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他們沒能走出的那個「家」—2025年嘉義殺夫案

案發前幾個月開始，只要阿豪（化名）又發飆，小晴（化名）就會拿起水果刀。同住的小叔看得心驚膽顫，提醒小晴，哪天不要就真的拿來刺人。小晴不為所動。

但言語有時像某種難以解釋的大腦召喚，幾個月後，她果真拿這把刀刺向先生胸口。

今年7月初的嘉義地方法院，6位國民法官、3位職業法官共同審理這件案子。法庭當場播放警方的報案錄音檔，那是案發後小晴的弟媳打電話報案，時間在去年，2025年8月6日凌晨，電話中的弟媳帶著明顯哭音，說：「哥哥他老婆殺了他！」背景音甚吵，清楚可聽見一名女子狂亂地尖聲吼叫。

當時在弟媳身旁的女子，應該只有小晴，很可能就是小晴的聲音。

此刻的小晴坐在法庭上，身旁是辯護律師。律師與檢察官繼續朗讀卷宗資料，小晴30歲，與先生阿豪2018年在交友軟體認識，交往後不久，小晴懷孕，二人決定結婚。但，婚後夫妻經常爭吵，依據台中榮總嘉義分院提供的資料，隔年2019年，小晴曾經到榮總就診，因為夫妻吵架後，她常有死亡、自殺的想法。

2019年發生了什麼？檢方提供的另一份資料顯示，那年的7月9日，小晴首次通報家暴；8月3日，再次通報，阿豪徒手毆打小晴的頭，並勒她脖子；8月5日，第三次通報。十分頻繁。不過，第四次通報卻已是3年後的2022年，那天，阿豪將小晴從車上強拉下車，徒手毆打她的頭、胸；不到1個月後，小晴又通報家暴。

輪到小晴回答問題，她站上被告席，解釋與阿豪的相識、結婚，「其實我不想那麼早結婚，但我又不希望小孩的身分證父親欄是空白的。他說他存款只有2萬多元，還有車貸，每個月要還1萬元。」二人決定結婚後，阿豪用汽車去貸二胎，拿到些許現金，但每月還款金額從1萬元變成1萬5,000元，得繳5年。

小晴原本在父親開的麵店上班，婚後她搬進阿豪家，專職照顧家裡。那是一間嘉義縣的透天厝，阿豪與小晴住3樓，弟弟、弟媳一家住4樓，母親住樓下，阿豪的母親患有糖尿病，且因此失明。

小晴說，婚後二人經常吵架，幾乎都是因為錢，「我懷老大的時候，有一次他拿電扇摔向我。」「有時候會拿椅子砸向我，不然就是大聲摔門、砸門，有時候還拿螺絲起子刺房間的木門。頻率不一定，但一週至少一次。」「他下班，我要提心吊膽，要想講什麼能讓他開心，先在心裡講一遍。」「他脾氣真的很暴躁，小叔的前妻也（遭阿豪家暴）聲請過保護令。」

不過，小晴說起阿豪的肢體暴力時，著墨不多，也無太激動情緒，反倒一講起婚姻裡的委屈，好幾次一開口就停不了，「他覺得都是我害他的，如果不是我，他的車貸早就還完了。」「他常說我對家裡沒有貢獻，我只能安靜、沉默。」「我要顧3個小孩，要拖地，還要帶他媽媽去洗腎與剪頭髮，這些都沒有人做。」二人婚後陸續生下3個小孩，皆是兒子。

小晴說，先生除了肢體暴力，也經常言語羞辱她，包括罵三字經。「我在家裡做得越多，把家裡打掃乾淨、小孩顧好、帶媽媽去洗腎，我以為他就會稱讚我。沒有！他一副應當的，還會口出惡言。」「媽媽（婆婆）應該是他們要照顧，小孩也是，回來還要言語暴力。」「我哭著跟他說話，他嫌我吵。我每天沒有人可以講話，只有小孩、婆婆。」二人吵架時，「有時候我不講話，他罵我啞巴，我講話，他說：『妳再講一句我就讓妳死。』」「很多人說：『妳就跑啊！』我怎麼跑？我是一個媽媽，我敢說走就走嗎？小孩換尿布洗屁股誰洗？我也很無奈啊。」「有一次我才回娘家二天，他顧小孩，結果老大就拿剪刀剪到老二的手指。」

