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關鍵抗爭日。2026年的這一天，既是「反送中第一宗受審暴動案」湯偉雄夫婦被捕7週年，也是他們流亡台灣第5週年。
那場滔天大浪終究是過去了，又好像，還沒完全過去。走過反送中運動與漫長的暴動罪官司，赴湯（湯偉雄）與杜依蘭逃到台灣，本想以拳擊與泰拳教學重啟人生，中共「跨國鎮壓」卻仍然進逼。
從香港到台灣都遭跟蹤、台灣的工作室門口2度遭人「快閃式」潑紅漆，造成鄰里恐慌連署、要他們搬走。即便在自由的土地，威權恐嚇依舊如影隨形。退無可退，便是紮根之處；我們長期追蹤跨國鎮壓倖存者，亦記錄湯偉雄夫婦遭潑漆後如常教課、遛狗、餵貓、買飯、逛街，他們沒有離開，選擇留在原本遭襲的台北市士林區，在遇襲舊址附近重開教室，就地站穩腳跟。
2月25日午後，湯偉雄（又名赴湯）、杜依蘭自立法院返回2人共同經營的泰拳館，開始拆卸館內懸掛的拳擊沙包。那沙包每顆重達80公斤，杜依蘭爬上椅子，踮著腳，吃力地鬆開金屬掛鉤；湯偉雄張臂迎上去，懷抱一具具落下的重量。
「想不到，有生之年，來到台灣，還是要把這些都拆了。」湯偉雄說，此情此景，再熟悉不過，像是一種永劫輪迴—5年前，被迫關掉香港的拳擊工作室時，他們也是如此靜默地拆卸沙包；距離此刻一天前，湯偉雄位於台北士林的工作室又遭人潑漆，左鄰右舍嚇壞了，找里長喬半天，要他們搬走。明明沒做錯事，他們卻須頻向房東道歉、向鄰居道歉，甚至，向被波及的路人道歉。那日上午，民團在立法院前聲援湯偉雄，他發言時再次公開表示「對房東很抱歉」，宣布暫時停業、停止授課。
彼時2人還來不及找尋下個落腳處，在那一拆一抱之間，門鈴響起。杜依蘭去開門，門口站著來辦退費的學員。
「哈囉，你的是金色手套，對嗎？」杜依蘭撐起笑容，她記得每位學員的手套顏色，一一奉還整理好的拳套與護具，並說明退費事宜。一名身型魁梧的男生把她拉到門邊，低聲問：「抓到了嗎？」「不是發生好幾次了嗎？」「到底是誰？怎麼這麼無聊？」
「台灣人都說潑漆的人『很無聊』。」湯偉雄說，他2021年逃抵台灣，接觸到的台灣人普遍友好，但罕有人對中共「跨國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亦被稱為跨國恐襲）有概念。「他們不在意啊。我們剛逃來台灣的時候，常和台灣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告訴大家我們為什麼逃離香港。大家聽了，會說『I feel so sorry（我很遺憾）』，下一句就是：『啊，我知道某某滷肉飯、牛肉麵很好吃！』」
「台灣人好像很喜歡吃東西？怎麼轉換話題，都在聊美食？」他有點不解。身為台灣人，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一旁的杜依蘭接話了：「有些議題，人們想避開，對嗎？很多人不聊政治，是怕氣氛不好。」「有台灣朋友說，他們不主動聊政治，我理解。如果只談吃的，大家都開心，沒人會尷尬。」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20年發表的研究，2019年夏天，高達50至70％的反送中運動示威者曾參與2014年雨傘運動（編按：又稱「佔中運動」，起因為香港市民爭取特首「真普選」，為期共79天）。這也顯示，反送中大潮並非無源之水，2場運動相隔5年，卻具高度世代經驗延續性。
