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罹患思覺失調症，家屬該怎麼辦？身為家庭照顧者，他們一開始只覺得家人怪怪的，直到確診思覺失調症後，家庭宛如經歷一場毀滅性風暴，每個人都在重新學習如何與疾病相處，如何重建生活。
全台近20萬人因慢性精神病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重大傷病卡，2024年新版《精神衛生法》上路，強化社區支持與照顧體系；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2.0核定本（2026-2030年）預計將逐年提升經費與投入社工人力，用於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辦理社區精神病人照顧優化服務、並培力地方政府開辦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等，希望病人出院後可以回歸社區，復健身心。
伊甸基金會活泉社區家庭支持中心2015年成立「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去年將十多年來累積的經驗出版成冊《照顧者的安心指南：一起好好生活》，家人不願服藥怎麼辦？出院後怎麼照顧？我們採訪3位家庭照顧者，有人和生病的姊姊共同尋回兒時記憶；有人學習感同身受弟弟的幻聽與幻覺；有人發現醫院、社區都有愈來愈多資源—他們在漫長復原路程中看到希望。
我們與36歲的小俊（化名）約在下班晚餐時間後，他目前一邊上班、一邊就讀博士班，只有晚上才能稍稍喘息。他的母親、姊姊陸續罹患思覺失調症，他說自己2016年才第一次認識思覺失調症等專有名詞，就直接上戰場，變成姊姊的照顧者，走上陪伴之路。
在小俊記憶裡，姊姊是一個有主見、善於主動承擔的人，「我們都是工科，晚上都是聊機械方面的功課、聊地理、聊連續劇，我反而是那個沒有主見的人，黏著姊姊，去哪裡都跟著她，很依賴她。她從小就很獨立，但現在剛好顛倒，她變成一個小孩子。」
小俊的兒時記憶中，母親會一直洗手、囤積雜物，接著懷疑先生外遇。家裡總是堆滿垃圾雜物，父母永遠在吵架，牆上的血跡於他而言是再日常不過的景象。
為何牆上會有血？小俊解釋，打架時，母親會把父親壓在牆上，用牙齒咬，父親的血在牆上反覆印壓，鮮紅的疊上暗紅的，成為一片斑駁。小俊和姊姊早已對一切感到麻木。他曾帶同學回家玩，「但同學來了一次就不再來了，我感覺自己跟其他同學不一樣，和周圍環境格格不入。」
2011年，父親在一次和母親的激烈爭吵、肢體衝突中意外過世。那年小俊21歲、姊姊25歲，司法判定為過失致死，母親最後未被起訴。彷彿基因裡被安裝了定時炸彈，姊姊在父親過世不久後發病，開始聽到牆壁發出「叩叩叩」的聲音、聽到有人對她說話、感覺身體裡湧出氣流，她會跳舞、膜拜，症狀持續近半年，小俊和媽媽覺得她只是卡到陰。最後，姊姊突然掐媽媽的脖子，將媽媽按在牆上。小俊只好報警，「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強制送醫，警察到場後聯繫救護車，打了一針鎮靜劑就沒事了。我們當時對精神疾病完全沒概念，覺得她只是在家沒事做（才會這樣）。」
姊姊看似恢復平常的狀態，考上研究所，小俊也考上碩士班。但他們沒有收入，失去租屋處，成了無家者，流連在各大校園和街道，常需要跟警衛躲貓貓。他們申請助學貸款，換取書籍費和生活費，小俊說：「以前常一天花十元買科學麵吃，配很多便利商店關東煮的湯。」
母親的精神症狀包括偏執、想牢牢掌控小俊和姊姊。例如，學校試圖提供宿舍或工讀機會，母親卻認為背後有陰謀，不讓他們去住宿和工讀。「我很乖，不想反抗，後來才會跟她吵，那時開始有求生意志和自尊。有次睡空教室時，聽到同系所學生閒言閒語，說我『有工讀不去做』。我開始介意，為什麼別人過得好好的，我要這樣過？被剝奪感開始產生，慢慢有自我覺察和自救的想法。」
