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關鍵抗爭日。2026年的這一天，既是「反送中第一宗受審暴動案」湯偉雄夫婦被捕7週年，也是他們流亡台灣第5週年。
那場滔天大浪終究是過去了，又好像，還沒完全過去。走過反送中運動與漫長的暴動罪官司，赴湯（湯偉雄）與杜依蘭逃到台灣，本想以拳擊與泰拳教學重啟人生，中共「跨國鎮壓」卻仍然進逼。
從香港到台灣都遭跟蹤、台灣的工作室門口2度遭人「快閃式」潑紅漆，造成鄰里恐慌連署、要他們搬走。即便在自由的土地，威權恐嚇依舊如影隨形。退無可退，便是紮根之處；我們長期追蹤跨國鎮壓倖存者，亦記錄湯偉雄夫婦遭潑漆後如常教課、遛狗、餵貓、買飯、逛街，他們沒有離開，選擇留在原本遭襲的台北市士林區，在遇襲舊址附近重開教室，就地站穩腳跟。
2月25日午後，湯偉雄（又名赴湯）、杜依蘭自立法院返回2人共同經營的泰拳館，開始拆卸館內懸掛的拳擊沙包。那沙包每顆重達80公斤，杜依蘭爬上椅子，踮著腳，吃力地鬆開金屬掛鉤；湯偉雄張臂迎上去，懷抱一具具落下的重量。
「想不到，有生之年，來到台灣，還是要把這些都拆了。」湯偉雄說，此情此景，再熟悉不過，像是一種永劫輪迴—5年前，被迫關掉香港的拳擊工作室時，他們也是如此靜默地拆卸沙包；距離此刻一天前，湯偉雄位於台北士林的工作室又遭人潑漆，左鄰右舍嚇壞了，找里長喬半天，要他們搬走。明明沒做錯事，他們卻須頻向房東道歉、向鄰居道歉，甚至，向被波及的路人道歉。那日上午，民團在立法院前聲援湯偉雄，他發言時再次公開表示「對房東很抱歉」，宣布暫時停業、停止授課。
彼時2人還來不及找尋下個落腳處，在那一拆一抱之間，門鈴響起。杜依蘭去開門，門口站著來辦退費的學員。
「哈囉，你的是金色手套，對嗎？」杜依蘭撐起笑容，她記得每位學員的手套顏色，一一奉還整理好的拳套與護具，並說明退費事宜。一名身型魁梧的男生把她拉到門邊，低聲問：「抓到了嗎？」「不是發生好幾次了嗎？」「到底是誰？怎麼這麼無聊？」
「台灣人都說潑漆的人『很無聊』。」湯偉雄說，他2021年逃抵台灣，接觸到的台灣人普遍友好，但罕有人對中共「跨國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亦被稱為跨國恐襲）有概念。「他們不在意啊。我們剛逃來台灣的時候，常和台灣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告訴大家我們為什麼逃離香港。大家聽了，會說『I feel so sorry（我很遺憾）』，下一句就是：『啊，我知道某某滷肉飯、牛肉麵很好吃！』」
「台灣人好像很喜歡吃東西？怎麼轉換話題，都在聊美食？」他有點不解。身為台灣人，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一旁的杜依蘭接話了：「有些議題，人們想避開，對嗎？很多人不聊政治，是怕氣氛不好。」「有台灣朋友說，他們不主動聊政治，我理解。如果只談吃的，大家都開心，沒人會尷尬。」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20年發表的研究，2019年夏天，高達50至70％的反送中運動示威者曾參與2014年雨傘運動（編按：又稱「佔中運動」，起因為香港市民爭取特首「真普選」，為期共79天）。這也顯示，反送中大潮並非無源之水，2場運動相隔5年，卻具高度世代經驗延續性。
對於湯偉雄夫婦而言，命運伏筆埋在2014年。那場傘運，是他們的相戀起點。只是當時2人並未預見，這場社運種下的因果，會在多年後遭港府連本帶利地清算，迫使他們流亡。
2013年，湯偉雄如常在香港某座拳擊工作室練習拳擊，對常來練習武術、同樣愛狗的杜依蘭頗有好感。「第一眼看到她，覺得這女生太帥了！她會武術、泰拳、巴西柔術，還會做體操的handstand（倒立）、front lever（前水平），動作很帥，體能又好，我很想認識她。」
