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瑋第一次選議員時,全家族反對,他為此離家出走,搬到外面住。某天早上5點半,他搭車出門拜票,路上卻瞥見母親騎著摩托車的身影,車上放有一大袋桃紅色物品。童子瑋起疑,對駕駛說:「跟著她走。」
2人像偵探,一路跟蹤母親到一座公園,母親停下,拿起塞在摩托車上那包桃紅色物品,原來是一包包面紙,她一一發給公園裡的人,那些人多半是她參加的「公園早起會」跳舞同伴。
面紙上,印著要參選基隆市議員的童子瑋,那是童子瑋的競選小物。
「我看到她在幫我發面紙,眼淚馬上就掉下來。到晚上,我打電話給她,可是她說:『哪有,你看錯了,神經病!』」母親不承認。
如何發覺有異而跟蹤母親?「因為我那時候東西(競選小物)都是桃紅色的,面紙也是,放在摩托車上很明顯,我就想說她怎麼會拿這麼多?」
母親不能承認。那是2018年,當時32歲的童子瑋原本是家族企業接班人,在自家公司已工作6、7年,卻忽然決定從政,參選議員,全家族從阿公到父親都至為震驚,全力反對。
童子瑋(左)從小就被賦予高度期待,家族打算培養他當企業接班人。右為父親童德裕。(童子瑋提供)如今,現在40歲的童子瑋已是基隆市議長,並投入年底的市長選舉。9月一個早上,他來到基隆仁愛市場拜票,此地鄰近著名的廟口夜市,是基隆另一處知名美食區。童子瑋向一間又一間攤商握手,卻見前方領路的,是一位身形嬌小的中年女子,有些攤商直接向她打招呼,對她的熟絡更甚於對童子瑋。女子正是童子瑋的母親,如今已能大大方方替兒子拜票,不需再費心遮掩。
母親與仁愛市場攤商熟識,因為這裡是家族生活圈。走路幾分鐘就能抵達的「慶安宮」,則是家族生活重心,慶安宮主委正是童子瑋的父親,童子瑋也可說在這裡長大。
慶安宮建於清朝乾隆時期,有200多年歷史,拜的是媽祖,討海人的庇佑女神,基隆是海港,慶安宮自然成了基隆人的信仰中心。童子瑋小時候下課就到慶安宮待著,一個臨托的概念,因為父親工作忙碌,退休的阿公則是當時的慶安宮主委。
慶安宮是基隆的信仰中心,童子瑋也可說是在這裡長大。「慶安宮香火鼎盛,什麼階層的香客都有,有很基層的市民,也有大老闆、政治人物,從議員到總統都有,我從幼稚園就開始接觸這些。」這些,形塑了童子瑋不太一般的童年,例如,政治人物選舉必到慶安宮拜票,童子瑋的阿公童永因此結識不少政要,童子瑋回憶:「我小時候還去過當時李登輝總統的鴻禧山莊,我還跟我們師傅臭屁說我在總統官邸尿尿,呵呵。」那時他才讀幼稚園,只記得曾在鴻禧山莊的官邸尿尿,其他都沒印象了。
他提到師傅,因為家族經營電信工程事業,「當年李登輝選總統時,競選總部的電話系統就是我們家去接的,選舉結束後電話撤掉,那個號碼我們就自己用,呵呵,變成我們家的電話號碼。」
以Google搜尋童子瑋,最常跳出來的相關詞是企業家童子賢,其實2人一點關係也沒有,真正有親戚關係的,是總統賴清德。阿公童永的妹妹,正是賴清德的母親,即童永是賴清德的舅舅,賴清德則是童子瑋的表叔。
阿公童永是家族的重心,也是開創者,童子瑋回憶:「他一個鄉下小孩(從新北萬里)赤腳來基隆打拚,從水電行做起,做到電信工程,在台灣還很少人賣電話機的時候,我們家就開始賣電話機,所以他的電信工程事業做到這個領域算數一數二,阿公也是電信工會的三大元老之一。」
童子瑋與阿公童永(左)。童永今年初剛過百歲生日。(童子瑋提供)阿公60歲退休,去擔任慶安宮主委、仁愛區公所調解委員會主席,電信事業交棒給2個兒子—童子瑋的父親與伯父。童子瑋的童年,也就長時間待在慶安宮,「慶安宮每天都在接待香客,所以我從幼稚園開始就要非常講究禮貌,媽媽會盯著我,吃飯、拿筷子什麼的,服裝儀容也要非常整齊。」