2015年，小俊鼓起勇氣逃離母親，搬到台北。母親卻妄想小俊被人控制，一路追蹤，「她在我住的社區駐點，一看到我出門就衝過來，我拍照、聲請保護令。」聲請保護令過程中，小俊接觸到家防中心、家防官、警察，資源開始陸續介入，「剛好那天她的行為符合『自傷傷人』，就被強制送醫、住院，被判定為嚴重精神病人。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她有精神疾病，原來這叫思覺失調症，知識才打開。以前沒有語言去描述，只覺得她不正常。但真的逃出來後，我要面對另一個難題，我要承認媽媽有疾病，一開始非常困難。」
父親過世、母姊相繼發病後，最年幼的小俊成了要做決定並扛起一切的人。
媽媽送醫後，姊姊也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精神科醫師說媽媽的症狀很典型，但有自理能力；姊姊比較不典型，卻沒有自理能力。社工來訪視時，請我進去跟姊姊聊聊，勸她自願住院。」小俊回憶，他看到姊姊時，她剛好月經來，經血從雙腿間流淌到地板上，她也不以為意，整個人魂不守舍、走來走去。他說，那1、2年間，姊姊會跟著媽媽來住處騷擾，他親眼看著姊姊功能快速下降，從還能對答如流，到兩眼空洞、言語失序。最後，姊姊自願住院，之後轉往療養院，長達7年。
母親病識感不好，一直沒有穩定服藥，因保護令官司進入法院程序，最後被判監護處分3年（指強制入院接受治療）。媽媽變成國家社福單位以專案照顧，社工也說，悲劇不該由小俊承擔，「媽媽是典型關係妄想，我顧不到，但我是姊姊的主要照顧者。」
姊姊住療養院期間，每次小俊去探望，跟姊姊吃喝、笑鬧或吵架，但會面結束後總是在社工面前哭，不知道未來怎麼辦。2024年，小俊安排姊姊出院，進入康復之家。他坦言，10年前沒什麼社區資源，近年才慢慢多起來，「我接觸過康復之家、心衛中心、社福中心、養護中心、社區治療…都是從社工那裡得知，家屬一開始都是茫然無知的，像大海撈針不知道該怎麼辦，要讓家屬慢慢知道該怎麼做。」
康復之家是以復健為主的社區住宿型機構，住民自願入住，平時可外出工作、自由進出，並遵守生活公約，以培養獨立照顧自己的能力。小俊說，姊姊住療養院長達7年，很容易機構化，只會按表操課過生活，缺乏自理、做事的能力，跟外界愈隔愈遠。姊姊剛到康復之家時像個自閉兒，不愛跟其他住民聊天，但積極想工作，目前嘗試過幾種：「她做過病歷傳送員，但只做了一天。現在在品管公司當品管員，目前做了3個月。」他認為除了工作，姊姊需要多接觸人群、練習社會化，盡量幫她安排人際互動。
小俊坦言，「（入住康復之家每月約1萬元）住宿、伙食、生活費用對弱勢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姊姊有身心障礙證明，可向地方政府申請補助，但有補助的康復之家不多，不是地點太遠就是滿床，選擇很少。」他觀察康復之家住民的弱勢比例很高，「有些病人沒有家人，或長期不聯絡，政府需要增加有補助的家數，對弱勢更友善。」
康復之家像個小型社會，勢必會遇到人際關係、想法差異等問題，「我會協助她摸索、分析利弊，但不會幫她做決定，因為我媽媽總是為我做決定，我不想這樣對我姊。她慢慢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有些事情還是要讓她實際體驗，也是社會化過程。」小俊會花時間跟姊姊耐心溝通，訓練姊姊向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打電話、查找資源，使用心理諮商等服務。
