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消費的結構性位移
路透研究院的《數位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已連續數年記錄這個趨勢。報告指出，在社群與影音平台上，個人創作者或名人往往比傳統新聞品牌更能吸引閱聽眾目光。[1]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同樣觸目驚心：約五分之一（21%）的美國成年人定期從所謂的「創作者或網紅」獲取新聞，在30歲以下年輕人中，這個比例更攀升至37%，且其中多數人認為這些個人比傳統媒體更能幫助他們理解時事。[2]
報告將這些「新聞創作者」（news creators）定義為：主要透過社群與影音平台創作並傳播內容、對公共議題討論具一定影響力的個人或小型群體，且至少部分內容獨立於傳統新聞機構之外。研究者進一步建立了一套類型學，把這些所謂的「新聞創作者」（其實就是我們一般說的「網紅」）再區分為「評論型」（Commentary）、「新聞與調查型」（News and Investigation）、「解說型」（Explanation）、「專業型」（Specialism），以及更廣義的「娛樂資訊型」（Infotainment）、「生活風格型」（Lifestyle）等次類型。
這裡我們也介紹一下這份報告最核心的五大發現[3]：
首先，各國影響程度差異巨大。 巴西、墨西哥、印尼、菲律賓、泰國及美國等地，新聞創作者的影響力已經相當顯著，閱聽人（或稱網路使用者）在社群媒體上接觸這些個人網紅的時間往往超過傳統媒體品牌。反之，北歐諸國與日本，傳統媒體依然佔據主導地位，個人創作者的滲透力相對有限。（對於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參考翁秀琪（2025.12.15），〈新聞創作者的影響力，為何只在某些國家「爆發」？〉https://www.mnews.tw/story/20251212ombuds001）
其次，少數明星創作者壟斷絕大多數的關注。 美國的Joe Rogan、Tucker Carlson，印度的Dhruv Rathee、Ravish Kumar，法國的HugoDécrypte（Hugo Travers），巴西的Leo Dias 等人擁有數百萬乃至數千萬跨平台追蹤者，其影響力足以與主流電視相抗衡；但絕大多數創作者仍處於「長尾」[4]，只能服務特定小眾，且往往在流行一段時間後逐漸失去動能。
第三，新聞消費仍以各國國內為主，但英語世界例外。 美國右翼評論人如Joe Rogan、Tucker Carlson、Ben Shapiro，已經可以在加拿大、澳洲、英國及部分英語能力較強的歐洲國家形成跨境影響，使這些國家的政治討論在某種程度上被美國激進右翼的敘事觀點所滲透。
第四，男性主導創作者生態。 在24個國家各自的前15名個人名單中，85%是男性。這種現象在政治評論領域尤其嚴重，往往是男人對著大型麥克風與另一群男人侃侃而談。使用者的性別分佈也反映了這種傾向。
第五，YouTube是新聞創作者最重要的陣地。 在傳統媒體仍能在Meta（原Facebook）和X（原Twitter）上維繫一定存在感的同時，新聞創作者在TikTok和Instagram上取得了壓倒性優勢。 這兩個平台高度依賴短影音與視覺敘事，恰好是傳統媒體最難以複製的強項。
這場結構性位移對全球新聞產業的衝擊
路透報告描繪的，不只是媒介形式的演變，而是新聞生態系統底層邏輯的根本重組。在傳統的傳播秩序中，新聞機構是可信賴的守門人（gatekeeper）。它們以編輯規範、事實查核、平衡報導為基礎，建立起公共信任的制度性基礎。讀者或許不同意某報社的政治立場，但至少可以預期它遵循某些可辨識的專業規則。這套制度雖遠非完美，卻是民主社會資訊秩序的重要支柱。
然而，當新聞入口從「媒體機構」轉移至「個人」，整個信任基礎便發生了質變。
首先是真實性與責任的真空。報告指出，許多個人創作者並不接受傳統新聞業的客觀性與公正性規範。他們的吸引力恰恰來自於「不受干擾、不受審查、不受束縛」（Unplugged、Uncensored、Unchained），這些也往往是許多評論型創作者頻道命名的關鍵詞，透露出明確的反建制姿態。問題在於，當閱聽人/使用者將其內容視為「比主流媒體更真實」時，那些傳統上限制不實資訊傳播的制度性機制，便不再能發揮作用。
其次是演算法驅動的極化效應。報告明確指出，演算法驅動的平台正在將創作者與閱聽眾/使用者一同推向更感官刺激、更黨派鮮明的方向。這並非陰謀，而是商業邏輯的必然，因為激烈的情緒能產生更多停留時間，更多停留時間意味著更多廣告收益。在美國，政治評論領域的創作者壓倒性地偏向右翼；在印度和泰國，批判政府的創作者反而因為在主流媒體受限的情況下填補了監督功能而大受歡迎。演算法並不區分「公民必要的知識」與「讓人上癮的情緒內容」，它只專注於優化互動率、提高點閱率。