還有待人接物,「我每天來這邊,看阿公協調各種事情,很多人來拜託他,他會說『你坐啊』『我來幫忙處理』,我從小看著大家溝通、協調,這在待人處事是很好的歷練。」童永在當地被稱為「公道伯」。
也是在慶安宮,童子瑋從小就幾乎見過所有政要。他小學時,宋楚瑜擔任省長,多次來到慶安宮拜拜,「他送過我一幅字,親筆寫給我的,『童子瑋,天道酬勤』,我還記得他拿給我的時候,還拍我的肩膀說,長大要繼承阿公的衣缽。從我小學到國中、高中、大學,他每個階段都來慶安宮,算是很親近、我很敬重的長輩,我從政後也常向宋省長請益很多事。」
還有前總統陳水扁,「我國中的時候,阿扁要選總統,他來到基隆的每一場造勢晚會,我爸都會帶著我,拿旗子去喊『阿扁仔凍蒜!』」再到馬英九總統,「馬總統過年時也會來慶安宮發紅包,我們也都以禮接待。對阿公來說,大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不論什麼黨,都是朋友。」
這天是中元普渡,基隆的大事,童子瑋也以議長身分參與。從小被教得周到有禮、服儀整齊的童子瑋,在學校成績也名列前茅,還常被同學選為風紀股長或班長,「可能因為我人緣好,像我當班長時,從來不會跟老師告狀誰誰誰怎樣。當風紀股長也會幫忙協調,像有人沒有帽子,要記,我就跟他們講條件,你明天記得,我今天就不記。」從小就懂談判協調。
還有一次救了班上好幾人。「我常把帽子搞丟,每次打籃球帽子就會不見,小男生都亂拿,我又不想戴別人的。服儀檢查時,沒有帽子要罰站,有一天我就跟媽媽說我要買10頂,預防被罰站。媽媽想說我每次帽子都不見也不是辦法,一頂30元,就給我300元買了10頂。有一天學校忽然服儀檢查,班上一堆人沒帽子,我就趕快發一發。」
但也因為人緣太好,而慶安宮離著名的廟口夜市近,「我就交了很多廟口的朋友,他們會找我打電動、去網咖,那時也慢慢進入叛逆期。」那是國小六年級,童子瑋的班導師看著看著,突然規定童子瑋每天下午4點下課後不能直接放學,要跟其他幾個同樣好動的同學一起留到6點。
「每天下課老師就叫我留下來,抄《論語》《孟子》,她陪我們,但她自己在那邊看《蠟筆小新》,同學被她沒收的漫畫。可是我長大非常感謝她,如果沒有她,我可能就學壞了。國小畢業後她還寫信給我,說『多讀書對你有益』,我後來喜歡看書就是因為這位老師。」你都看哪些書?「像最近我對外交官很有興趣,就看了李大維的書。我什麼書都看,對歷史特別有興趣。我中學沒有好好讀書,但歷史從頭到尾都是滿級分!」
雖然沒有學壞,但童子瑋剛上國中,成績就從名列前茅雪崩式下滑。他說,國中每天晚上9點才能下課。記者問他,是全班都如此嗎?他略略不好意思地說:「沒有,是分數倒數前25%的同學,我國一就倒數前25%啦。」
那是叛逆期,他還跟老師吵架,「理化老師規定90分以下少1分打1下,我那次從80分進步到88分,全班平均之上,而且理化要進步8分,多難啊,但老師說照樣要打,我就跟老師吵架,很討厭他。」
不料,後來童子瑋第一次參選議員,某天他認真挨家挨戶敲門拜票,敲到其中一戶,門打開,「我嚇一跳,呃…『老師好。』很尷尬,想說該不會這一票沒了吧,結果老師不但認出我,後來一直都很支持我。」
選舉是一票都不能放棄,到處拜票。童子瑋笑說自己動作慢,從起床到出門要1個小時,得比別人更早起。(蕭伯欽攝)然而,參選、從政過去並不在童子瑋的生涯規劃中。身處大家族,家族事業必須有人接棒,「到我爸爸那一代,是跟他哥哥兩兄弟一起經營。到我這一代,我伯父的兒子(童子瑋堂兄弟)當牙醫,我就被認為適合接棒,大概從我讀大學,他們就開始規劃了。」
