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君見過印地安原住民族如何用吟唱、儀式和團體對話，讓受傷的人重新聚在一起。她曾到伊拉克、巴勒斯坦服務難民家庭，也曾在紐約與無家者共同生活。2024年，她成為花蓮政治受難關懷據點的社工，陪伴如今已步入晚年的白色恐怖受難前輩。有人罹患思覺失調，也有人至今高度警戒、不願與人交談，那些看似難以理解的反應背後，是一個個曾經歷關押、審訊、酷刑的人，要如何重建信任與安全感，實現所謂的轉型正義？
鏡週刊2026.10.10 06:40 臺北時間
鏡相人間／用關係療癒創傷 花蓮Psbalay政治受難關懷據點社工袁志君
- 記者｜鏡週刊
這一天上午，袁志君忙著幫前輩許席圖、寧人預約無障礙計程車，安排送醫，忙到差點取消本刊的訪談。
她解釋：許席圖的右側大腿和臀部有長年臥床造成的褥瘡，傷口表面看似好轉卻仍久久不癒，需請整形外科醫師看診；寧人則是處於營養衰弱邊緣，加上喝高白蛋牛奶造成腹脹，她認為寧人還有咀嚼吞嚥能力，可以嘗試增加原型食物，需請醫師協助判斷。她笑說：「社工的工作也需要學習護理常識。」
牧師啟發興趣 從事社工服務
她出生於台北，今年52歲，父親是廚工，母親做家庭代工，她強調自己是勞動階級出身，「爸爸的工作有很多身體勞動，不是有些人以為的廚師。」
袁志君是基督徒，念文化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時，認識了太魯閣族牧師拿難達道，與牧師一起在原鄉辦青少年活動，「我從拿難牧師身上看到很多原住民觀點的社工服務，例如他會試著保存語言、傳說故事，訓練孩子去打獵，傳承祖先的文化。這讓我對社區工作產生興趣，也讓我反思自己作為主流社會的一分子，跟這些邊緣群體的關係。」她大學畢業後成為社工，服務的對象是主流社會裡受到壓迫、邊緣的社群，像非行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的青少年，做出違反法律刑罰或有偏差、高風險行為的統稱）、家暴受害者。
2000年，她從美國東門諾大學（Eastern Mennonite University）正義與和平研究所畢業，跟著門諾教會的前輩，前往墨西哥、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以社工身分在跨文化和戰爭衝突場域中為難民家庭提供服務，也看到他們如何彼此照顧。
向原住民學習 如何助人療癒
2016年，她曾去到美國北達科他州蘇族原住民保留地立石（Standing Rock）、聲援「反對輸油管線」抗爭運動。她待了一週，剛好遇到嚴重的警民衝突，「現場混雜了很多不一樣的人，有一些非原住民行動者帶頭衝撞，導致跟警察爆發激烈衝突，很多去聲援的平民百姓受傷。我看到在衝突之後，原住民長老如何關懷、照顧大家，長老以吟唱、擊鼓，舉行祝福儀式，並邀請眾人圍成一個圓圈，讓參與者說出感受，帶領大家在重大創傷事件的破碎之後重新凝聚。」「從現實來看，反抗運動是失敗的，但從團結的角度，人們在共同做事的過程中凝聚，離開時，我們不是帶著沮喪，而是抱持希望和成長。」
袁志君不是原住民，卻向原住民學習助人與療癒工作。2024年，衛福部心健司擴增雲嘉、竹苗、花蓮等政治受難關懷據點，拿難達道牧師推動花蓮據點成立，以太魯閣族語「Psbalay」命名，意思是心理狀態的和諧穩定。原來，拿難牧師本身就是受難者家屬第三代，他的外公林明勇Walis Umin在228事件後遇害，屍體幾年後才找到，但沒有任何官方檔案記載關押審訊過程。
袁志君2年前返回台灣，移居花蓮，成為據點社工。她觀察發現，每次有前輩或家屬來玩時，拿難牧師會去釣魚、烤魚給大家吃，將原住民共享食物的文化轉化成朋友間彼此照顧、互相關懷的連結。「這2、3年，我看到不一樣的東西，其實，是原住民的力量在照顧政治受難者和社會，包括花蓮的長照機構裡，付出大量勞動力的是原住民。」
白色恐怖創傷 慎默被誤失智
許席圖和寧人的照服員也是原住民，「她會一直跟許席圖講話，把他當成自己的家人，思考他可能需要什麼。」我們探訪時，袁志君輕輕抖動許席圖攣縮的下肢，對我們解釋：「物理治療師建議可以這樣幫助他放鬆，如果用力拉開，他的肌腱組織會斷裂。」提升照顧品質短短一年，如今許席圖的肌肉和關節鬆了，眼神會隨著聲音移動，試著感受這個世界。
目前，花蓮據點固定關懷許席圖、寧人等前輩，袁志君觀察，對於曾經遭受關押審訊、酷刑虐待的長輩來說，他們很害怕被孤立在機構，「那是回到創傷記憶。」
例如現在已高齡95、住在榮民之家的一名外省籍政治受難者。「他曾經被關在綠島監獄，前幾年才因為經常跌倒，被安置到榮民之家。他並不會混淆監獄和長照機構，但長照機構裡有很多為了管理方便而統一化的標準作業流程，他曾經在綠島怎樣生存，就會把那個模式拿來運用，例如不跟其他人說話，對人保持警覺性。去年他被邀請去參加中秋節聯歡活動，他會質疑為什麼只找他去？很防衛、保護自己。他覺得那裡不安全，無法保存物品，就會把他的日記、名譽恢復證明、檔案、公文託給我保管。」
創傷從白色恐怖時期延續至今。「在機構裡，前輩經常自己一個人看電視，生活空間縮限到非常小，也不願意開口麻煩別人。」長照機構認為他罹患失智症，袁志君協調召開聯繫會議，負責督導的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推動轉型正義民間委員彭仁郁才解釋，這些不信任人、社會退縮都是因政治暴力而造成的創傷反應，並非失智現象。
袁志君後來經常帶前輩外出，發現他變得很活潑，「去年我們和一位照服員帶伯伯去綠島、人權館參加活動，他認為照服員知道他的故事，慢慢可以信任對方。現在他會請照服員煮一鍋紅燒肉，或幫忙買東西，願意開口麻煩別人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她開心地說。
受難家屬後代 背負汙名傷痛
據點也會舉辦小旅行，曾邀請陳列、黃瑞麟、洪雪清、陳欽生、杜銘哲、劉秀明等前輩一起出去玩，「從跟前輩的接觸中，我感覺到他們很看重關係、連結，即使到了晚年，還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投入社會。」
除了前輩，家屬二代、三代也需要重建連結。「政治犯被抓捕，家屬連帶受到處罰，背負著標籤和汙名，至今仍在承受社會矛盾。有些人可能會認為，國家都已經賠錢了，你們還想怎樣？這都會造成家屬沒有辦法好好說出自己究竟經歷了什麼。」「例如拿難牧師的外公林明勇被軍人帶走、失蹤，隔了多年才發現屍體。」解密檔案顯示，官方只記載了「率番人準備殺人」罪名，此外沒有任何關押審訊的紀錄，當時部落裡流傳的版本卻是他因貪汙才畏罪自殺，即便如今已平反，後代仍持續背負一種汙名與說不清的痛苦，「這會讓政治受難者後代的聲音更難被聽見。」
只有創造一個安全的空間，才能讓家屬說出自己的故事和創傷，並重建社會連結，袁志君說：「我們每個人需要負起責任，因為所有人都是共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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