第三是新聞生產的空洞化。報告坦率地承認，在調查報導、原創新聞採集這些領域，創作者/網紅的參與比例最低，因為這類工作成本高、變現難。個人創作者擅長的是評論、解說與生活風格；深度調查所需的資源與人力，仍主要由傳統媒體機構承擔。當傳統媒體失去廣告收入與訂閱基礎，被迫縮減編輯人力時，這個社會的「真相生產能力」實際上是在萎縮的，即使表面上每天流通的資訊量比任何時代都多。
第四是人才外流加速機構弱化。報告記錄了一個令人憂慮的趨勢：越來越多優秀的資深記者選擇離開媒體機構，自建Substack（一個以電子報訂閱為主的個人出版平台）、部落格或YouTube頻道，因為那裡有更大的創作自由與更直接的收益。《紐約時報》專欄作家Paul Krugman[5]（Krugman 曾在 2008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原因是他在國際貿易理論與經濟地理學方面的貢獻。 他提出了「新貿易理論」，解釋了為何相似的國家之間會互相貿易類似的商品，以及產業為何會在特定地區集中。他的 Substack 頁面顯示目前已有超過 537,000 名訂閱者，主要撰寫經濟與時事評論。）、《華盛頓郵報》記者Taylor Lorenz[6]，都是具代表性的案例。然而，個人或許因此獲益，但機構新聞業的整體能量正在流失。
最後，還有一個往往被忽視的面向是地緣政治的資訊滲透。報告發現，美國右翼評論人的影響力已實質跨越國境，在澳洲、加拿大、英國及部分歐洲國家形塑公眾對國際議題的認知。在英語系閱聽眾聚集的國家，本國的政治討論正日益被外國政治人物的立場與論述所滲透。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外國勢力干預」，卻是一種更難辨識、更難規範的資訊主權侵蝕。
台灣的挑戰與可能的出路
台灣的處境有其特殊性，但路透報告揭示的結構性問題，在台灣同樣高度適用。
首先，台灣擁有高度活躍的社群媒體使用者、相對開放的言論空間，以及長期積累的媒體信任危機。根據路透研究院歷年《數位新聞報告》，台灣受訪者對新聞的信任度長期偏低，對社群媒體上流傳的資訊的真實性也普遍存疑；但這兩種懷疑並不能互相抵銷，反而往往導致閱聽眾陷入「誰都不信」的認知漂移，或反向地對特定意見領袖產生強烈的個人忠誠或英雄崇拜。
更重要的是，台灣是全世界受到外部資訊操縱威脅最嚴峻的民主社會之一。當「個人取代機構」的趨勢在全球蔓延，對台灣而言，這個趨勢帶有格外高的資訊安全風險，主要因為個人創作者的身份核實與立場追溯，遠比制度性媒體更加困難，也更容易成為有組織資訊攻勢的滲透目標。
面對這些挑戰，台灣或許可以在以下幾個層面同時作出回應。
重新投資新聞業的公共基礎設施。 台灣的傳統媒體正處於艱難時期，廣告市場持續萎縮，部分媒體機構財務壓力龐大，獨立性受到侵蝕。政府、基金會與公民社會應積極思考如何以不干預編輯自主的方式，為調查報導、事實查核與地方新聞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撐。這不是在「保護舊媒體」，而是在維護民主社會賴以運作的資訊生產與查證的能力。
建立對新聞創作者的透明度規範框架。 路透報告指出，創作者與機構新聞業的邊界正在快速模糊，各方都在摸索監管的可能性。台灣不需要也不應該監控個人意見表達，但可以研究建立具體的資訊透明規範，例如訂閱人數或觸及率超過特定規模的創作者，是否應揭示其資金來源、廣告業配或有無境外利益關聯。這類框架必須以比例原則與言論自由為基礎謹慎設計，但完全放任「個人新聞入口」在黑箱中運作，對民主確實會造成風險。
強化媒體識讀，從學校到公民社會全面展開。 台灣的媒體識讀教育已有一定基礎，但多數仍停留在「辨別假新聞」的技術層次。在「個人即媒體」的時代，識讀的核心能力需要升級：不只是辨別單一訊息的真偽，更要能辨識「資訊生態系統」的結構性偏差，包括：誰在說話？他們為何、為誰說話？演算法如何塑造了我看到的內容？我的同溫層有多厚？這種批判性的後設認知，才是數位時代公民最根本的自我保護能力。
鼓勵台灣本地優質創作者的發展，並建立與傳統媒體的協作關係。 路透報告中有一個值得參考的積極案例：法國的HugoDécrypte以解說型內容贏得超過七百萬TikTok追蹤者[7]，截至2024年10月，HugoDécrypte跨平台追蹤者總數已達2,000萬，其影響力已遠遠超過法國任何一個傳統媒體的社群帳號，但他並非與傳統媒體對立，而是持續與政治人物、公共議題進行嚴肅的對話。台灣有本地語言的優勢，有足夠的公民社會活力，也有在國際上不多見的高強度媒體討論文化。如何引導在地創作者走向負責任的深度報導，而非僅僅是情緒流量的收割者，是媒體生態整體健康度的關鍵變數。