湯偉雄趁練習空檔前去搭話，先讚美杜依蘭臂上刺青漂亮。「她冷冷說『謝啦』，轉頭就走。」湯偉雄大笑，和我們分享當年如何屢敗屢戰，有一回，杜依蘭練習時韌帶斷裂，無法行走，湯偉雄趁著「她無法再跑掉」的養傷期，持續攻勢，她終於答應看場電影。
「2014年9月29日是我們第一次約會，可是前一天，雨傘運動爆發了。」9月28日，港警打出第一發催淚彈，湯偉雄就在現場，「我看見催淚彈一直打下來…我本來其實是港豬（香港政治術語，諷刺只求溫飽的港人），可是那一天，我覺得，身為香港人，底線被踩到了。」「政府竟然用暴力手段對待市民。我什麼都不想，就衝出去。」
「所以，我們改了隔天約會的地方。」那場電影最終沒看成，杜依蘭在湯偉雄的攙扶下，一拐一瘸地，走進旺角街頭如水湧動的人群。
彼時各路人馬推搡叫囂，其中不乏親政府與黑道人士，湯偉雄覺得危險，要杜依蘭別再上街，安心養傷，卻老是惦記她，「我發現，她很有正義感、很勇敢。傷成那樣，還願意去聲援傘運。我覺得她好特別。」「然後，我們就在一起啦。」
「我老婆在一個幸福小康家庭長大，10幾歲就被家人送去加拿大讀書。」湯偉雄眼中的妻子，曾與街頭煙硝毫無關聯，是中產家庭精心栽培有成、在金融區上班的專業人士，「在認識我、參加社運之前，她都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女生。」
杜依蘭在加拿大攻讀土木工程學位後，於2010年代返港，從事土木工程業。這貌似令人稱羨的體面差事，卻讓她長年夾在資方與基層之間：上游拖欠工程款，用下一單的頭期款去補上一單的尾款，而最底層、被拖欠工資的工人，只能日復一日地向她討要血汗錢。
她在工作中長期窒悶無力，將重心投入體能與拳擊訓練。前輩看出她的天分，邀她擔任教練，她開始修讀證照、兼職授課，最後辭職成為全職教練，2014年還曾勇奪巴西柔術香港公開賽冠軍。
「即使轉行當教練，她的客戶依然是專業人士。」湯偉雄說，杜依蘭彼時服務的健身房位於中環IFC（國際金融中心），坐擁無敵海景，透過大型落地窗，低頭即能俯瞰維多利亞港。
2013年起，杜依蘭下班後，來到湯偉雄與人合租的場地，進行自我鍛鍊。這不是什麼烈女怕纏郎、千金遇上窮小子的老套愛情故事，原本，他們只想在水泥叢林裡找場地、做運動，卻不料命運弄人，將2人雙雙拋向另場改變香港命運的巨大「運動」裡。
「我出生才2個月，爸爸就跑走了。」湯偉雄與杜依蘭背景迥異，出身藍領家庭，父不詳，母親再嫁至少2任丈夫。打從有記憶開始，他就常跟著母親與繼父批發貨物、上街謀生。他賣過衣服、玩具、青菜，也常跟著大人去「走鬼」（無牌小販跑給警察追），「每次警察來，我要立刻包好貨，馬上跑掉。」
這麼說來，逃跑，好像是湯偉雄的家族宿命。「我媽媽的爸爸，就是我公公（編按：指外公），是國民黨當年從廣東逃到香港的那批人。」
「我和他不熟，只知小時候，雙十節他都會掛青天白日旗。我不懂，為什麼他一看到共產黨新聞，就罵很凶？」湯偉雄只記得，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家中就不曾再懸掛那面國旗。
「我媽媽是港豬，其實，傘運之前的我，也是只想賺錢的港豬啦。」湯偉雄說：「香港變成這樣，我覺得，我也有一份責任。」「年輕時，我很想往上爬。每天都在想：怎樣賺到最多的錢？」他16歲高中畢業就投入就業市場，從騎著摩托車到處接案的冷氣工做起，23歲就開了電力工程公司，目標一直是賺錢、存錢、買樓、退休，渴望脫離自幼居住的髒亂公屋，買戶房子，把媽媽接來住。
2010年前後，湯偉雄的公司接連投標失敗，原先公司規模已擴張至50人，不停裁員，最後剩4人。巨大財務壓力之下，他賣掉公司，以電力工程師身分在市場謀生。年屆而立，四顧茫然，他從老闆變成打工仔，暫時寄情拳擊，在運動中找到出口。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湯偉雄白天上班，晚上常去傘運現場聲援，若現場平靜，他會深夜回家洗漱，隔天再來；若見人發生衝突，他就在現場留守通宵，隔天直接去上班。
