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指出，這次大罷免參與者，各區有7到9成是女性，年齡約在30至40歲上下。其中不乏中高階主管，很多志工過去鮮少參與社會或政治運動，首次擔任志工者不在少數。
這個年齡層的女性，正處於家庭與工作壓力最爲繁重的人生階段，是什麼召喚她們投入大罷免活動？每次看到街頭的志工們，舉牌或發文宣或拿麥克風宣講，心裡不免浮現這樣的疑問。因此在大罷免三階投票只剩幾天時，希望經由採訪3位女性，了解她們行動的故事。
蔡珠兒（作家）
曾寫過《紅燜廚娘》《種地書》等作品的作家蔡珠兒在第三階段罷免前夕，接連參加「山除薇害」「大安強強滾」等罷團的客廳會活動，更為積極的在人前發言。
她說，過去覺得自己對法律、政治了解不多，所以不太敢講，在自己的舒適圈裡，比較有把握的就是食物。但是，「如果有一天，可以讓我過這樣日子的原因澈底消失，我也沒有辦法再回去過我的小確幸，所以這也算是一種自救。這樣的危機感太強烈了，我已經顧不得自己是否有資格，只要能做一點小小的貢獻我也願意去做。」
太陽花運動時，蔡珠兒正在歐洲，那時她心裡有個警鈴響了，一種熟悉感再度浮現。她在香港居住了快20年，親眼看到香港是怎麼一步步走向沒有光的所在，現在台灣可能步入後塵。
台灣跟香港在政治體制上很難類比。但是一開始的送暖、讓利、媒體滲透，有著相同的氛圍與套路。
那時蔡珠兒就感覺台灣沒有想像中穩正。她想，原來是用這種方式。不是隔著一個海，如過去想像的「1995閏八月」，不是導彈，不是用船封鎖你3個月，而是一場沒有煙硝的戰爭，試圖不戰而屈人之兵。她感覺危險，同時也覺得可怕，因為有些台灣人沒有警覺。
蔡珠兒說，她非常意外。香港沒有像台灣那樣經過民主化洗禮，政治權利非常稀微，不能選特首，只能選在地方上修橋補路的區議員。但是當言論自由，當這樣一點可憐的政治權利都會被剝奪時，他們的反應是非常激烈的。可是台灣雖然經過這麼多年爭取民主的歷程，但在面臨中國的威脅，可能會失去現在的自由時，卻表現得無感。甚至認為生活將一切如常，但這可能嗎？他們不了解中國共產黨體制的本質。
太陽花反服貿，是在經濟層面，但去年5月國會擴權更為可怕，因為它就是在大機器中動手腳，讓你失能。而台灣似乎一步一步走入圈套中。因此從去年青鳥運動開始，蔡珠兒不但上街頭，也在臉書等更多表達她的想法，結果從那時一直掉粉，有臉友甚至對她說，你以前很清新的，怎麼現在像「紅衛兵」那樣大呼小叫？
「清新」或許來自讀者的誤解。蔡珠兒不是那種遠離俗務，只喜歡文字與廚房的「紅燜廚娘」。她擔任過記者，也曾在英國伯明罕大學讀文化研究，思考向來尖銳有批判性。
蔡珠兒說，很多人以為政治很骯髒，但其實政治充斥在我們生活中。也許年輕一代比較有自覺，不管對性別、族群、階層都有他們的政治敏感。就像食物，本身就有其文化論述。
甚至，在她心目中，文化的參考坐標應該比政治更廣，涵蓋更多領域。文化不是脫俗，遠離塵囂，而是像政治無所不在，甚至文化的視點應該比政治更高。
舉例來說，如果你喜歡做菜研究飲食，就會知道食物和土地的關連。食材的品種有其風土與在地的觀點，在太空中是無法發展食物論述的，除非可以用漂浮式種植。蔡珠兒說，「如果我因為喜歡台灣食物而愛上台灣這塊土地，對不起那我沒辦法，我非如此做不可。」
蔡珠兒說，光是這點，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不保衛台灣？為什麼不讓台灣維持現在自由的樣子？畢竟我們所有的幸福都是建基在這一點上。
從這個角度來說，蔡珠兒曾經歷一次殘酷的捨棄。她在香港住了近20年，自己有個菜園種菜6年，最後她必須離開那塊土地，這也是她心裡很大的痛苦。