法庭很安靜。小晴繼續說：「我覺得他會改，可是他不但沒改，還變得越來越糟糕，會打小孩打到流鼻血，掐我脖子的力道也越來越重，我大兒子救過我很多次。警察也說他不會改，問我要不要聲請保護令，但我爸媽離婚，我要的家就是有爸爸、媽媽、小孩。」

辯論結束，此時，不只小晴的辯護律師，連檢察官都罕見地替小晴求情，表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認為小晴符合《刑法》的二款減刑條件，請求法官從輕量刑。

第3天，國民法庭宣判，小晴被判7年有期徒刑。

記者透過律師詢問小晴是否願意受訪，她婉拒。阿豪的弟弟阿正（化名）願意接受我們採訪。身為被害人家屬，阿正氣憤地說，小晴自己的情緒也很不穩定。記者問他，會不會是產後憂鬱症？「他們剛交往的時候，就有拿磚頭互丟，還有報警。」

阿正應該不是亂說。開庭審判期間，輪到被害人家屬發言時，阿正有出席，委由律師代他發言，律師指出，阿豪也曾二次通報遭小晴家暴，包括2019年小晴持刀攻擊阿豪、2020年則是拿著木棍。律師並說，二人的小孩也曾遭小晴家暴，通報113。

小晴也會打小孩嗎？小晴在檢察官詢問下，承認確實曾拿衣架打過大兒子、二兒子。

不過，關於阿豪的個性，先前檢察官詢問阿正時，阿正也對檢察官坦承哥哥的確脾氣暴躁，會對老婆、小孩飆髒話。

令人想起托爾斯泰寫的，幸福的家庭大抵相似，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同。每一件鄧如雯殺夫案再往內一層一層剝解，也各自藏著不同內裡。

記者與阿正訪談了一會兒，小心翼翼開口：「我還有一個疑惑，不曉得在你們小時候，你爸爸也會對你們這樣家暴嗎？」阿正一愣，答：「爸爸以前是有在吸毒，所以就是…」會動手嗎？「對。」所以你們小時候常被打？「還滿常的，爸爸算是比較嚴的，我也是小時候常被打，像如果爸爸帶我們出去外面跟他朋友吃個飯，我們不小心睡著了，回家就會被打。」

依阿正的描述，再對照長大後的阿豪、阿正，幸而兄弟倆應該都沒染上吸毒惡習，阿正也沒對妻小施暴。記者忍不住又問：「你應該很努力、很不容易吧？」阿正一聽，神情瞬間複雜，彷佛終於被理解，說：「壓力也是滿大的。」

阿正幫哥哥說話：「哥哥有了第一個小孩之後，就開始做二、三份工作。」阿豪在長照機構擔任復康巴士司機，「一大早還會先去市場送菜，還有，半夜去製麵廠工作。」無奈阿豪要養一家五口、加上母親，永遠寅吃卯糧，婚後只能不斷地借款。起初是拿汽車去貸二胎，增貸20多萬元，每月要繳1萬5,000元，偶爾繳不出來，阿豪會向弟弟借錢。

接著，「他們的機車電燈一直壞掉，小晴說要換新的，但沒錢，就先把機車賣掉，可能就有2、3萬元現金，哥哥再去買新的機車，再貸款，買新的好像貸13萬元還是15萬元。」這是融資公司常見的誘客招數，勸客人買新機車，可以再貸款更多。只是，融資公司的利息比銀行高出許多，阿豪的債務就這樣越滾越大，繳不出車貸時，就增貸機車貸款，過一段時間，又繳不出貸款，那是案發前1、2個月，阿正說：「哥哥有叫我們幫他們辦那種『手機貸款』。」手機貸款也是融資公司的營業項目之一。