2018年，湯偉雄、杜依蘭共同創業，在上環開設健身工作室。隔年反送中爆發，2019年7月28日，香港民眾自發上街遊行，抗議警方在先前衝突中過度使用武力，追究7月21日元朗黑道襲擊事件；港警大規模清場，拘捕49人，其中44人被控暴動罪。
湯偉雄、杜依蘭當時亦在被捕行列，與他們一起被指控共同「參與暴動」者，是一名年僅16歲的少女。
其實，以湯偉雄與杜依蘭的體能和反應速度，並非來不及逃跑。之所以被捕，是因2人在港警清場時一起回頭，希望護著少女逃出重圍。
「速龍（防暴警察）那時已經把我們逼到死巷。」湯偉雄回憶，眾人奔逃之際，杜依蘭見女孩落單，示意湯偉雄扛起女孩快跑。他們身上還扛著人，第一批防暴警察已殺進巷子，高高舉起警棍，杜依蘭轉身抱住少女，湯偉雄撲上去，用肉身擋在杜依蘭與警棍之間。
警棍沒有落下來。電光石火之間，第二批防暴警察衝進來，其中一人伸手按住前批同僚正要揮下的警棍。3人沒有挨打，卻當場被捕。
湯偉雄明白，杜依蘭沒有社運經驗、不曾被捕，當下非常恐懼，但她武裝自己，緊緊護住那素昧平生的少女，並在警察試圖帶走少女、單獨問話時，要警方留下警號，大聲追問：「你要帶她去哪裡？」
後來，湯偉雄、杜依蘭與少女皆獲保釋，3人皆被控暴動罪，刑期最高10年。湯偉雄致電媽媽報平安，媽媽卻劈頭就罵：「你又搞什麼鬼？」「你不搞這些，社會就不會亂了。」「警察打死你們，也是應該！」
「我和我媽，就是典型的黃、藍絲那種吵架（編按：「黃絲」指民主派支持者；「藍絲」則指建制派及港警支持者）。」他用盡全力向母親解釋，元朗發生721事件，黑道毆打香港市民，這是不對的；香港人民因此上街，參加728遊行。
可是，媽媽完全不聽。「然後我就非常非常生氣，直接把手機摔到地上。」湯偉雄平淡地像在說著別人家的故事，那台iPhone當場摔壞了，他至今不再與媽媽聯繫。
就連你們後來在香港辦婚禮，媽媽也沒出現？他點點頭，「她知道我要結婚啊。我本來請她幫我在結婚證書簽名。但吵架之後，和媽媽沒聯絡，就請朋友幫我簽名。」
湯偉雄知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不曾想過參與革命的代價，包含他的婚禮，就連他在世間的至親，也缺席了。
2019年8月，他倆依照原計畫登記結婚。新郎頭頂防暴頭盔，罩著貼有反光條的急救員背心；新娘一席及膝白紗短裙，露出健壯小腿，腳踩馬丁靴—那是杜依蘭早就備好的洋裝，只是恰恰呼應時局：身處亂世，若有萬一，她連裙擺都不用拎，只需邁開步伐，隨時都能跑進滾滾塵煙裡去救人。
湯偉雄的母親終究沒來。隔著那道無法對話的深淵，骨肉至親硬生生被拆成兩個世界的人。倒是杜依蘭向來支持社運的母親依約抵達，門外還聚了許多素昧平生的街坊市民，冒著風險，又笑又哭，親自為這對身負暴動重罪的新人送來綿長祝福。
「這場婚禮，我媽我妹都缺席，卻來了200多個不認識的市民，送我們禮物，跟我們說恭喜恭喜…還有幾家媒體現場直播婚禮。」這對新人拉開陌生人送來的粉色緞面橫幅「赴湯杜火」，還有禮物上印著香港人喊慣的口號：「齊上齊落」。這原是抗爭者的盟誓，意指共同進退，放在新婚語境裡，倒有幾分死生契闊的味道。
整座城市都在淪陷。
完成登記後，這對新婚夫婦沒時間呼天搶地，深知刑期隨時會像閘刀落下，先去找了刺青師。縱使城池傾覆、肉身受縛，他們認為，只要皮膚不爛，至少能留下記憶與歷史。
「這是結婚戒指，我和老婆牽手，2個戒指會連在一起。」湯偉雄伸出手臂，秀出手指延伸到前臂的刺青。他們當時考量，若入獄了，金屬戒指肯定被搜走，索性把戒指紋在指間，誰也拔不走。