但照顧精神病人壓力相當沉重，彷彿面對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小孩，愈來愈無力，「有時情緒很強烈，明明妳是姊姊，我是弟弟，為什麼妳什麼都不用管，我卻要處理所有事？為什麼我變成哥哥？」小俊也罹患焦慮症，服用安眠藥十多年，某次回診，精神科醫師說：「你就是她弟弟啊！不用管照顧者身分，以前怎樣對姊姊就怎樣。」
小俊的記憶中，姊姊吃飯時會多夾一些小俊喜歡的菜給他吃；父母吵架時，也是姊姊將他帶開，去公園閒逛、聊天。他用極其平淡的語氣說起「意外」發生的那一天：那晚，媽媽因故與父親爭吵，小俊記得的是：「那時，姊姊已經洗好澡從浴室出來，停電的屋子裡烏漆抹黑，還是可以看到黑暗中2個人影，我媽打我爸的頭，一個人持續打，另一個人已經沒反應。」小俊用很冷靜的語氣繼續說：「其實，那一幕我沒看到，因為我姊把我抱著，用手擋住我的視線。」最後說：「我姊有看到。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我姊後續會發病的原因。」
「發病後，她原本的樣子就不見了。我現在覺得，與其說我照顧她，不如說我重新認識一個親人，我已不是當年那個我，我姊也不是當年的那個她，要怎麼重新跟她建立家人關係？」
「精神科醫師說『你就是她弟弟』，這句話讓我覺得我不用被『照顧者』三個字牽制住，身為照顧者要顧慮很多事情，那個責任太重了。」有一次，小俊跟伴侶分手，痛不欲生又要搬家找房，沒心思照顧姊姊，姊姊反而堅強了起來，「我表露自己的脆弱時，她也看到我會脆弱、會哭，做姊姊的角色就出現了，幫忙我找房子、搬行李。」有了這次經驗後，「以前我對照顧的想像是單向的，現在我會覺得是雙向的，疾病上我是照顧者，但其他面向不一定要當照顧者，可以適時示弱。政府應該出點力推廣這個想法，家庭照顧者也要有這個想法，我很支持這個觀念。」「以照顧者來說，我積極跟姊姊重新建立家人關係，有時候要耐著性子，覺得她怎麼快40歲了還不懂？但這只是一個過程，她也不是自己想要的樣子。」
如今小俊的心態鬆弛了些，目前模式是姊姊平常住康復之家，週末偶爾與小俊同住，姊姊也逐漸邁向復原。「她有結交到1、2位朋友，也會跟病友出去逛街。有一次，她帶朋友去杜鵑花節賞花，我陪她們去，就像一般朋友，開始有一點同儕生活。」
那是小俊青春期時求之不得的溫暖片刻，「我練習當哥哥，甚至要練習當家長，但我要保持我自己，也要練習當弟弟。」
37歲的珍珍（化名）最近開始面試、找新工作，自嘲像是更生人。在這之前，她已經過了長達3年的照顧者生活。
她從小和爸媽、弟弟生活在東部，父親是水泥和電鍍工人，母親送報紙。珍珍高一時，有次為了搶廁所，弟弟竟拿水泥鏟朝她丟過來，甚至去廚房拿菜刀。那次跟弟弟大吵後，珍珍離家，沒多久母親也離家，老家只剩父親和弟弟。
2023年，父親出了一場嚴重車禍，傷到腦幹，只能臥床。珍珍扛起長女的責任，辭職在醫院、租屋處照顧父親，從洗澡、翻身、抽痰、跑急診全部獨自承擔，時間長達1年半。
父親過世前，珍珍留著爸爸最後一口氣，想讓爸爸回老家看弟弟最後一眼。但弟弟樣子不太對勁。珍珍回憶：「到家後，我叫弟弟過來床邊看，他只看了一眼就離開。5分鐘後，我爸就斷氣了。那時醫護人員還在，他們確認完死亡時間，葬儀社很快抵達，用金色絲綢把我爸蓋起來，這時我弟又走回來看，說：『爸爸為什麼要蓋這個？』我跟他說：『爸爸已經離開了。』」
珍珍推想，他可能以為爸爸復原了，要接回家照顧。「那年他34歲，他沒有心理準備，衝擊很大。辦喪事期間，很多人來家裡上香，電燈不能關，24小時播放佛經，期間弟弟每5分鐘就大吼大叫。」
「一開始，他跟我說：『等爸爸事情過去，看自己的心情會不會好一點，如果沒辦法的話就要去看醫生。』我問：『看什麼醫生？』他說：『精神科醫師。』」再來是懷疑所有人都要來害他，有時弟弟走路很大聲，一下子威脅要「解決」珍珍，一下子向珍珍求饒，「他還問我：『妳知道鄭捷是誰嗎？鄭捷有反社會人格，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意思好像是他也很怕控制不了自己。」弟弟情緒激動時，珍珍必須暫時離開靈堂，以免更多衝突。