阿豪繳不出貸款、被催繳時，壓力會很大嗎？阿正說：「有啊，就是那時候他們夫妻會吵架。」

阿豪的每月開銷，小晴在法庭上提過，她說，阿豪月收入約3萬6,000至3萬8,000元，「固定1萬元要養媽媽，1萬元還車貸，剩下的留著。」算起來只剩不到2萬元，供一家五口生活，即使加上低收入戶、育兒津貼等補助，也不太可能打平。至於原本1萬5,000元的車貸為何變成1萬元？小晴沒提到，也許是阿豪繳不出貸款後與融資公司協商，延長繳款年限，這種情況並不少見，條件是得負擔更多利息。

阿豪對待小晴脾氣暴躁，但不論從小晴或阿正口中聽來，他對母親應是頗孝順，奉養母親的錢超過他1/4月薪。小睛也在法庭抱怨過，有時婆婆說想看小孩，但她要抱小孩下樓實在累，尤其剛生完小孩陰道撕裂傷還沒癒合時，阿豪卻只說：「叫妳抱小孩給媽媽看，妳就抱啊。」

阿正也說，阿豪夫妻倆有時也為了誰要照顧媽媽而吵。阿正呢？他說：「我從18歲就開始照顧媽媽，顧了10年。」母親3年前過世。父親並未同住，阿正只在檢察官詢問時說，與父親1、2年才聯絡一次。

暴力之外，沒發脾氣時的阿豪是什麼面貌？阿豪的臉書至今未關閉，記者滑著公開貼文，近年每年僅十來則，皆是轉貼他人影片，內容有遊戲、有談人生、健康，或吃平價鍋物打卡。往前滑至2021年，貼文才多了起來，有幾次還標註小晴。依舊都是轉貼，不乏與婚姻或家庭有關的，例如一則「靠北婚姻」粉專的圖卡：「老婆，見到妳之前，我從未想過要結婚，娶了妳之後，我從未後悔過結婚。」還有一則轉貼車禍報導，阿豪少見地自己加了幾句文字：「車毀無差，人毀，一個家庭就支離破碎了。」

阿豪的大頭照是一個3、4歲小男孩在海灘玩的可愛背影，推測是大兒子，再往前幾張，是二兒子剛出生時與大兒子合照，再往前，是大兒子一歲多的照片，繼續往前至2018年，小晴的臉出現了，5月與3月他各換了一張與小晴的合照，阿豪的臉靦腆中帶著甜蜜，那時二人剛交往。

沒發脾氣時的阿豪，像個心思都放在家庭的傳統男性樣貌，既不像所謂渣男，也不像是不負責任的丈夫、父親。

走到最壞一步之前，還有其他可能嗎？回到法庭上，審判的最後一天，有國民法官問小晴：「如果妳當初有聲請保護令，妳跟小孩應該會得到安置？」小晴答：「對，很多人都這麼說。」也就得以避開衝突與暴力。無奈她始終堅守著那個至少表面完整的「家」。

曾在桃園地方法院擔任多年家事庭法官的律師楊晴翔解釋：「她本身是離異家庭，她對於破碎家庭的害怕、恐懼，我覺得是一般生在良好家庭長大的人，沒辦法想像的，你沒辦法想像他們對那種事情的遺憾。」

楊晴翔很感慨，「這對夫妻生育孩子，最後到一個他們自己沒辦法承受的壓力狀態。其實我覺得他們在自己的能力下，已經盡力了。」楊晴翔也談到親職教育，認為應該多推廣、開設類似課程，「很多人都是離婚的時候才來上親職教育，可是應該是結婚之後準備生小孩的人，都應該上親職教育課。」