從戒指延伸至手腕上臂，是卡通拳套與骷顱，「拳套象徵我們是打拳認識的；骷髏代表，就算死、我們也要死在一起。」也許是不想把氣氛搞得太悲壯，他找人設計卡通樣式，「中式骷髏比較恐怖，我們設計墨西哥式的，比較可愛嘛。」
從手臂再往軀幹延伸，湯偉雄背部繡滿香港符號。黑夜降臨，獅子山下是中銀大廈與匯豐銀行，繁華與廢墟並存，黃雨衣背影佇立，象徵2019年6月反送中運動初期，梁凌杰身穿黃色雨衣，在金鐘太古廣場高掛抗議布條，墜樓身亡。那一日，湯偉雄與友人守在現場，喊著要他別跳，仍見梁凌杰掉下來，砰一聲，人就沒了。烈士的黃雨衣背上長出羽翼，象徵自由。大幅紋身底部，鐫刻一行字：「Never forget，Never forgive」（永不忘記，永不原諒）。
2人刺青皆源於恐懼：「很多人坐牢出來，真的就忘記社運，忘記從前一切，或者，從此改變自己。我害怕坐牢會改變我。所以被定罪之前，要把它們刺在身上。」湯偉雄又說，妻子臂上紋滿愛犬，「她最怕的是，如果判個10年，大概一輩子見不到家裡的狗。把牠們紋在身上，就算坐牢，也可以每天看到狗狗。」
10個月後，2020年7月，湯偉雄、杜依蘭與少女初審獲判無罪，當法官裁定3人暴動罪名不成立，他們先是錯愕，然後抱頭痛哭。香港律政司對這項無罪判決不服，提出上訴，案件一路打到香港終審法院。
2021年11月，他們在終審獲得勝訴。香港終審法院裁定，所謂的「共同犯罪原則」並不適用於未在現場親自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的主犯；這意味著，沒有實際參與暴動者，不能單憑「身處現場」或「提供協助」而被視為主犯，確立了此案在香港法界的指標意義。勝訴消息傳來，不少香港市民激動落淚。彼時湯偉雄與母親已失聯2年，「我們受審都是公開新聞。就算我媽只看藍媒（親建制派媒體），也看得到。」他淡淡說：「可是，她從沒聯絡我。」
2021年稍早，他們的「赴湯杜火」工作室宣布停業。原因起於港府要商家「監督」客戶使用因應疫情推出的「安心出行」App，若違反，最重可處勒令停業。但港人普遍認為該App有資安風險，湯偉雄夫婦拒絕配合，工作室因而被迫收攤。
其實，2020年，《國安法》正式在香港上路後，湯偉雄就逐漸發現：被盯上了。
「那時我養成一個習慣，走著走著，無預警地立刻回頭，確定身後有沒有人。我會做一些很奇怪的行為，比如突然停下腳步、轉進店鋪，又立刻走出來。做完整套動作，大概就知道有沒有人在跟你啦。」
那當你回頭看，對方是什麼反應？「有些人會裝作很自然、繼續往前走。」他笑笑，「有些人直接走掉。但如果你突然閃進一家店，又馬上走出來，他們就會顯得極度不自然。」
他回憶，彼時港人社運能量愈來愈低，能辦的活動就那幾場，來去就那幾張臉，參與者很容易記住現場有誰。「如果這人在活動現場出現過，半小時後你到了地鐵月台，他又出現，你心裡就有數了。」「但通常，他們不會跟太久。有一次，我甚至故意讓他們跟。」
故意讓人跟？為什麼？「我想看看他們會跟到哪裡，打算在地鐵站裡慢慢跟他們玩一下。結果對方一看到我進閘門，轉身就走。」他觀察，跟蹤者無明確特徵，甚至見過年過半百、貌似無害的「師奶姐姐」。
當湯偉雄自「反送中運動第一批被控暴動罪的首位被告」官司全身而退，運動早已沉寂。早在2019年，許多人就勸他們「該走了」；之所以留下，是因他們心中對於香港法律還有一絲未了執念。
2021年初，香港《國安法》上路多時，港警大規模抓人，他們沒被抓，卻見民主派好友身陷囹圍。不同消息來源陸續傳來：湯偉雄可能是「下一個」。
2021年7月28日，2人因安全因素，緊急帶著3隻狗離開香港。隔年1月，他們才在社群公開發文，宣布抵達台灣，希望尋求政治庇護。
那是狗狗們第一次坐飛機，為安撫牠們，杜依蘭倉促買來據說能安定寵物心神的精油，塞進狗籠。飛機離地，湯偉雄夫婦自知此生與故土緣盡，在機艙內放聲痛哭；同時貨艙深處傳來家犬驚恐淒厲的嚎叫。鄰座乘客詢問空服員：「為什麼在高空聽見狗叫？我幻聽嗎？」當他們抵達台北，才發現狗狗們太焦慮，籠裡設施都被抓壞了。