7月5日之前謠傳那天是世界末日，當時蔡珠兒在臉書上寫說，這不是世界末日，大罷免失敗，才是世界末日。
我問她，有沒有想過最壞的結果？如果大罷免失敗了？
她說，她是有信心的，但假設失敗的話，我們必須想別的辦法熬過這3年，徐圖再舉。國家和個人一樣，總會有生命的危機和難關，這時你怎麼面對，比怎麼解決更重要。
「如果現在的問題是出在『教育』。我們也只能從教育一點一滴做起，希望更多人可以醒悟，至少改變現在無知無覺的狀態。」
Hannah（大安區罷團「大安強強滾」志工，金融業）
Hannah回憶自己第一次參加「政治」活動，是大學的時候。她跟著媽媽去發自製的新黨宣傳單，她母親是外省人，父親是本省人，家裡都支持藍營。
此外，她沒有涉足政治或社會運動。從小家裡就跟她說只要用功唸書就好，尤其她考上台大電機系時，更是告誡她不要搞政治，因為當時一般人對台大學生的印象，就是參加各種運動。
大學畢業後，她開始關注人權與社會議題。她說：「我小時候可能認為我的成就是因為我的努力，考上台大也是。但是當我學校畢業接觸到社會更多人，我開始感覺，我的成就可能是我擁有的資源，其他人不見得沒有我優秀，只是先天上沒有抽到好籤。」
於是她開始研究社會結構的問題，用捐款參與回饋。她也支持廢死，一開始只是好奇為什麼先進國家都支持廢死？也看了關於蘇建和案等書，後來發現的確警方辦案不夠嚴謹，容易有漏洞，死刑的輕易和生命的重量相比太過草率，因此對廢死才有更多理解。
在政治方面，她投過馬英九，投過第一次選市長的柯文哲，投過時代力量，投過苗博雅。她說，以前她認為，國民黨比較有治國能力，所以總統選國民黨，至於縣市長立委，就可以有彈性，後來她的政治立場開始轉變，主要是受到香港雨傘運動的影響。
和Hannah談話時，發現她有種經由理性思辨後勇於行動的特質。她的女兒說她有個口頭禪：「這是兩件事。」所以雖然她對政治的想法和父母、先生不同，但家人感情是一件事，理念是一件事，彼此尊重對方選擇。只是也有遺憾，大家立場難鬆動，所以很難進行討論。這次因為自己投入很多心血，她想試著說服身邊的人，但對方反應是不想聽這些。她說，即使停在這裡也很好，至少我把我要講的話講完了。
去年青鳥運動是她第一次主動參與政治活動。她說，這可能是因為她的「媽媽的身份」，她是為自己的小孩站出來。在婚前她對政治的關切比較少，後來關切社會政治等議題，有一部分原因是，「希望打造一個好的，適合我的孩子生長的環境與國家。」
她說，參與運動以來，覺得台灣是一個充滿民主和公民活力的社會。很多人跟她一樣願意站出來，想要去做改變，喚起其他人對政治的注意。她覺得這在國際上和任何一個國家相比，都是難能可貴的。
作家劉芷妤曾在《端傳媒》發表一篇文章，談她參與大罷免站在街頭時，遇到的性別暴力。我問Hannah是否曾經感到恐懼？
她說，恐懼其實很多，但有沒有最深的恐懼？應該沒有。在街頭做志工時，會擔心被攻擊，像是當她拿出文宣或面紙，對方面無表情或直盯著她看；車子突然停下來，也會擔心是不是要衝撞她；像今天她遞出文宣時，對方甚至揚起皮包作勢要打她。但是必須直面這些感受，如果真的恐懼就不會上街頭了，所以她說，這不是很深的恐懼。
不過有時也會感到灰心。「我們不為名也不為利，為什麼要承受這麼大的誤解？」她說，她相信人性本善，即便家人和她立場不同，但她覺得只是大家對一件事情有不同看法，或是對一個問題，大家希望用不同的方式解決。所以她不能了解，為什麼有人可以對罷團志工，有這麼大的惡意，攻擊謾罵。
或許有一個算最深的恐懼。因為工作關係，她現在仍然必須去中國，所以她父母擔心志工身份會讓她遭致危險。她跟父母說，你們會擔心，應該是知道他們不好，為什麼又會支持跟他們親近的政黨呢？
Hannah說：「不管怎樣，不能因此就不行動，我不能被這種恐懼打敗。」