台灣大學社工系系主任沈瓊桃則剖析，小晴想要一個完整的家，「但這是一種婚姻迷思，我們誤以為雙親家庭對小朋友的成長是最好的，所以即使有暴力也要隱忍。可是小朋友在暴力、爭吵、衝突中成長，每天生活都不得安寧，有時還要選邊站，有時還需要保護其中一方，有時自己也會被打到，這些經歷對小朋友非常負面，而且這種影響會延伸到他們長大，像這件案子，小時候的受暴延伸到他成年後的婚姻。」

沈瓊桃進一步提到，《家庭暴力防治法》當年立法時，「是想拯救長期受暴的女性，也避免被害人到最後受不了，把對方殺了。不過經過這麼多年，實務工作者發現案件類型非常多元，不是我們一開始想得那麼單純。」例如近年男性被害人通報的人數增加，「相互施暴」的案件也增加。

此外，「我們把絕大部分的資源放在被害人保護服務，可是，如果你只關心被害人，可能治標不治本。比起只告訴被害人要怎樣保護自己免於受暴，不妨多花一點時間精力跟資源，去告訴施暴者不要再對另一半施暴了。」

沈瓊桃說，目前的「家暴加害人處遇計畫」正是治本方法，被害人聲請保護令後，法官裁定時若覺得有必要，可要求加害人上課，課程包括法治教育、性平教育，「有時候也會談一些原生家庭的影響。另外，如果是因為酒癮或藥癮而施暴，就要戒治。」皆是團體課程而非一對一。

「但困難就在法官的裁定。法官一旦裁定，等於認定對方就是加害人、貼標籤，但有些案件是相互施暴。另外，法官也不確定給加害人上課是否真的有效，所以裁定時會比較謹慎。」沈瓊桃說，因此近年學者們一直呼籲將「家暴加害人」改為較中性的「家暴相對人」，避免標籤化。

課程時數也是難題。沈瓊桃說，國外曾有研究計畫，讓家暴相對人上1年52週的課程後，確實有「顯著效果」，但顯著效果又分低度、中度、高度，研究發現僅有低度的顯著效果。她說，何況台灣只上3個月的課（每週一次2小時），「要改變行為模式是很不容易的，這就是為什麼國外上完1年的課，才有低度成效。」

位在台南的耶底底亞家庭關顧協會，正是協助家暴相對人的團體，在此任職近十年的社工彭若昕也說：「人的『認知』不是輕易就能改變的，何況有些資源少的縣市，甚至只上3小時或6小時的課。」

一個令人傷心的觀察是，這些所謂施暴者，約有七至八成，在幼時成長經歷中也是受暴者。「他們常遇到嚴重的攻擊，被不明白的責打，有些人就說他被吊起來打，甚至被關在狗籠。他們的背景就沒有那種經驗跟技巧，可以知道處理事情不是只能用暴力。這些人帶著創傷長大，進入他自己新的家庭後，製造新的創傷出來，就是『暴力代間傳遞』，他成長過程中看到他爸爸如何當爸爸，他就變成那樣的爸爸。也有些人是不想成為他爸爸的樣貌，但不知道為什麼就發展成他爸爸的樣貌。」

儘管課程時數遠遠不足，彭若昕還是看到一些可能性，「家暴相對人來上課時，一開始通常很不甘願、生氣，但通常上了6、7次，大概快2個月時，會感覺到他沒那麼排斥了。我們會教一些非暴力溝通技巧，可能他們也覺得不錯。我們也會透過談話，了解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事。」

彭若昕也說，目前不論通報家暴或聲請保護令，處理方式皆是將雙方當事人分開，耶底底亞協會的成立正起因於此，「我們是由一群老師在2014年創立，大部分是社工師，他們以前一直在做被害人服務，做了十幾、二十年，可是後來發現，那另一個角色呢？只協助被害人，沒有人知道相對人那邊到底發生什麼事。而且被害人基於各種考量，不一定會離開相對人，可能還是繼續留在那個暴力環境裡面。如果只協助被害人，問題就永遠停在那裡。」