父親告別式前三天，珍珍還記得，那是一個颱風天，弟弟發瘋般，抓起機車鑰匙，連雨衣也沒穿就衝出家門，口中喊著：「了不起當個不孝子啊！」出門不久，弟弟全速衝向對向駛來的休旅車，撞擊後整個人彈飛出去，他四肢全斷，大腿骨、手腕、髖關節全都斷掉，連續動了2天大手術。
事後珍珍才明白，幻聽要弟弟去自殺，「幻聽跟他說，死了就不會有這麼多煩惱。到醫院後，我弟還說：『距離跟速度我都算好了，奇怪，怎麼沒有死？』他幻聽很多個，不是只有一個。」
父親去世或許觸發了急性發病，在那之前，弟弟有一些徵兆。珍珍回憶，弟弟高職肄業後短暫打過工，因被欺負，只做了3個月，後來再也沒有工作，變得社交退縮。「大學時我回家看爸爸，會看到弟弟獨自站在客廳，不知道在做什麼，再後來，他把所有鏡子反過來；再來，我已經看不到他了，因為他會躲起來。」
因為車禍，弟弟才接受精神科治療。「我把弟弟自述的幻聽錄下來，打成逐字稿，也給醫院很多照片，他不出門、房間堆滿垃圾，他不洗澡也不換衣服，頭髮很長，樣子非常可怕。」她以前以為弟弟是人格分裂，後來才知道這叫思覺失調症。
珍珍還是那個有責任感的長女，在醫院照顧家人，只是改成照顧弟弟。對珍珍來說，照顧爸爸似乎理所應當，但照顧弟弟像是肩上扛著的包袱，要跨越的門檻不同，「如果弟弟沒辦法自理，我會一直向下沉淪。」
在醫院，有復健科職能治療師的協助，弟弟學習坐輪椅，再到脫衣服、洗澡、上廁所，好讓他盡快脫離助行器，住進精神科病房。那段期間，她形容那是魔鬼訓練，壓力大到每天需要抽掉一包菸。「有一天晚上，我快受不了，跑到大廳，惡狠狠地瞪著窗外的淡水河，眼淚一直掉，很想結束這一切。我覺得我應該很有資格住精神科病房，但我沒辦法，因為我要照顧弟弟。」由於弟弟被通報自殺和精神疾病，心衛社工介入，當珍珍覺得自己快要撐不下去時，會打電話給社工，說：「我是不是注定沒有自己的人生？我快撐不住了。」社工鼓勵她：「弟弟有他的路要走，妳也有妳自己的路要走。」
弟弟被幻覺、幻聽、幻痛層層包裹，珍珍無法理解他的世界。「例如他從床上起來要花很大力氣，他要跟幻聽溝通，溝通完才能繼續。」也許是食物太燙、也許是衣服太緊、也許看到某個景象，種種細節都可能觸發弟弟的胸悶、腰痛，在弟弟的世界裡，他必須完成某個儀式，才能夠緩解疼痛。
「以前在家裡，他痛苦到受不了時，會用蓮蓬頭沖自己的頭。好幾次在醫院，他胸悶不舒服，哀求我拿礦泉水瓶給他，讓他沖頭。我很掙扎，問了醫生，醫生說：『如果對他本身沒有傷害，給他也沒關係。』那時，我覺得配合他好像是助長他的幻覺，我應該要把他拉回現實。」
直到她看了《他不知道他病了：協助精神障礙者接受治療》，觀念才改變。「作者是一位臨床心理師，他的哥哥也有思覺失調，他會寫跟哥哥的互動。書裡說：『想像你閉上眼睛，有人在跟你講話，但睜開眼睛卻發現沒有人，那種感覺該有多可怕。』我開始可以理解我弟的感受，他應該是非常恐懼的，講出來別人也不相信，幻聽的世界就是這樣。」
弟弟說起話來天馬行空、不知所云，像是陷入異時空，「例如有一次他吃小火鍋，裡面有金針菇，很燙，但幻聽跟他說『吃下去』，他吃下去後被燙到吐出來，光是這樣，他就會呼吸不順、胸悶、腰痛，痛苦到翻來覆去，臉部猙獰流淚。看他痛苦，我也覺得痛苦。對他們來說，這個聲音、這個痛苦是真實發生的，我試著用親身經歷的角度理解他，想像這個痛苦真的發生在我身上。我很常跟他說：『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也會覺得很可怕。』」
與其說服他那是幻聽、幻覺，不如傾聽、同理、並陪伴，「我跟他互動的原則是不否定，也不贊同，或是爭辯幻覺與否，只是好奇、跟他討論他的感覺，了解他怎麼想。」