2023年，湯偉雄夫婦在台北開設健身房，但重起爐灶並不容易，湯偉雄曾絕望到想放棄一切，包括生命。杜依蘭則至今刻意不看香港新聞，才能維持生活如常進行。
「她成長過程一直被保護得很好，2019年之前，她沒看過、也不知香港社會有這些不好的事。」湯偉雄觀察，「那些事對她來說，到現在，還是非常大的打擊。」
「我們很努力地在處理，不過，到現在都還沒完全處理好。」剛到台灣時，湯偉雄因簽證問題無法工作，過去以忙碌壓下的創傷記憶不斷湧現。某日凌晨，他神思恍惚跨出窗外，雙腿懸掛花台外側，想起離港時來不及向朋友告別，想打最後一通電話給朋友，道句再見。友人察覺他狀態有異，隔海一陣痛罵，聲聲如驚雷，把它罵到縮回雙腿，從鬼門關前吼回屋裡。
「該死的又不是我。」那一刻，他好像被罵醒了。他尋求醫師與諮商師協助、開始運動；修了4門英國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短期人權法律線上課程、獲結業證書；在台灣登山，且專找難度高的山岳攀爬。他持續在台參加、主辦聲援香港行動，而杜依蘭雖不常公開發聲，卻一直默默支持他。
「赴湯（湯偉雄）自帶『武力值』，他一直用自己的身份去做倡議、為香港發聲，例如舉辦香港人權作品展。這很不容易。」「就我所知，光是他的臉書或社群，就已經被封過好幾次。」華人民主書院協會專案經理、2019年反送中運動時逃到台灣的香港勇武派青年蔡智豪說，與湯偉雄是在台灣結識，早在蔡智豪決定露出真實姓名、公開控訴港府與中共跨國鎮壓之前，湯偉雄就已默默做了許久，也承擔許多人身安全的風險。
在台灣，湯偉雄仍偶爾發現被跟蹤。今年初，他公開揭露台灣徵信社受託偷拍港人活動與面孔。跨國鎮壓陰影往往讓人分不清敵我意圖、陷入疑神疑鬼的混亂與不安；有次，他與友人在自由廣場前舉辦聲援港人集會，發現一名路人神色有異、疑似跟蹤，於是通報轄區員警，員警立刻回報。沒想到幾分鐘後，對方竟走過來表明身分，原來是虛驚一場－－那是台灣政府派來保護港人的安全人員。
2025年11月20日，湯偉雄在網路籲港人杯葛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遭廉政公署指控「煽惑他人不投票」、發布通緝；與此同時，有2名港人因轉發他的貼文，在香港被捕、遭起訴。
時隔數日，11月24日，湯偉雄位於士林、開設於民宅2樓的泰拳工作室遭人潑灑紅漆，牆上還被漆上大大的紅色「欠」字。當他翻找監視器畫面，才發現監視器電線早已遭人剪斷。警方調閱影像顯示，2名港人涉有重嫌，一男一女作案前曾假借名義到教室勘查，犯案後立刻從桃園機場離境、返回香港。
2個多月後，今年2月4日凌晨，湯偉雄工作室的1樓鐵門又遭潑漆。這次嫌犯隻身一人，從入境台灣到潛逃出境，只花不到9小時。
這種恐嚇劇碼，近10年在台灣街頭反覆上演。2017年，香港眾志祕書長黃之鋒訪台，遭人潑漆與推擠包圍；2019年，香港歌手何韻詩於台北聲援反送中，突遭統促黨成員潑紅漆；2020年4月，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在台北吃早餐，紅漆迎面潑下；同年10月，聲援在台港人的保護傘餐廳遭人潑灑糞水。
這隻看不見的手，早已不只伸向台灣，更橫行全球。長年遭中共跨國鎮壓的反共KOL李穎（「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去年曾對本刊表示，在義大利留學時，住處被黑手黨以紅漆噴上「強姦」等字，最終在房東與鄰居的恐懼壓力下被迫搬家。
警方調查，台籍港人梁健龍於今年2月3日深夜11時入境台灣，前往新北三重購買紅漆後，動身前往湯偉雄位於台北士林的工作室，在建物1樓及馬路潑灑紅漆，並散布大量印有湯偉雄照片的恐嚇紙張，犯案後搭車前往西門町徘徊，企圖製造斷點、混淆偵辦，隨後轉搭另輛計程車，直奔桃園機場。