「保護令當然是要分開，可是後續的協助，應該讓他們有機會對話。案件要一起看，這是一個關係的議題，而不是切開。如果只處理一端，案件就close掉，可是他們的身心狀態並沒有調整，認知也沒有改變，那麼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或進入下一段關係時，一樣圍繞在暴力模式。」

彭若昕接觸過各式各樣的家暴相對人，其中，「經濟壓力是很常見的成因，我們的服務對象大概有三到四成，是臨時工、或資源回收、或外送，就是只能領到基本薪資這種，有的人甚至不知道下一頓飯在哪裡。現在又通膨，開銷越來越大，但他們的能力沒辦法達到生活需求時，他們也不敢求助，覺得應該要自己撐起來，不能讓人覺得他是沒有擔當、沒有責任感的人。種種困境讓他卡住了，如果又沒有一個情緒出口，他的視野可能只剩下指責太太，或相互指責，衝突就一直衍生。」

他描述的，幾乎恰是阿豪的狀態。每當阿豪還不出貸款，被催繳時，只能找弟弟阿正借錢，阿正對我們說，哥哥陸陸續續向他借了共4萬多元，但他自己也要養家，實在無力，「所以最後哥哥才去辦手機貸款，就是越借越多。哥哥走後，我們接到很多催繳電話，才發現怎麼這段期間借那麼多錢。一共應該有50萬元左右。」

不只阿豪，每次一缺錢，小晴也得想辦法，她就在法庭上提過，為了繳小孩學費、註冊費，她將自己的保險解約，也常找母親求援。小晴的律師則提供小晴與母親的line對話，顯示母女對話大部分都是小晴向母親借錢，有時3,000元、有時5,000元、有時1萬元，平均隔1、2個月會借一次。母親本人則在檢察官詢問時表示，小晴向她借的錢，一年加起來大概1、20萬元。

彭若昕說，若牽涉到債務，家暴相對人的絕望感往往更深，「覺得再怎樣努力都沒有辦法，其實現在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還是有一些可能性，可是這些人的經濟狀況會這樣，通常他就是在資訊上沒那麼完整。還有，他們會逞強覺得『我可以』，可是實際上他沒有辦法。」

「我們的經驗是，大家都需要出口，你撐不下去時，找人協助你，不一定能解決難題，但是大家一起想的過程中，壓力卸掉、分散了，把卡住的齒輪重新轉動，發展性可能就不同，你可能有機會把視野打開，做不同的選擇。」

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律師林永頌正是《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的催生者之一，協助債務人已十多年之久。他得知阿豪的案件，很快換算，「今年2026年，非直轄市的台灣縣市，每人基本生活費是1萬8,000多元，乘以5個人，還不算撫養媽媽，你要賺到9萬元，所以根本不會有餘額還錢，就需要再去借錢來還錢，但借了更還不了。尤其以他的條件，銀行可能也不會借他。借款利息一定不低，變成陷阱式的債務，飲鴆止渴。」

林永頌說，以阿豪的狀態，即使去債務協商也還不了，「他的收入扣掉基本生活費（9萬元），根本入不敷出，法律上應該走『清算』，可是一般人通常不知道有這條路可走。」《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分為更生、清算，更生是債務打折，分6年償還，且停止計息；清算則是債務人根本無力還款時，可清算債務人的所有資產（含房子等），用來還給債權人，債務則免除。不過，這些需要法官來判斷，要跑法院，一般人不懂。林永頌便是與其他幾位法扶律師，協助走投無路的債務人走司法程序。若阿豪在負債之初就知道可求助，一切可能完全不同。

林永頌很感慨：「他們生了3個小孩，對社會是有貢獻的，我們出生率這麼低。但他們的負擔很重，要照顧3個小孩，太太也不可能出去工作，尤其三個都是兒子，活動力更強。如果又要照顧婆婆，太太的壓力是爆表的。宏觀來看，社會支持體系是有問題的，我們不是要鼓勵大家生小孩嗎？」