我問她，有沒有一種恐懼是，這次大罷免的結果不如預期？
她說，當然也會擔心。但是「我們展現了台灣人抵抗的氣勢與力量，應該有嚇阻作用。」而且，有這麼多人願意站出來投入行動，已經是某種形式的成功。這些人散布全台，不只是默默支持，而是站出來，也許可以說這是民主的勝利。她說，每次出隊時，看到熟悉的面孔不斷不斷出現，你會覺得可以認識他們，已經是很大的收獲。
其次，對她來說，只要投注所有心力，做到所有能做的，成敗就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只能坦然接受，畢竟選舉就是這樣。不過不管結果如何，她相信大家還是可以找到方法繼續堅持下去。
現在距離三階投票已經很接近，Hannah說，她解決焦慮的方式就是採取行動。採訪已近尾聲，她還要到總部拿文宣，這時是週日晚上9點半。採訪前她已經在辛亥復興路口擔任陸戰志工一個半小時，然後，和多數人一樣，第二天還要上班。
Momo（松山區罷團「山除薇害」志工，資訊業）
許多大罷免的志工是第一次參加政治運動，但Momo本來就關注政治。以往選舉，如果是她支持的候選人，時間又許可，就會投入當志工，過去她曾幫吳怡農助選過。
但是她強調，這次參與大罷免的人，不是因為討厭或喜歡哪個政黨，而是因為看到去年國會擴權開始，覺得一切非常不合理。先不講法案本身的問題，所謂沒有討論沒有民主，僅是基於對會議精神的尊重，就已經完全超出底線，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想站出來。
大概是去年5月，網路開始有集結的力量。那時大家有一個群組，發起人之一就是「山除薇害」現在的發言人阿美，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討論，這就是罷團的前身，但當時還不成氣候，而且也與民進黨無關。
Momo說，之前助選時遇過王鴻薇，知道她選舉結果都不錯，所以能否成功罷免，沒有很樂觀。因此第一階段罷免時，她坦言自己處於觀望態度，只是寫連署書，也問問身邊的人。直到一階快結束時，她忽然覺得好像有可能，這時就覺得自己該多做一點事情。
那時快到農曆年，她要去美國跟家人過年。親戚中有人跟她說，能不能帶一些連署書來？正好沈伯洋那時在美國做活動，她就突發奇想，會不會有些參加沈伯洋活動的人也願意簽連署書？所以她將台灣全部選區的連署書都各印幾份帶去。最後回收十份，在一階結束前送到野火律師事務所，她大概就是那個時候加入志工的。
她說，加入志工，除了因為國會亂象種種不合理外，也是受到一階就加入的志工的鼓舞跟影響。
Momo說，大罷免的志工，可以走到現在，真的就是因為無所畏懼無所求。如果是一般政治人物。可能還要計算付出和利益。「可是對我們來說，目標很單純，就是希望將這些不適任的立委拉下來。因為只有把他們拉下來，才有辦法讓現在已經完全走偏的國會緊急煞車。」
甚至，如果大罷免不成功，現在留在席位上的那些人，包括民進黨，搞不好也會跟著沉淪。就像一家公司面對不適任的員工，你把他繼續留在那裡讓他擺爛，其他員工就會覺得，我就跟著擺爛就好。
台灣人民好像忍受度很高，想說反正我忍四年就好了。Momo說，這是錯的，不能讓民意代表有這樣子的感覺。
Momo說，擔任志工以來，經常聽說有人受到攻擊。像板橋有位議員陪志工掃街，一個反對者直接過來就往議員揍一拳，他不對你叫囂，什麼都沒有說，就是直接上來一拳。她說，志工們一直都是用事實或理性訴求，如果有不同意見大家可以討論，不需要暴力相向。以這樣粗暴的方式對待不同聲音的撕裂感，讓她覺得很挫折。