即便能夠理解，照顧和陪伴還是要有界線。「例如他有次很痛苦，他說一定要回東部老家，用家裡的蓮蓬頭沖水才有辦法化解，否則會死掉。但精神科病院沒有蓮蓬頭，怕病人纏繞脖子，我說：『不然你用花灑試試看。』陪他轉移注意力，過一段時間就好了。」珍珍學會了和弟弟結盟，「他會跟我講自己的幻覺，代表他相信我。」
去年弟弟住院後，她才終於有餘裕回頭照顧自己，發現自己幾乎被沉重的照顧責任壓垮，感覺自己和外面的世界隔了層泡泡，整整2個禮拜躲在不開燈的房間，也沒有進食的欲望。剛好，一位心理師打來關心，她才抓到一塊浮木，開始接受心理諮商、參加家屬支持團體，慢慢知道可以向誰求助、去哪裡找資源。
珍珍說自己確實受到社工幫助很多，「弟弟住院時，社工幫忙轉介心理師，幫我梳理很多。自殺心衛社工結案後，交棒給地方政府心理衛生中心的社區關懷訪視員。弟弟在各醫院，也會有不同社工、個管師，我覺得以階段性來說，有被社會安全網承接住，但需要一個統合的總個管師去跟各個不同階段的社工對接。」
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的個管師正扮演這種持續性連結資源、銜接不同階段的角色，替身心障礙者的每個生涯階段做安排。「我以前不知道有這樣的服務，覺得責任又落到家屬身上，不知道誰能夠協助我和弟弟往下一個階段邁進？現在知道有這樣的資源會比較安心，不然家屬怎麼自己來？找資源、銜接，都需要有人協助。」
最近珍珍開始重拾自己的生活、上健身房，逐漸找回過去那個活潑開朗、喜歡戶外運動的自己。她以過來人的口吻說：「一定要懂得適時求救。過度自我犧牲和付出容易讓自己被掏空，只有杯子是滿的時候，才能真心給予。」
在遙遠的記憶裡，弟弟很皮、很會打籃球，因為個子矮，總是打後衛，就像是《灌籃高手》裡的宮城良田。「我曾經把照顧弟弟當成自己的責任，現在變成一個陪伴他走的角色，我走在旁邊看他會進展到哪裡。這對我來說幫助滿大，想像不一樣，重量也不一樣。弟弟有他人生的路，我也有自己的路要走。」
小范很難忘記弟弟初次發病的眼神，那年弟弟22歲，剛新訓完準備下部隊，回到家便兩眼渙散，說部隊中有人欺負他，送到軍醫院，診斷為思覺失調症。
小范說，因為家裡經濟環境不錯，他和弟弟都是內向、依賴的小孩，家人幫弟弟辦了除役手續，將他接回家中，小范還一度懷疑：弟弟是不是因為不想當兵而裝瘋賣傻？
20多歲的新兵如今51歲了。近30年來，小范形容照顧生病的弟弟就像「卡住」一樣。「醫生說，思覺失調會起起伏伏，不會根治，需要長期吃藥。我感覺好像被判了死刑，我有找《思覺失調完全手冊》來看，翻一翻覺得看不懂。」但小范慢慢理解了弟弟的世界：有外星人跟他說話，並在他身體裡植入晶片，導致他的心跳異於常人。
媽媽是虔誠宮廟信徒，遇到不如意就是擲筊卜卦，喝符水治百病，她認為思覺失調是一種怪病，經常帶著小范和弟弟到處求神拜佛。「有時候，弟弟會突然嚎啕大哭，一直膜拜，怎樣都拉不走，我跟媽媽僵在旁邊，覺得太丟臉。」「我跟媽媽說，還是看醫生吃藥，宮廟有空再去吧。媽媽很虔誠，但這樣的觀念可能會導致弟弟覺得不需要吃藥就會好。」
小范好不容易扭轉媽媽的觀念，可是，要帶弟弟就醫仍有困難。「我會拐騙他，跟他說：『你這陣睏無好，先去看醫生按呢好無？』結果到了醫院就被關進去。他很生氣，覺得我欺騙了他。」但無論如何，弟弟開始穩定服藥，媽媽也會盯著他吃藥，否則若狀況不穩定、整夜不睡覺躁動起來，媽媽也會很頭痛。
這樣弟弟算是有病識感嗎？小范想了想，說：「弟弟知道看醫生、吃藥可以讓家人放心，但不代表他認為自己有病。」沒有病識感，是大腦功能失常所致，病人會隱約覺得哪些地方出了錯。
媽媽就像典型父母照顧者，覺得兒子生病了、自己必須好好照顧他，弟弟也非常依賴媽媽。「弟弟在家裡吃飽睡，睡飽吃。」20多年過去了，輾轉於各醫院，小范曾經以為弟弟可能一輩子就這樣了。小范28歲結婚離家，但仍與媽媽、弟弟住附近，方便就醫照顧。
