風風火火地,這位俠女又奔赴下一個戰場。
這次成大現勘,是族人第一次有機會帶高層長官去看阿陶莫、加里洞部落淹水的地方。災後公部門與部落關係緊張,單位間也缺乏橫向溝通。這次,成大能順利找到李玉蘭、品蓉這樣的在地居民出來現勘,關鍵樞紐就是Sakafiyaw工作站(阿美族語,意為「鄰居」)主任Iwan SING(一萬.星)
1980年次的Iwan是Fata'an族人,神學院畢業後分發至台東成功擔任牧者,4年前卸下牧職,在輔大攻讀財經法律原碩專班。正在寫論文的她,卻一頭栽進災後的重建,爸媽問:「妳不是要寫完論文,為什麼要接這工作?」
現勘結束後,Iwan帶我去看工作站—Sakafiyaw是基督長老教會設立的防災重建平台,由台灣災害防救專家吳杰穎推動。他們租下園區商店街約十坪房間,僅放桌椅、筆電與白板,除活動海報幾無裝飾。在這裡,她把自己的痕跡縮到最小,把最大功能留給公共事務。
Iwan回憶,當吳杰穎第一次到部落向青年講解防災時,她呆若木雞,心想「啊?這很重要嗎?」她發現自己在去年水災時就是這狀態,「就擺爛、等別人來救我」。因此當吳杰穎邀請她籌備工作站,她很猶豫,怕自己沒準備好。
但吳杰穎認為她是不二人選,「Iwan很適合負責工作站,因為現在光復的重建非常棘手。」他認為,光復重建的難度已超越921地震與莫拉克颱風。影響規模更大,風險持續存在,災民利害關係也複雜,「這些部落耆老很多是包工程的,有人甚至是在災難中受惠的,整個生存處境都不一樣。」在高衝突的災區,Iwan的柔軟和開放性是無可取代的特質。
在教會數次邀約下,她腦袋一熱就入了坑。她找來兩位青年,又邀請加里洞的李玉蘭加入,幾個女生就這樣撐起了工作站。她們深入社區,到各部落推動防災;牆上那張防災士培訓海報,正是與消防署合作的重要計畫。
但Iwan很清楚,做這些絕非為了政府KPI(關鍵績效指標),更不能套用主流經驗。她曾參加外部培訓,發現教材根本無法帶回部落,「他們都講國外的災害,講到堰塞湖的土砂量,會說『像台北101一樣高』,問題是不是所有族人都看過101啊!」
沒有在地經驗的連結,長輩就很難共鳴。她們努力聯想,終於找出接地氣的說法,「土砂已經堆得像『光復糖廠的煙囪』一樣高喔!」在地人一聽秒懂,因為抬頭就能看見煙囪。
縱然她們已經努力把冷硬的知識變成生動的課程,推動防災仍然艱難。有些部落興趣缺缺、出席率低迷;傳統的政治結構也是阻力。Iwan無奈地說,有長輩根本不在乎她想討論什麼,劈頭就罵:「你們都是青鳥!側翼青年!」面對這些指責,她好氣又好笑,只能在心裡自嘲:「我哪是青年,我都快中年了。」
困境中,是信仰幫助她走過低谷。「我已經盡力去完成了,成敗不是我能控制的,如何收成只有上帝才知道。」Iwan的爸爸是長老教會的資深牧者—星.歐拉姆(Sing 'Olam)牧師,他是教會參與台灣九○年代原住民運動的重要推手,也對《聖經》母語翻譯有重大貢獻。Iwan說爸爸是她的典範,「從小跟他一起上街頭,參加原運,讓我相信牧者就應該關懷社會。」
信仰也幫她重新理解光復發生的事,「好人壞人都會遇到災難,也許在神眼中這都是過程。但對人來說,災難後如何站起來、如何彼此陪伴,這才是最難的。」
李玉蘭也說,Iwan跟她見過的牧師都不同,「很多傳道人把事奉主當成最重要的事、不想碰公共事務,但她是不怕事的人。」
對Iwan來說,做防災教育,和帶族人去台北抗爭,都是信仰的實踐。「我只能盡力活出基督的樣子,但很難啊,有時候會生氣、還是會忍不住罵人。」她笑了笑補充:「看過《聖經》就知道,耶穌也會罵人喔!」
重建衍生的土地爭議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族人叫苦連天,青年們決定將學者專家直接拉進部落,從今年5月開始開辦「土地工作坊」,陪大家討論切身的土地問題。
我在太巴塱部落的場次初見O'ping Iyun(張馨云)便印象深刻:她是本場工作坊主持人,卻帶著兩個孩子。我想跟她聊兩句,5歲小兒子就跑來說:「媽媽我要尿尿。」她帶小的上廁所,放卡通給大兒子看,終於可以開場,沒多久小兒子又討抱,黏在她身上,她只好抱著主持;轉頭又見老大在爬外頭雕像,她嘆口氣大喊:「給我下來!」