但最讓她挫折的，其實是冷感。今天會有反對者，是因為他們也在維護自己的想法，只是彼此想法不同。但是最無力的是那種歲月靜好無動於衷的人，認為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刪除補助無所謂反正他不領補助，中國威脅也不在乎，只是想維持現狀，過現在的好日子。問題是，要維持現狀，也必須要出點力，就像你即使只是站著，也要運用你的骨骼和肌肉才能站起來。她覺得最挫折的時候，就是不知道如何突破和這些無感的人之間的距離。
Momo說，所謂的亡國感，不是一個口號。對她來說，所謂的亡國感，就是當立委刪凍與國家安全相關的預算，共機不斷擾台，但越來越多人對這些現象習以為常，完全沒有憂患意識。
之前傳出，很多中國人在學校外拍照或直播，她原先沒有關注，直到她女兒學校門口發生這件事。有人說，人家就是直播，又沒有什麼。可是，很多學校是避難場所，這些人是不是來收集資訊呢？不管是不是，應該要有警覺，台灣國民危機意識薄弱，才是她亡國感的來源。
她很早就覺得我們隔壁就是住著一個惡鄰。她之所以幫吳怡農助選，是因為認同他的理念，後來她也參加壯闊台灣的民防課程。
Momo說，參加大罷免團隊後，她最感動的是很多人幾乎是全職做這件事，而且所有人的提議，都會獲得回應，甚至用最快的效率做出來。很多志工，根本不是住在松山區，是來自三重、蘆洲，甚至宜蘭和高雄。他們願意投入自己的時間，就像同島一命。
她也學到很多事情。有一次她在路上宣講，有個人回她說：「為什麼一定要像你講的，我才是愛台灣，愛我的家？」那時她意識到，宣講必須從同理心出發，才不會是單向的。她相信大家都是因為愛現在的生活，怕失去現在的生活，只是我們接收到的資訊不同，所以呈現的方式也不同。
在街頭時，她常被人挑戰：「你們是不是有收錢？」後來她想，這些人的反應可能是來自他們的經驗。他們的人生經驗可能沒有遇過有人願意無私無償的付出。所以才覺得你們做這些事有對價關係。想想也有點可憐。她覺得自己很幸運，總是可以遇到願意無私幫助她的人。
這次大罷免女性志工比例偏高，她認為除了女性自主意識抬頭之外，也認為可能是過去女性經歷過許多不平等的事情，所以對於事情是否不公不義的警覺也比較高，是不是因此就默默轉換成投入的力量呢？
他們也在討論，7月26日三階罷免結束後，團隊是否要解散？大家的反應是，為什麼要解散？大家已經凝聚在一起，代表彼此志同道合，其實民團的概念已經推行很久，也許可以做類似的事情。
不管結果如何，他們希望以原本的力量，繼續改善和幫助台灣社會，未來若有新的倡議也可以執行。
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教授James Jasper在1998年曾出版《道德抗議的藝術：社會運動中的文化、傳記與創造力》（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Culture ,Biography ,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書中他提到，社會運動參與者是具有思考能力、創造力、情感與道德感的「人」。他們的抗議常因「道德憤怒」而起，有時則是源自於某種「道德震懾（Moral Shock）」。
這次大罷免，召喚了許多工作與家庭都處在最有壓力時期的女性。或許這是因為國會肆無忌憚的亂象，以及若干立委漠視國家安全，形同中共代理人的作為，在在超出她們的底線，引起她們的道德憤怒。也或許，女性更願意付出一切保護自己的家園，當破壞家園的意圖露出蛛絲馬跡，就像蔡珠兒說的，大家心裡的警鈴響起，她們也因而成為行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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