對於湯偉雄夫婦而言，命運伏筆埋在2014年。那場傘運，是他們的相戀起點。只是當時2人並未預見，這場社運種下的因果，會在多年後遭港府連本帶利地清算，迫使他們流亡。
2013年，湯偉雄如常在香港某座拳擊工作室練習拳擊，對常來練習武術、同樣愛狗的杜依蘭頗有好感。「第一眼看到她，覺得這女生太帥了！她會武術、泰拳、巴西柔術，還會做體操的handstand（倒立）、front lever（前水平），動作很帥，體能又好，我很想認識她。」
湯偉雄趁練習空檔前去搭話，先讚美杜依蘭臂上刺青漂亮。「她冷冷說『謝啦』，轉頭就走。」湯偉雄大笑，和我們分享當年如何屢敗屢戰，有一回，杜依蘭練習時韌帶斷裂，無法行走，湯偉雄趁著「她無法再跑掉」的養傷期，持續攻勢，她終於答應看場電影。
「2014年9月29日是我們第一次約會，可是前一天，雨傘運動爆發了。」9月28日，港警打出第一發催淚彈，湯偉雄就在現場，「我看見催淚彈一直打下來…我本來其實是港豬（香港政治術語，諷刺只求溫飽的港人），可是那一天，我覺得，身為香港人，底線被踩到了。」「政府竟然用暴力手段對待市民。我什麼都不想，就衝出去。」
「所以，我們改了隔天約會的地方。」那場電影最終沒看成，杜依蘭在湯偉雄的攙扶下，一拐一瘸地，走進旺角街頭如水湧動的人群。
彼時各路人馬推搡叫囂，其中不乏親政府與黑道人士，湯偉雄覺得危險，要杜依蘭別再上街，安心養傷，卻老是惦記她，「我發現，她很有正義感、很勇敢。傷成那樣，還願意去聲援傘運。我覺得她好特別。」「然後，我們就在一起啦。」
「我老婆在一個幸福小康家庭長大，10幾歲就被家人送去加拿大讀書。」湯偉雄眼中的妻子，曾與街頭煙硝毫無關聯，是中產家庭精心栽培有成、在金融區上班的專業人士，「在認識我、參加社運之前，她都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女生。」
杜依蘭在加拿大攻讀土木工程學位後，於2010年代返港，從事土木工程業。這貌似令人稱羨的體面差事，卻讓她長年夾在資方與基層之間：上游拖欠工程款，用下一單的頭期款去補上一單的尾款，而最底層、被拖欠工資的工人，只能日復一日地向她討要血汗錢。
她在工作中長期窒悶無力，將重心投入體能與拳擊訓練。前輩看出她的天分，邀她擔任教練，她開始修讀證照、兼職授課，最後辭職成為全職教練，2014年還曾勇奪巴西柔術香港公開賽冠軍。
「即使轉行當教練，她的客戶依然是專業人士。」湯偉雄說，杜依蘭彼時服務的健身房位於中環IFC（國際金融中心），坐擁無敵海景，透過大型落地窗，低頭即能俯瞰維多利亞港。
2013年起，杜依蘭下班後，來到湯偉雄與人合租的場地，進行自我鍛鍊。這不是什麼烈女怕纏郎、千金遇上窮小子的老套愛情故事，原本，他們只想在水泥叢林裡找場地、做運動，卻不料命運弄人，將2人雙雙拋向另場改變香港命運的巨大「運動」裡。
「我出生才2個月，爸爸就跑走了。」湯偉雄與杜依蘭背景迥異，出身藍領家庭，父不詳，母親再嫁至少2任丈夫。打從有記憶開始，他就常跟著母親與繼父批發貨物、上街謀生。他賣過衣服、玩具、青菜，也常跟著大人去「走鬼」（無牌小販跑給警察追），「每次警察來，我要立刻包好貨，馬上跑掉。」
這麼說來，逃跑，好像是湯偉雄的家族宿命。「我媽媽的爸爸，就是我公公（編按：指外公），是國民黨當年從廣東逃到香港的那批人。」
「我和他不熟，只知小時候，雙十節他都會掛青天白日旗。我不懂，為什麼他一看到共產黨新聞，就罵很凶？」湯偉雄只記得，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家中就不曾再懸掛那面國旗。