2月4日清晨，士林分局員警執行巡邏勤務時，發現湯偉雄工作室遭潑漆。警方隨即成立專案小組，僅花2小時就釐清並鎖定犯嫌，只是當警方確認其身分，梁健龍已搭機潛逃出境。
「她（杜依蘭）其實是滿鎮定的。我們要在台灣開工作室時，就預料會有人來破壞、騷擾。但當你要面對的時候，還真的滿難受的。」湯偉雄說，第2度遭人潑漆隔日，杜依蘭一早忙著清除大門與騎樓的油漆，「旁人經過，會講一些…真的很難聽的話。」
他舉例：「警方、市政府後來有請環保局的人來幫忙，他們一下車，就很大聲地說：『一定是欠錢嘛，不然為什麼會被人潑漆？』」「這些話聽多了，真的很難受。」「後來，依蘭就進入了一個非常混亂的狀態：她沒有做錯事啊！為什麼要接受這麼多的騷擾？」
「他們來台灣，一切從零開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副執行長蕭逸民長期聲援香港，也是湯偉雄在台初期的聯繫人。他回憶，當時湯偉雄護照即將過期，卻無法回港換護照；若欲透過專案取得身分，至少需花5年。
蕭逸民觀察，這漫長的等待期，湯偉雄無法出國、必須時時面對行政審查，最煎熬的，莫過心理與經濟的雙重夾擊。彼時台灣政府的港人庇護政策尚不穩定，湯偉雄夫婦經濟營生困難，「這才是活下去的關鍵。」蕭逸民欣慰地說：「很高興，他們撐過來了。」
「第1次被潑漆，是在樓上工作室，當時房東心理壓力已經很大…第2次潑漆，發生在1樓大門，鄰居帶著里長、發動連署，要他們馬上搬走。」蕭逸民說，湯偉雄工作室2度遭恐嚇，引爆鄰里恐慌，「我那時提議，我出面陪他們去找里長、樓上、樓下，和整棟樓說明這個處境，看是不是能爭取一些理解。」
「他們說，不用了。不想求人。」
在陸委會與台灣民間社會協助下，湯偉雄夫婦雖已順利搬遷、重新安頓，但若對照近期印太戰略智庫執行長矢板明夫遭遇跨國鎮壓時的輿論反應，蕭逸民直言，港人來台初期其實並未獲得足夠支持。
「一開始，他們是被社會當難民看待，而不是良心犯或跨國鎮壓受害者。」他坦言，這種溫差極為現實，「矢板明夫擁有台灣國籍，台灣人對他支持度很高；但對於還未取得國籍的香港抗爭者，社會接納度依舊不高，甚至有台灣人說：『香港抗爭者來台灣，被中共跨國鎮壓，還是給台灣添麻煩。』」
今年6月，我們來到湯偉雄的工作室新址，距離那個被潑漆的舊址不遠，多走百來步，拐進巷弄，便能抵達。
他們選在士林這片市井鬧區另起爐灶，用意是想留住客戶；但那姿態是強悍的，既然退無可退，索性就地紮根。湯偉雄說，原房東理解他的處境，但被其他鄰居騷擾威脅，「我離開，不是因為害怕。如果遇到親中的房東，我一定想辦法留下來！」
新工作室的選址，或許還帶著點大隱於市的直覺：士林夜市嘈雜擁擠、龍蛇混雜，一不留神，彷彿置身上環那股蒸騰熱氣裡。只是此地的警察，與海峽彼岸的港警早是2種物種；湯偉雄轉述，士林分局長許城銘曾對他說：「留下來，我們一定保你們安全！」
7月底，我們再次來到工作室進行訪談，門口2盆祝賀開幕的綠植，是陸委會主委邱垂正、港澳處長盧長水送來的。這天是他們的寵物日與家庭日，2貓3狗全員到齊。訪談到一半，無人的後門忽然傳來啪地聲響，我們反射性地警醒轉頭。
「沒事啦，是貓。」杜依蘭笑說，貓是家裡老大，常和狗狗們串通偷食物。這天，貓咪趁著湯偉雄夫婦忙著受訪，悄悄爬上高處，拍落零食盒，示意狗狗們合力咬開包裝。
訪談持續進行，湯偉雄眼神卻飄向大門，「警察。」
順著他的視線看出去，門外停了2輛警用重機。杜依蘭踱回辦公區，盯著4台監視畫面。只見警方攔下一名男子。
我們探頭出去，原來警方在查緝電子菸。一名攤販說，警察最近常來，這一帶治安變好了。我問她，知道警方為什麼常來嗎？攤販答：不知。另一名攤販說：「我知道，他們有上新聞，好像被潑漆嘛。」知道潑漆事件緣由嗎？「不知道。」聽過跨國鎮壓嗎？「沒有。我不想知道、也不用知道。和我沒關係。」
半小時內，又來了另2輛警用重機，警方閒聊時透露，這是近期新增的巡邏點，共有至少4個單位輪流巡守。高峰時期，每隔15分鐘就來簽到一次。