O'ping是「馬太鞍溪流域跨部落青年聯盟」行動總召,這是災後部落青年首次突破部落藩籬、自主串聯的團體。
O'ping的父母是北漂族人,她在台北長大,原是旅行社業務,有一年參加活動聽到新北河岸部落族人因自力造屋,被政府視為違建而面臨強拆和驅離,她受到很大的震撼,「原來在我的生活之外,還有族人過得那麼辛苦。」她搬回媽媽的老家山興部落(Cirakayan)想探索身分認同,也報考政大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原碩專班,想學習土地知識,結果馬上學以致用,今年有農民請她幫忙看政府公文,她看了滿頭問號。
「什麼是先行使用?補償金價格又是怎麼算出來的?」她請教政大老師戴秀雄,才發現這紙公文背後藏著更大的危機。
原來洪災後,水利署九河分署為堆放土砂與蓋堤防,一口氣徵收馬太鞍溪北岸逾600公頃土地。這裡多為族人世代耕作的良田。農民好不容易逃過洪災,如今卻因「防災」被迫交出土地。
台灣土地行政權威、政大地政系副教授戴秀雄,是最早發現事態嚴重的學者。他形容這是一場「緊急介入」,受訪時仍心有餘悸,「我看到公文都在跑徵收了,族人卻沒意識到!一不小心就會錯過時間!」戴秀雄和其他學者、義務律師組成法律團隊,也招募政大「國土服務團」的學生到部落幫忙。
在老師支援下,O'ping和夥伴在光復開設「北岸服務站」,想搶時間幫地主集體訴願。看著長輩們雙手顫抖,拿著公文來諮詢,她很心疼,「這些文字很複雜,年輕人都要花很多時間查資料。何況老農都6、70歲以上了,身邊又沒人教他們。」
去年進入政大就讀,為她打開另一個世界,比如「不動產估價」這堂課,讓她赫然發現:估價明明有一套嚴謹標準,為何此刻在馬太鞍溪沿岸的徵收卻很草率?許多地主跟她抱怨,政府根本沒派半個人來現場看過,隨隨便便就「估完了」。她懂得越多,對北岸徵收的問號就越大:這真的合理嗎?
她發現,土地對每個人的意義不同,「有人休耕了,被徵收沒關係;但很多族人是靠耕種維生,也有長輩說,那塊地是要讓小孩回來住,被政府收走,小孩就不能返鄉,他還要搬去外地度過晚年。」
「現在政府告訴地主,你只能失去土地。」她神情憂傷,「我很想問,可不可以給他們不同的選擇?」她舉港口部落為例,最後協商出共管方案,這證明了政府和部落可以雙贏。
這天,我們約在政大進行採訪。鐘聲響起,O'ping得去趕車了。每逢要去台北上課的日子,凌晨她會先準備好孩子的衣物、便當盒與書包,輕輕關門,再去鳳林搭最早一班火車。下課又要匆匆離開,因為她希望能在就寢時間到家。她笑著說:「給我老公顧,小孩一定很晚才睡!」
孩子有時會好奇「為什麼媽媽晚上都在開會?假日又要開會?」她會蹲下來,跟孩子解釋家鄉土地發生的事,現在,大兒子也會告訴別人「我馬麻在做堰塞湖的工作!」離開時,我看到她的運動服,胸前寫「光復」,側邊繡著「焚而不毀」。
這日「土地工作坊」移師到加里洞部落舉行,長輩們在子女攙扶下慢慢就座,神情凝重地盯著投影幕上的衛星地圖,上面圈出的,正是部落容易淹水的區域。
然而,土地法規實在太繁雜,長輩們聽得眉頭深鎖。此時,後排戴著圓眼鏡、登山帽的女性舉手站了起來,「我來補充一下!」她上前接過麥克風說:「Faki不用擔心!這塊地可以蓋房子!」這個愛舉手的女生就是這一系列行動的背後靈魂人物—青年聯盟的Tipus Hafay(林易蓉)。
在這場工作坊之前,Tipus曾帶我去看災後的河床。我們開車從台九線轉進林業道路,沿路地景逐漸從綠色轉為灰階,高聳沙丘綿延,一眼難以望盡。這片荒涼奇幻的灰色大地,是被泥流覆蓋的重災區,至今仍有五位居民尚未尋獲。靠近保安寺時,輪胎陷進鬆軟土砂裡,我們不敢再往前,只好下車步行。
一路上嘰哩呱啦的她,到了佛祖街,突然安靜下來。半晌,她說:「每次來這裡,都會很悲傷。這裡本來全都是水稻田。如果是我爸的農地變成這樣⋯」
她爸爸是吉安鄉娜荳蘭(Natawran)部落的阿美族人,至今仍在種稻,會如數家珍地告訴她「奶奶說我們的田在哪裡,後來又換到哪一塊田」。她的社運啟蒙是在台大城鄉所那幾年,土地抗爭遍地烽火。二○一二年她返鄉,生了兩個孩子,採集故事、創立部落工藝品牌,開啟斜槓的社會實踐。