林永頌並提到，近年台股大漲，台灣經濟成長率也高達11、12％，「科技業很好，當然是好事，可是社會上還是有一些人，基於行業類別、或能力，他沒辦法跟上，就會有『相對剝奪感』，當然不是說把科技業的錢都拿給他，但要適度保障這些『相對貧窮』的人，他們也是不得已，有些人就是能力沒那麼好、或者家人生病、或者要養小孩。」所謂K型社會，一些人暴富，另一些人迅速跌至貧窮。

沒有減壓閥，沒有安全閥。壓力持續衝高。

去年8月的那個深夜，小晴與3個小孩在臥房準備睡覺，先生走來，心情不好，開始罵人，接著，拿起小孩的水壺往小晴後方砸去，砸到牆壁。小晴打開抽屜，拿出那把水果刀。

她曾在法庭上解釋為何去年4、5月開始拿刀。當國民法官問小晴：「妳為什麼拿刀？」小晴答：「我要防禦，我不知道他又要對我做什麼，怕他又要掐我脖子。他常常會暴力，我會恐懼，小孩也會恐懼。」在家暴的風險層級評估上，脖子以上的攻擊確實風險極高。

那夜，小晴又拿出水果刀。「我當下沒有要攻擊他的意思，是他講到後面…那些（難聽髒話）我不方便在法庭講。」小晴被激怒，拿刀朝著阿豪耳朵的方向劃了一刀。阿豪更加怒極，小晴說：「他繼續一直說：『我看妳一個女人也不敢對我怎樣。』『今天看是妳死還是我死』。」小晴最後失去理智，往阿豪胸口刺下。

依台中榮總嘉義分院的鑑定報告，小晴是「憂鬱症合併邊緣智力」，智力為78，「容易誤判」。依魏氏智力鑑定，低於70屬智能不足，70至90屬邊緣智力障礙。至於憂鬱症，據小晴自己的說法，20歲那年父母離婚後開始有症狀。「我覺得父母離婚是我害的，父母像仇人一樣。」

她提到父母，是在審判的最後，「我爸有憂鬱傾向，一直叫我們拉媽媽回來。爸媽本來一起開麵店，但爸爸回家喝高粱之後，講話會比較大聲，有一次也對我大聲。但他沒有動手打過我耶。」小晴言語間似乎頗維護父親，只是，從這些隱晦描述看來，父親似乎會對家人言語暴力，只是對象並非小晴。

諮商心理師解景然曾經擔任多年社工，工作項目與家暴相關，他就談到，國外曾有研究，家庭暴力的加害者中，約有七成在成長歷程中曾是受害者；至於家暴的受害者中，高達七至八成，成長歷程中就曾經是受害者，包含目睹。意即，若欠缺協助，施暴有可能會複製，受暴亦然。

「目睹兒、或小時候受虐，他不會覺得是爸爸做過頭，會覺得是自己不好，把所有錯誤往自己身上歸因，變成低自我價值、低自尊。他不太會覺得用暴力是不對的。如果沒有獲得協助，他到了新的家庭，如果又面對暴力，一開始他會先去討好，直到他的情感界線被踩到爆發，可能就變成反撲式暴力。」

解景然並說，家暴的模式複雜多樣，近年夫妻互控的比例確實有增加，通常是情境衝突，「可能生了小孩，或經濟困難，月底要繳很多錢，才會開始衝突，就要去學習怎麼面對下一次的壓力情境。不過這件案子也許不是典型的相互施暴，看起來女方可能是反擊。」

阿豪在不發脾氣的時候，努力賺錢養家。小晴在犯案之前，又是什麼模樣？點開小晴的臉書，大頭貼有多張她與小孩合照、或小孩照片，曾有一張是圖卡，寫著張愛玲的名句：「你問我愛你值不值得，其實你應該知道，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換這張頭貼的日期是2021年。更早之前還有一張圖卡，寫著「我是個精緻的情緒瘋子」。