童子瑋也聽話,大學、研究所讀的科系皆是按照父母期待。他大學讀法律,「我媽媽的兄弟都是法律人,有法官、檢察官,媽媽對我的期待就是國考(司法官律師考試);不過爸爸那邊是希望我做生意。」研究所畢業後,他被家人送到加拿大多倫多,「我們親戚在加拿大有事業,跟我們類似的行業,爸媽希望我去親戚那邊實習,看看人家的環境,學習一下,想在那裡繼續讀書也可以。」
結果才待1年,就被阿公叫回台灣。「可能阿公覺得他年紀大了,我待1年也夠了。」童子瑋回台,加入家族企業,「從基層的倉庫管理開始做,月薪3萬元,全公司最低薪,因為我們公司都是資深老員工,資歷都比我的年紀還大。後來慢慢上手,調到業務部,也有一些成果,有很好的業績。」
可是,他一邊工作,內心卻想著自己的未來,「我在公司待了6、7年,但我一直在思考我的人生方向,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他從以前就一直在思考這件事。他從小熱愛打籃球,「我小學六年級寫『我的志願』,還貼在仁愛國小的走廊上,是打NBA!現在聽起來笑死人,我們家都長不高,打什麼籃球,但我就很喜歡。我雖然不高,但運動細胞很好,我是基隆市運會田徑60公尺第一名。」
過了青春發育期,他認清長不高的現實,但依舊熱愛打球、看球賽。他有了另一個志趣,「我有蒐集Jordan的球鞋,蒐集到20代,還有Kobe的每一代球鞋,從愛迪達到NIKE。大學快畢業時我規劃未來,就跟爸媽說我想代理賣球鞋,開鞋店。我還想好開在哪個點,一間店面,是我們家的房子,我做事情不會忽然莫名其妙。結果被爸爸罵,說賣這個不會賺錢。後來那個店面租給愛迪達!非常機車,現在還在!」他一臉總算有機會講述冤情。
童子瑋至今熱愛籃球,中秋節前,他到安樂教會探視長者,教會門口有一塊小空地,剛好有個籃框,記者向教會人員借來一顆籃球,活動結束後請童子瑋投籃以便拍照。他一身襯衫、西裝褲加皮鞋,對這個宛如隨堂抽考的邀約卻沒有拒絕。他接過球,站定,屏氣凝神,投籃,投3次全中,投完開心地問我們哪來的籃球。
童子瑋在記者要求下臨時投籃,極富運動細胞的他3球全中。半年前,他曾與前總統蔡英文一起爬山,結果爬得上氣不接下氣,被蔡英文在脆(Threads)上揶揄他年紀輕輕卻爬得喘噓噓,貼文高達500萬流量,讓童子瑋莫名在脆上一夕爆紅。今日也算洗刷冤屈了吧,他不是不運動,只是籃球才是真愛。
當年無法開球鞋店,他乖乖到自家公司上班,但心裡還是迷惘。到底自己的真正志趣是什麼?最後,內心答案是從政。他寫了一封長長的簡訊給父親,說想離開公司,去參選基隆市議員。「我寫很長,跟爸爸說,從小到大都是你們幫我做決定,包含大學、研究所讀什麼科系、去加拿大。不過,我也從小一路跟著他參加各種選舉活動、在家跟著看政論節目,我國小五年級就看《大話新聞》!我在這種環境默默長大,耳濡目染。」
他說,加上從加拿大返台時,「終於又回到一個方便的地方,在加拿大出門買東西都要開二個小時的車。」但他同時也發現,基隆沒落了。
他生於1986年,「那時台灣的國際貿易剛啟動,我小時候基隆港非常繁華,走在路上都是人,港區碼頭工人每天就有上萬人,還有漁民,很多宜蘭人來基隆找工作、討海。基隆還有很多『委託行』,當時台北的百貨公司還很少,北台灣的人想買舶來品,會來基隆的委託行買。」那是基隆港的全盛時期,1984年還被列為世界第七大貨物港。