「我媽媽是港豬，其實，傘運之前的我，也是只想賺錢的港豬啦。」湯偉雄說：「香港變成這樣，我覺得，我也有一份責任。」「年輕時，我很想往上爬。每天都在想：怎樣賺到最多的錢？」他16歲高中畢業就投入就業市場，從騎著摩托車到處接案的冷氣工做起，23歲就開了電力工程公司，目標一直是賺錢、存錢、買樓、退休，渴望脫離自幼居住的髒亂公屋，買戶房子，把媽媽接來住。
2010年前後，湯偉雄的公司接連投標失敗，原先公司規模已擴張至50人，不停裁員，最後剩4人。巨大財務壓力之下，他賣掉公司，以電力工程師身分在市場謀生。年屆而立，四顧茫然，他從老闆變成打工仔，暫時寄情拳擊，在運動中找到出口。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湯偉雄白天上班，晚上常去傘運現場聲援，若現場平靜，他會深夜回家洗漱，隔天再來；若見人發生衝突，他就在現場留守通宵，隔天直接去上班。
2018年，湯偉雄、杜依蘭共同創業，在上環開設健身工作室。隔年反送中爆發，2019年7月28日，香港民眾自發上街遊行，抗議警方在先前衝突中過度使用武力，追究7月21日元朗黑道襲擊事件；港警大規模清場，拘捕49人，其中44人被控暴動罪。
湯偉雄、杜依蘭當時亦在被捕行列，與他們一起被指控共同「參與暴動」者，是一名年僅16歲的少女。
其實，以湯偉雄與杜依蘭的體能和反應速度，並非來不及逃跑。之所以被捕，是因2人在港警清場時一起回頭，希望護著少女逃出重圍。
「速龍（防暴警察）那時已經把我們逼到死巷。」湯偉雄回憶，眾人奔逃之際，杜依蘭見女孩落單，示意湯偉雄扛起女孩快跑。他們身上還扛著人，第一批防暴警察已殺進巷子，高高舉起警棍，杜依蘭轉身抱住少女，湯偉雄撲上去，用肉身擋在杜依蘭與警棍之間。
警棍沒有落下來。電光石火之間，第二批防暴警察衝進來，其中一人伸手按住前批同僚正要揮下的警棍。3人沒有挨打，卻當場被捕。
湯偉雄明白，杜依蘭沒有社運經驗、不曾被捕，當下非常恐懼，但她武裝自己，緊緊護住那素昧平生的少女，並在警察試圖帶走少女、單獨問話時，要警方留下警號，大聲追問：「你要帶她去哪裡？」
後來，湯偉雄、杜依蘭與少女皆獲保釋，3人皆被控暴動罪，刑期最高10年。湯偉雄致電媽媽報平安，媽媽卻劈頭就罵：「你又搞什麼鬼？」「你不搞這些，社會就不會亂了。」「警察打死你們，也是應該！」
「我和我媽，就是典型的黃、藍絲那種吵架（編按：「黃絲」指民主派支持者；「藍絲」則指建制派及港警支持者）。」他用盡全力向母親解釋，元朗發生721事件，黑道毆打香港市民，這是不對的；香港人民因此上街，參加728遊行。
可是，媽媽完全不聽。「然後我就非常非常生氣，直接把手機摔到地上。」湯偉雄平淡地像在說著別人家的故事，那台iPhone當場摔壞了，他至今不再與媽媽聯繫。
就連你們後來在香港辦婚禮，媽媽也沒出現？他點點頭，「她知道我要結婚啊。我本來請她幫我在結婚證書簽名。但吵架之後，和媽媽沒聯絡，就請朋友幫我簽名。」
湯偉雄知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不曾想過參與革命的代價，包含他的婚禮，就連他在世間的至親，也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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