正視平台的政治責任。 YouTube、Facebook、TikTok、Instagram這些平台的演算法設計，是「個人取代機構」趨勢的最大推手之一。台灣政府與公民社會應持續要求平台就演算法邏輯、廣告刊播規則及資訊操縱偵測機制進行更高程度的透明度揭露。這在技術上複雜，在政治上敏感，但若完全放棄這個戰場，等於把決定台灣資訊生態的最終控制權，拱手讓給了在境外運作的私人企業。
民主需要有名字可追查的公共問責
路透這份報告的結論部分有一句話，值得細細回味：「這是一個嘈雜、難以定義、瞬息萬變的世界。它有大明星，有長尾，也有介於兩者之間的一切。但它究竟走向何方？」（"It's a world that is noisy, hard to define, and changing rapidly. It has big stars, a long tail, and much in between. But where is it heading?"）
這個描述明確揭示了一個悖論：個人創作者帶來了更多元的聲音，填補了傳統媒體的盲點，讓資訊更貼近特定閱聽眾的語言與關切，這些都是真實的貢獻。但同時，它也帶來了一個更難問責的資訊秩序：當謊言傳播時，沒有機構可以被追究；當偏見系統性地累積時，沒有編輯規範可以被援引；當民主所需的共同事實基礎被侵蝕時，我們甚至難以辨識那個侵蝕是從何開始的。
民主社會能夠運作，不只是因為人民可以自由發言，更是因為存在某些機制讓言論對可查核的事實負責，讓影響力對真實的社會效應負責。當「個人」成為新聞入口，我們不應該只是享受言論自由的紅利；我們必須承擔一個更高難度的公民挑戰：在沒有守門人的言論廣場上，我們該如何維持真實、責任與公共信任？ 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它確實是我們這個時代，民主社會必須認真面對的核心課題之一。
[1] Newman et al.,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5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2025). https://doi.org/10.60625/risj-8qqf-jt36
[2] Stocking et al., America's News Influencers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18, 2024). https://www.pewresearch.org/journalism/2024/11/18/americas-news-influencers/
[3] 這五大核心發現，在報告一開始的Introduction就可以讀到。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news-creators-influencers/2025/mapping-news-creators-and-influencers-social-and-video-networks
[4] 「長尾」指的是：除了少數頂端的大明星之外，還有數量龐大、各自只吸引小眾的普通創作者，合起來構成一條細長的尾巴。有興趣了解「長尾理論」的讀者可以閱讀《長尾理論》（The Long Tail）一書。Anderson, Chris.（2006）. The Long Tail: Why the Future of Business Is Selling Less of More. New York: Hyperion.（繁體中文版於2006年由天下文化出版）。這本書是長尾理論的奠基之作。作者Anderson當時擔任《連線》（Wired）雜誌總編輯，以Amazon、iTunes、Netflix等平台為例，說明數位時代如何讓「冷門小眾」的總體市場價值足以媲美甚至超越「熱門主流」。這是入門「長尾」這個概念最直接的一本書。
[5] Paul Krugman 在2023年離開《紐約時報》後轉往Substack，他的頁面是： https://paulkrugman.substack.com
[6] 2024年10月，Lorenz宣布離開《華盛頓郵報》，在Substack創辦自己的刊物「User Mag」。她離開的背景涉及一些爭議，但她本人的表態很清楚——她說：「我只是想離開傳統媒體。我覺得在這些老牌機構的框架下，很難做我想做的那種報導。」她的頁面是：https://usermag.substack.com
[7] TikTok是HugoDécrypte的主要陣地 https://www.tiktok.com/@hugodecrypte ，他目前擁有約 780萬 TikTok追蹤者。 他在YouTube上，主要提供長片與深度訪談。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AcAnMF0OrCtUep3Y4M-ZP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