洪災後,城鄉所的老師陳亮全突然聯繫她,「Tipus,妳對光復熟不熟?」透過老師牽線,她加入重建網絡,結識品蓉、李玉蘭、O'ping、Iwan等人。一年來,青年們以「Cilah鹽巴」和「Sakafiyaw」兩個平台為核心互相支援,在一起打仗的過程中逐漸熟絡。
在城鄉所,Tipus學到公私應該協力讓社區變好。然而,這一年的發展,讓她難以置信。以土地徵收為例,牽涉的地主逾半是年長族人,初期幾次會議都未安排族語翻譯。她很氣憤,「社區營造應該要『由下而上』,你的專業語言要讓居民聽懂,但是,現在那些官員覺得,程序跑完,地主就要接受。」
國家不做,青年只好自己找翻譯,但「徵收」「協議價購」這類抽象名詞,該如何用阿美族語表達?為此,她們找來四位族語老師開會,「雖然都是阿美族,但各部落用詞不太一樣,得用更多在地的脈絡去形容,老人家才聽得懂。」
我曾出席9月15日九河分署舉辦的公聽會,現場確實只以國語說明徵收政策。一位阿美族婦女站起來抗議,「在這裡很多都是邦查(Pangcah,阿美族人自稱),沒有翻譯,也是聽不懂啊!」承辦人竟回應說:「鳳林有四大族群,(如果)我們請了原住民語(翻譯),那客家語沒有,閩南語沒有,這樣好像也不好。」
狼煙四起的局勢中,Tipus動用過去人脈,把認為能幫上忙的人全拉進來,每天在群組「發作業」。「我每天在群組問問題,不懂的法規制度就貼上來,三更半夜還在吵大家,看誰懂就誰回答。」在她積極號召下,專家、學者與公民團體陸續加入戰局,他們寫論述、投書,還帶學生進光復幫忙,幾乎演變成學界與公民團體跨領域的集體行動。
政大教授戴秀雄認為,「轉譯」就是Tipus最珍貴的能力。他曾到部落講解「都市計畫」,自認講得很清楚,到了QA時間才發現族人有聽沒有懂,「如果Tipus在,她就會打斷,插話進來幫我解釋。如果這場運動是一個機器,她就是運轉的核心,把資訊跟資源送到各個地方去。」
Sakafiyaw的站長Iwan對Tipus的第一印象是「這個人很吵」。當青年對議題還在猶豫,Tipus總會積極催促大家行動,這讓內向的Iwan倍感壓力。但這一年,她發現自己好像也被這個吵鬧女人改變了,「我之前很沒信心,但是她鼓勵我們,她說妳用在地人的角度好好講,不然外界不會知道你們發生什麼事。」
這日在加里洞土地工作坊,遷居的討論長達3小時,就算專家已經盡力解說,李玉蘭也努力翻譯,對長輩而言似乎遙不可及,未來的藍圖太模糊,眼前的恐懼卻很真實。
李玉蘭的舅舅、78歲的張來成站起身,聲音因激動而發抖,「一天到晚在撤離,要怎麼活下去?明天大水又來了,怎麼辦?我們的命都要沒有了。這樣討論慢慢的,死掉一個人就很快了?我們加里洞被遺忘了!」李玉蘭趕緊上前握著他的手,「舅舅,你聽我說,不要習慣被遺忘。」
「Faki,所以我們要去台北。你們站出來,贏過我們年輕人做一年。」Tipus也站起來,她對著大家說:「不然他們會說,現在只有少數人在抗議,他們把重建經費拿去弄堤防、挖土、徵收,錢就沒有了。」她講到最後也紅了眼眶,「所以大家要一起站出來,跟政府說:『這裡真的很危險,我們想要搬到安全的地方!』」
9月21日,部落族人扶老攜幼、長途跋涉,終於到了行政院前。李玉蘭扶著張來成,在警察和拒馬前緩緩坐下,在洪災中逃過一劫的彩鳳阿嬤也來了,她認真聽著台上Iwan用族語開場,神情憂傷。李玉蘭跟我說:「其實我們部落還有很多長輩都想來,大家太生氣了,可是他們移動不方便。」
O'ping和Iwan帶大家呼完口號、聲援團體輪流發言後,部落獲准派10位代表進入行政院協商。眾人苦等一個多小時後,代表終於出來了,臉上卻露出失望表情,他們說行政院接下他們的訴求,答覆卻是「會再研議」。
Tipus流下眼淚,她抱著品蓉說:「我好氣,根本就在敷衍我們。」品蓉沒有多說什麼,只是緊緊回抱她。她們站在行政院門口,目送長輩上車,隔著窗戶跟大家揮手。車走遠了,Tipus擦擦眼淚,吆喝「走,去開會討論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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