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2023.12.13 12:21 臺北時間

《ArtQuake》第一集:多樣性的可能

記者|王伯安

攝影|鄭仕欣、卓煥鈞、蔣煥民、賴興俊

身心障礙者的角色經常出現在電影中,像是《阿甘正傳》、《雨人》、《他不笨,他是我爸爸》…這類電影傾向於採用一種敘事方式,就是身患殘疾的主角可以透過某種英雄式的成就或克服困難,來獲得「正常人」的地位。 然而,這樣的假設,恐怕並非身心障礙者內心真實的感受與想法!來自澳洲的「背靠背劇團」,以神經多樣性族群為創作核心,演員們並不在乎要成為所謂的「正常」,而是展現出對自身狀態的輕鬆感和對自己能力的信心。他們所創作的戲劇表演,顛覆既定的印象與框架,劇團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種藝術的倡議。

星期四的晚上,十幾個人聚集在台北的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背靠背劇團」(Back to Back Theatre)藝術總監Bruce Gladwin在觀眾席上,眼睛盯著舞台上三位演員的排練。「誰召集了這場會議?是我!」患有肌肉強直症的Simon Laherty說著他最喜愛的這句台詞。「是Simon。」一旁的Sarah Mainwaring附和著,因為兒時一場車禍造成腦部損傷,導致她的口語表達緩慢,右手總是不自主地顫抖。而側躺在一旁地墊上的是演員Scotte Price,他因為得了A型流感,全身發冷,緊閉著雙眼,身上還堆疊了好幾件同事們的外套。劇團策劃Tanya Bennett走近叫醒他,遞上退燒藥跟一杯水,讓他準備上場。

「千百年來,殘疾人士被遺棄在樹林裡,關在地窖裡,綁在床上、被迫接受實驗、隔離、毒氣、麻醉、貶低、不被當成人對待、受害、污名化、絕育和安樂死…」Scotte嘶吼著說過無數遍的台詞,語氣裡充滿了沉痛與無奈。患有自閉症的他跟Simon和Sarah一樣,都是劇團的核心成員。

「背靠背劇團」(Back to Back Theatre)核心成員(由左至右)Sarah Mainwaring Scott Price 和Simon Laherty。

是的,這是一個由神經多樣性族群所組成的劇團,他們的創作內容也全都來自成員們的故事、經驗與想法。

時間回到1980年代的澳洲,政府的去機構化政策,讓許多身心障礙者離開大型機構,走入社區,展開就業與生活。在這股浪潮下,藝術家舉辦工作坊,和身心障礙人士進行表演藝術創作。1987年背靠背劇團成立,總部設在澳洲的海港小鎮吉朗,當成軍一年後推出第一部戲劇作品《Big Bag》時,外界普遍認為,讓身心障礙者參與表演是一回事,但讓他們主導整個劇作內容、登上舞台演出,似乎是一種激進的行為。

然而,接下來的三十多年,背靠背劇團透過一系列創作讓觀眾驚嘆不已、徹底改觀。2007年《小金屬物品》(small metal objects)的演出,安排在高峰時段的車站,演員們戴著無線電麥克風,站在來來往往的通勤者中不起眼地表演著,而觀眾則戴著耳機,在露天看台上觀看他們的表演,這完全打破了一般人對演員與劇場的既定印象。而2011年推出的《象頭神對抗第三帝國》(GANESH VERSUS THE THIRD REICH),講述一個劇團演出印度象頭神前往納粹德國,奪回古印度教卍字符號的故事,但在這過程中,又讓演員們跳脫原本的角色來質問導演,既然演出者中沒有人是印度教徒,也沒一個是猶太人,究竟誰有對故事的詮釋權?

《象頭神對抗第三帝國》(GANESH VERSUS THE THIRD REICH),當印度教象頭神甘尼什展開旅程的同時,演員們自己開始感受到說故事者的重大責任,並對文化挪用的道德問題提出質疑。

「我認為挑戰禁忌,是我們在創作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可以是形式上,也可以是主題上的挑戰。」藝術總監Bruce說。三十多年來,他們的作品激怒觀眾,挑戰觀眾,逗樂觀眾,迫使觀看的人深入思考,他們得過大大小小的獎項,更在2022年贏得被譽為「戲劇界諾貝爾獎」的挪威國際易卜生獎。

那麼,2023年秋天的亞洲巡演,第一次來到台灣的背靠背劇團,又希望帶給這裡的觀眾什麼樣的訊息與反思呢?