「香港人選擇來到台灣，就理應享受民主自由。」許城銘表示，轄區至少布下5層分層督導網，也提高巡邏密度；士林分局近日也正式聘請湯偉雄擔任外聘戰術總教官，指導第一線同仁防禦與攻擊戰術。
許城銘說，面對跨國鎮壓，警方已從過去經驗中進化，如今更重視跨部會協作，「我們現在重兵部署，如果敢再來（跨國鎮壓），一定抓起來！」
抓起來，然後呢？
「我問過律師，如果在湯偉雄家噴漆那幾個人被當場抓到，最重判多久？」曾被中國關押5年的人權工作者李明哲說，律師給的答案相當現實，「你不可能指望這些人承認自己奉中共黨政軍命令來台辦事。他們一定會說是私怨，法院最後只能按一般毀損罪處理。即便他們態度惡劣、毫無悔意，只要法律無法證明犯意與中共勢力勾連，最後很可能易科罰金就了事。」
「就算我們政府公開宣示『矢板明夫被打』是中共跨國威脅，但送到法院以後，很可能就判一般傷害罪。」李明哲舉例，中國媒體和台灣網紅合作，近年遭台灣檢察官以《反滲透法》起訴，最後卻都不成立。「法院往往認為，檢察官首先需證明『此人和中國黨政軍有聯繫』或『得到中國黨政軍授意』。我們的法院認為，台灣網紅的作法是『單純民間商業合作』。」
李明哲憂心，暴力襲擊的本質，是中共對台灣社會與法治體系的「壓力測試」—意圖藉由此類行動，觀察台灣政府、法律系統及民間社會將如何應對新型態的威脅。
「對中共來說，這成本很小，找一個香港人來打台灣人一拳、潑個紅漆，可能罰個錢或關幾天，就可以離開台灣了。站在中共立場，用這麼小的成本，就能測試台灣政府、民間、法律的漏洞，為什麼不做？」他呼籲，應將此類事件公共化，社會必須正視跨國鎮壓犯罪型態並展開討論，推動制度修補。
民間司改會常務執行委員、湯偉雄的委任律師林建宏指出，針對潑漆案，除提告《刑法》第305條針對個人的「恐嚇危害安全罪」，因嫌犯是在樓梯間等公共空間潑漆，行為同時造成大眾心理驚恐、形成社會不安，因此一併提告《刑法》第151條的「恐嚇公眾罪」，同時主張此類犯行，應適用《反滲透法》第6條，若查證嫌犯係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或資助，相關刑責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一。
「我們提告的方向，是從國安的層次去提告，但是，最後是否會朝這方向偵辦？就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了。」林建宏坦言，除非檢警能取得嫌犯係受境外敵對勢力滲透來源明確指示、委託或資助的具體證據，否則要在訴訟上主張構成《反滲透法》成立要件，難度極高，「目前相關法規對於這類行為的處罰相對較輕，且有期徒刑最終落入易科罰金替代，也不無可能，對於幕後主使或執行者而言，犯罪成本顯得微不足道，刑罰的嚇阻效果恐怕相當有限，而對國家安全的保障，也未盡周全。」
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陳玉潔觀察，湯偉雄遭潑漆後數月，政府成立跨國鎮壓跨機關協處平台，從矢板明夫遇襲後立即抓到嫌犯的結果來看，政府介入非常有效，「過去，第一線員警不熟悉跨國鎮壓，常誤判為私人糾紛。現在有上位機關承擔政治責任並明確定調、下達指令，讓警方能即時和時間賽跑、成功在機場攔截潛逃嫌犯，大幅縮短反應時間。」
「當年何韻詩被潑漆、林榮基被潑漆，可能都是跨國鎮壓，只是當時政府還沒定調這個威脅行為的名稱。」陳玉潔指出，全球民主國家都有相似困境，「我必須很誠實說，現有法律是不夠用的，必須修法或訂定專法來因應跨國鎮壓問題。」
她觀察，針對疑似跨國鎮壓案件，警方目前多以《刑法》普通傷害罪或公然侮辱罪偵辦，刑度偏輕；雖可嘗試引用《反滲透法》第6條「加重其刑2分之一」，但該條文僅針對聚眾犯罪或恐嚇公眾等妨害秩序罪名，並未涵蓋針對個人的傷害行為。由於跨國鎮壓除侵犯個人法益外，也侵害了國家主權與公共法益，若僅以一般傷害罪處理，並不合理。