直到COVID-19疫情來襲，2021年全台三級警戒，人人被關在家，弟弟的思覺失調症也出現大破口。小范記得，弟弟整天盯著電視，看防疫記者會上公布的病例數字，接著睡不著、吃不下、胃不能蠕動，連腳也不能走。經歷多次檢查、吃藥都沒改善，弟弟開始反覆嘗試自殺，進精神科急性病房後又轉往慢性病房，折騰了8個月。
「那時媽媽也快崩潰，焦慮到要吃藥才睡得著。我幫媽媽接線，打到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一個會說閩南語的阿姨叫她『什麼都不用管』，媽媽聽了後說：『彼個無效。』」
這次住院，小范才發現，醫院精神社工可以協助轉介資源，並提供家族會談服務。社工向小范介紹什麼是康復之家，「社工當時說，弟弟還沒滿50歲，沒有訓練太可惜了。社工列出康復之家名單，請我們去參觀。當下我覺得不可能，他意願不高，媽媽也覺得住宿型機構不舒適。」小范好說歹說說服了媽媽：「繼續住在家裡，狀況不會比較好，不如讓他去康復之家試試看。」最後，他們選了一家有客廳、4人一房的康復之家。
小范試圖引發弟弟的動機：「你如果以後不想被關在醫院，是不是要培養能力，可以好好照顧自己？」弟弟終於入住，「他在康復之家會跟人有紛爭、處得不愉快，我一直鼓勵他在這樣的環境中嘗試，至少每天一定要有『三動』（活動、運動、人際互動）。」小范說。
但弟弟經常請假偷跑回家，媽媽也想將弟弟接回家，一直有拉鋸。「我很疲憊，一個人要應付媽媽、弟弟，溝通常常雞同鴨講，就跟醫院的精神社工說我需要幫忙。」小范申請了一種叫做「家族治療」的服務，由醫院的精神社工協助病友和家屬溝通，透過談話整合共同的目標，形成治療聯盟。
家族治療類似晤談，由病人和家庭成員共同參與，小范認為幫助非常大，「每次弟弟看診結束後，我跟媽媽、弟弟就去會談一次。我們從自由開始聊，例如出院後想恢復自由，需要做什麼？社工說，獨立自主能力要強一點，康復之家就可以幫忙。長期以來，弟弟不做家事，碗盤不收、垃圾不倒，在康復之家要排值日生、倒垃圾。」
在社工的介紹下，小范才明白原來政府和民間有這麼多資源可以使用，精神病患不再只是要由家庭自己負擔的責任。2024年新版《精神衛生法》上路後，增設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目的在於強化社區資源，讓病友復歸社會，並減輕家庭負擔。
小范努力幫弟弟安排各種復健活動，包括繪畫藝術治療、生活自立營隊，他自己也參加家屬支持團體、讀書會等，「以前我不知道有這些資源，現在我覺得好好利用資源，引出動機後，幫助就會很大。」雖然弟弟動力不足，經常耍賴、找藉口逃避，但小范很有信心地說：「我們家裡很多摩擦，但會一次比一次好，像弟弟在生氣、媽媽說氣話，社工會引導我去思考：生氣的背後是擔心、害怕，不是悶在心裡，而是直接談開來，看怎麼修正比較好。」然而，小范提到，後來醫院因經費不足，精神社工被迫縮編，協助家族會談的那位社工已離職。
倒是媽媽學會了放手。「她會去練肌耐力、上課學做羊毛氈，我說：『妳就把羊毛氈當成弟弟，有什麼不滿就一直戳。』她做得很高興，每天都很期待上課，我們每個禮拜都去看她的作品。我很感動，她80幾歲，重新找到熱情的事物。」
去年，弟弟還是逃出康復之家，跑回舒適的家裡。小范不放棄繼續嘗試，對他來說，弟弟就像是一個小孩子，也是當年那個沒有被好好陪伴的自己，「我跟弟弟都欠缺陪伴，我有小孩後，才開始陪小孩學游泳、桌球、跆拳道…看到小孩的成長，我也慢慢在長大，學到作為一個人，成長過程需要陪伴、也要懂得放手，回過頭來才知道怎麼陪伴弟弟。」
他希望弟弟有一天能成為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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