趁著排練與演出的空檔,他們抽出半天的時間體驗台北街頭的生活,從下榻旅店步行、搭乘捷運到大稻埕的慈聖宮,這一路上總有人會投來好奇的眼光。車廂裡,原先坐在博愛座的Sarah,看到年長者走過來,她很自然地起身讓座,她告訴我們,「我不介意『殘疾』這個字眼,我不介意用『失能』這個詞,我不介意被稱為『神經多樣性』,我都可以接受,真的。」行動不便的Simon抓著扶桿,身子隨著車行晃動,「我有殘疾,但這絲毫沒有困擾我,我還是照著我的方式生活。」他說。

來到大稻埕慈聖宮前的小吃街,五花八門的美食,鯊魚煙、滷豬腳、燙魷魚、炸雞柳、炸魚排、台式炒麵…讓他們看得目不轉睛。坐在大樹下用餐,儘管已經熟悉被攝影機拍攝的他們可以若無其事地聊天,但每當有民眾走近,問他們是否需要任何幫助時,Scotte明顯感到不自在,「我很好,我很好,我很好…」他一直重複著這句話。

我們提問,面對旁人對殘疾人士這樣自以為好意的「關切」與「照顧」,是否讓他們感到不舒服?三個人正嘟噥著,想把內心的感受說清楚;這時,一旁的民眾又闖進了我們攝影機的視窗,遞給Scotte兩瓶飲料,表示擔心天氣太熱,怕他們會受不了。Scotte沉吟了一會兒,似乎下了一個決定,告訴對方,「我患有自閉症,這是一種社交障礙,我很感謝你的善意,但我沒事的,謝謝你。」他喝了一口飲料,代表接受對方的好意,態度不卑不亢。

大稻埕的午後,戶外的小食攤,上演了身心障礙者對應外在世界的真實劇碼,讓我們突然有了些許體悟,知道他們儘管接受自己的狀況並能怡然自處,但面對別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好意與期待,依舊會感到困擾。而這樣的好意雖然是一種仁慈,但究竟又是基於誰的需要呢?或許,這也正是背靠背劇團想要顛覆一般人總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吧!

體驗台北生活,演員們搭乘捷運前往大稻埕慈聖宮。

背靠背劇團來台演出的劇作是《當獵人成為獵物的影子》,故事就發生在澳洲吉朗城鎮,由一群智能障礙者所發起的公民集會,從工廠對智能障礙員工的勞動剝削開始談起,討論到人權、障礙平權,也探討當人工智慧崛起,AI時代到底誰最適合生存?演員們提出了尖銳的假設,或許在AI取代大量人力的未來,我們都是不夠聰明、不夠有效率、不夠靈敏的「障礙者」,猶如飾演市長的Simon在台上所提問的:「告訴我,當人工智慧超越人類智慧時,人們會被如何對待?」,「也許被當成奴隸?」Sarah說。「或者就像我們對待雞隻或火雞的方式?甚或是像殘疾人士受到的對待?」Scott也提出他的想像。

「機會到時會愈來愈少,你需要學會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其他人只會看到你的弱點,你不見得會對自己的身體有自主權,不管你怎麼努力都沒用,你、你的丈夫跟子孫,都會有智能障礙。」三位演員用他們親身的經歷,在戲劇的結尾提出了警世的預言。

「很多戲劇或是新聞媒體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描繪,都像是一種『勵志消費品』(inspiration porn),但它不是為了身心障礙者存在,而是為了激勵普羅大眾繼續努力生活。」藝術總監Bruce強調,背靠背劇團的作品從來都不是宣揚「仁慈」或「殘而不廢」的精神,「我們只是想創造偉大的藝術,而且我們是和一群出色的演員一起創作,其中有些人有智能障礙,有些人稱自己為神經多樣性。」

《當獵人成為獵物的影子》(The Shadow Whose Prey the Hunter Becomes),透過一場公民集會,三位智能障礙表演者提醒我們全能人工智慧的危險;他們的經驗很快就會成為我們的經驗,有一天我們可能都會被認為是有缺陷的。

那麼,這齣戲落幕了,台灣的觀眾得到了什麼樣的啟發呢?一位從事特殊教育的觀眾在映後座談這樣回饋說,「我們現在很多在支持身心障礙者或智能障礙者,都漸漸地回歸到他們各自的個人需求或個人中心的角度,而不再用教育的模式,或是『怎麼樣讓他們變得更好』的角度去看。」是的,怎麼樣的「好」是身心障礙者所需要的「好」?或許也是背靠背劇團希望觀眾去反思。

一場戲,讓演員們在舞台上傾訴他們的痛苦和激情,讓觀眾專注聆聽,也解放了原先對「正常」的想像,留下了對生命的提問。

(撰文:宗立婷、王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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