但,童子瑋從加拿大回台後,「我站在海洋廣場,印象很深,怎麼基隆港的橋式機(橋式起重機)都沒有在動了?港口吊貨櫃的那個叫橋式機,以前是沒有停下來的,貨櫃船一直進來、一直進來。路上人也不多,以前是很繁忙擁擠的城市,怎麼變成有點鄉下、悠閒的感覺?後來我才知道,台北港開發後,產業鏈都移到台北港了。」那幾年,恰是台北港快速發展的階段。
他說,包括自己的同學們,「我一路上從國小、國中到高中,基隆的同學們都離鄉背井去工作了,到台北或新北,也很多人在竹科,全台灣都有。一個很大的衝擊是,基隆沒有就業機會。」他說,對基隆的沒落有很深感觸。
從家族事業接班人到基隆市議長,童子瑋的從政之路看似順遂,實則家人曾竭力反對。那封寫給父親的訊息裡,童子瑋也提到這點,「我跟家裡溝通,說這樣(選議員)才有機會去做我們這個世代可以做的事。」
那封簡訊像一顆炸彈,在家族炸開。「對阿公和爸爸來說是很大衝擊,我阿公60歲退休交棒,我爸中年開始接阿公的棒子,到我爸60幾歲,也準備要退休去做公益了,輪到我去賺錢。結果現在第三代沒人去賺錢,怎麼可以?」
阿公、爸爸完全無法接受,溝通無效,童子瑋也沒退讓,最後他選擇離家出走,或說也算是被迫離家。
他以選區第一高票當選議員。第一任議員任內,他自豪促成基隆的地下道煥然一新。「質詢有技巧,如果你只是說:『誒市長,地下道這麼髒亂,怎麼不弄?』說服力還不夠強,我就趁著基隆要舉辦城市博覽會,拿影片給市長看,地下道漏水、老鼠爬來爬去。我說,城市博覽會是要讓全台灣看到基隆的進步跟改變,但我們的地下道卻像第三世界。當時林右昌市長聽了就說好,就成功爭取到市中心二座地下道的改造。」
當選後,他與父母的關係也和緩許多,「他們還是沒有很認同我的工作,但畢竟就和好了。」4年後,他競選連任,再次第一高票當選,接著更當選議長,成為當時全台最年輕議長。他聊到,議長與議員其實是完全不同的角色,「議長要讓每個黨派都能公平地發言,這剛好就是我的個性,比較人和、圓融處世。」童子瑋說,從小在慶安宮看著阿公、父親協調事情,潛移默化。協調有什麼技巧嗎?他答:「你要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人家才會願意聽你協調。」
童子瑋說,此次參選,最重要的政見是交通,尤其客運,希望讓十多萬通勤市民每天上班都能迅速搭上客運,不必久候。這次參選市長,他說,首要政見是交通,尤其客運,「基隆每天有10到12萬的通勤人口,大家上不了客運,非常痛苦,所以我們有一個力推的政見,要跟客運業者合作,在7個區的尖峰時刻從基隆發車,讓7個區的通勤人口都可以很迅速搭上車。」
還有國道拓寬工程,「我們有爭取行政院核定,5年後會完成,平均時速可以從30變80。交通才是第一問題,如果基隆的對外交通不方便,怎麼會有產業進來投資?」
這次參選,童子瑋的母親大大方方助選了,一起跑行程。阿公呢?「慶安宮每天都人山人海,可是我第一次當議員時,4年期間,他從來沒有向任何客人介紹『我的孫子是議員』,從來沒有,未曾,never。」從白話、文言到英文講了3次。
這天童子瑋(前右)到仁愛市場拜票,母親(前左)也陪同。(蕭伯欽攝)他一臉終獲平反,「我真正被阿公認同,應該是選上議長之後。我選上的第一天吧,去慶安宮,阿公就跟人家介紹『這阮孫啦,做議長。』其實議長就是服務更多人而已,但對他們那個世代的人來講,一個縣市只有一個議長,不是你想當就可以當,要有一定的運氣跟天命,阿公可能就覺得,我有混出一點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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