她同時指出：「《反滲透法》制定時，政府還沒設想到跨國鎮壓這種情況，所以，沒有把個人傷害罪也納入『加重其刑』的適用範圍。」
在受害人保護層面，陳玉潔強調，政府除了加強實體維安、保護受害人與家屬外，亦應提供法律協助與創傷心理輔導。她呼籲政府不應僅從國安角度看待跨國鎮壓，更應站在人權維護立場，履行保護管轄權內「所有人不受第三國威脅與侵害」的義務。
在港人入境機制上，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律師桑普主張應考慮適度收緊。他進一步舉例，若申請者涉及組織犯罪或參與黑幫等重大犯罪前科或身分背景，台灣政府就不該再給予「網簽」（港澳居民網路申請臨時停留許可）這種便捷的短期入境管道；官方應將其排除於快速審核之外，回歸一般正常申請程序，並且嚴格把關。
黃昏時分，湯偉雄在腰間繫上遛狗專用腰帶，夫妻2人牽著3隻大狗外出，騰出的另一隻手，牽著彼此。途經士林夜市小吃攤，他們順手買了一包烤魷魚絲，邊走邊吃。「這個以前香港過年的時候，電影院前面的攤販都會賣，很好吃喔！」杜依蘭遞過來，示意我們嘗嘗，「這味道，和我小時候在香港吃到的完全一樣！」
人潮熙攘，我們留意四周。他倆神色清明，鬆弛自在。不怕被跟蹤嗎？杜依蘭說，不怕，有時湯偉雄太忙，她甚至隻身一人出門遛狗，曾有戴墨鏡、持長柄傘者走近，狗兒們比她更早發現，吠叫起來，「牠們會先保護我。」
香港《國安法》落地後，許多香港人帶著資金與行囊，在台灣、英國、加拿大等不同國度輾轉、比較政策與生活成本。然而，寄人籬下的生活總有變數，異國移民政策說變就變，比如英國近年大幅提高了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移居門檻。杜依蘭注意到一份民調，當被問及政策收緊會如何抉擇，竟有高達半數的在英港人回答：「可能選擇離開，去其他地方。」
「他們都還有選擇…」杜依蘭感歎：「但有選擇，真的不一定比較好。」在外人眼裡，他們初到台灣時的處境，近乎是條絕路。湯偉雄的香港護照瀕臨過期，這意味著他無法再申請其他國家的簽證，他們2人也都沒有BNO護照—1997年，杜依蘭人在加拿大，並未申請；湯偉雄彼時陪同學熬夜排隊，大家都在登記BNO，想跟著遞申請，卻被媽媽阻止，「媽媽不准我申請，她說英國人都在騙人！」
我問杜依蘭：「其實，妳本來還有其他選項？」她點點頭。她有加拿大籍，如果他們願意，湯偉雄可透過配偶依親，與她前往加拿大定居。但2人目標很明確：抗爭為先，生活其次，身分則是最後考量。
「我們不會忘記，我們離開香港，是為什麼離開。」湯偉雄說，杜依蘭少時在加拿大，見過大量中國同鄉會與疑似中共外圍組織，他們運作活躍，甚至會攻擊反共的華人、港人。她並不嚮往那種生活。
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想逃得太遠。湯偉雄說，他們共同選擇了台灣，此刻與腳下這片土地有著共同的對手，「我們想在台灣繼續為香港倡議，看能幫上什麼忙。」
拳館的學員們呢？湯偉雄說，一半退費了，另一半跟著他們到了新址，「學生不怕跨國攻擊，而是覺得麻煩。台灣人都覺得潑漆的人無聊，但影響練習，那不如換個教室。」新學生尚未補上先前流失的學生員額，但杜依蘭說，沒關係，「人有時候，就是要被逼到絕境，才會有爆發的動力。」
「沒什麼選擇，好像也不是壞事。」她輕聲說。
狗在路邊蹲下來。湯偉雄鬆開牽著杜依蘭的手，彎腰撿起一塊狗糞，裝入塑膠袋。他又稍微放鬆狗繩，若有所思地點頭，「沒有選擇，就是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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