她的貼文極少，且大多鎖友，少數看得到的公開貼文，皆是轉貼，多與婚姻或子女教導有關。還有一則幾年前轉貼的圖卡，這樣寫著：「原生家庭最可怕的不是貧窮本身，而是原生家庭所觸發的自卑人格與悲觀情緒。當父母跟孩子訴苦抱怨的時候，本質是將自己的焦慮、恐懼、委屈、憤怒都發洩在孩子身上，孩子就會不自已的背負起這些苦難，他們要讓父母幸福。可現實是，孩子什麼都做不了，只能在『我應該解決所有問題』和『我什麼都做不了』的狂躁和抑鬱中來回擺蕩。」

看來，不只阿豪脾氣暴躁，阿豪弟弟阿正形容小晴的情緒也不是很穩定，並非無的放矢。不過，在阿豪的暴力之下，小晴究竟是單純反擊，或與阿豪互相施暴、但阿豪的施暴嚴重許多？已難再查證。但，若小晴當初願意接受安置，若制度更周全一些，阿豪也能受協助，也許他們都有機會避開致命的悲劇。

暴力這一題，情緒管理是一大關鍵。台大社工系系主任沈瓊桃就感嘆：「學校都沒有教我們啊。不過教育部去年有宣布，以後中、小學要上『社會情緒學習』的課程，包括自我覺察、情緒管理、壓力管理、憤怒調適，以及憂鬱時怎麼排解，可能是現在學生霸凌、自殺的問題，不得不推動，但這種課程國外已經很多年。」

耶底底亞家庭關顧協會社工彭若昕也說，他們給家暴相對人的課程內容，就包括情緒管理。可惜，資源實在不多，而且有城鄉差距，更涉及分配，多用於協助被害人，至於家暴的關鍵—家暴相對人，以台南市為例，2025年聲請保護令的案件共2,000多件，但協助家暴相對人的社工，全台南一共僅4位。

彭若昕並感慨，通常家暴案件來到社工手中時，已是一段關係的末期。「滿多無力的地方，因為他已經進入一個能量低到沒有想再往改善的方向走，我們想把他拉起來，沒那麼簡單。如果可以早點理解他為什麼會這樣，讓他知道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去降低壓力，早點拉起來，做風險預防，有可能避免發展到後面不可收拾的狀態。」

仍舊最不幸地發展到不可收拾的狀態。案發後，3個小孩由社會局安置，小晴被判7年。通常，重大刑案會上訴到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但，最後不只檢方沒上訴，小晴與律師也沒有。依法，若檢方沒上訴，但小晴上訴，那麼二審有機會改判得較輕，最重也不過與一審一樣，不能判更重。意即，小晴放棄了判得更輕的機會。案件就這樣罕見地停在一審，定讞了。

記者詢問小晴的辯護律師，律師簡短回覆：「她本人接受判決結果，沒有想要上訴。」

回到審判的最後，法官問小晴，若未來出獄，回歸社會，想做什麼？小晴始終繃著的臉部線條終於鬆開，「我高職畢業，19歲開始做美容美髮，老闆娘對我很好耶！教我洗頭，我很開心，很感謝她。我有通過丙級考試，可以當助理。乙級考試很貴，要1萬多元（就沒去考）。我做很久，第一間3年，第二間也3年。如果以後出去，我想把我喜歡的運用出來，也想學美甲。」

她又提到，爸爸家沒有冷氣，總是好熱，「（出獄後）我要趕快看報紙找工作，賺錢買冷氣！」沒冷氣這件事，她在法庭上至少說了2、3次，包括為什麼遭家暴卻仍不喜歡搬回娘家，除了不想家庭破裂，也因為阿豪家有冷氣，爸爸家沒有。如此瑣碎，卻又如此真實。冷氣、乙級考試很貴…字字句句都令人想到律師林永頌的那句「相對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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