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隱喻，為何如此令人不安？因為不只發生在美國。對照當前的台灣或其他亞洲民主國家，這種新聞業的「慢性失能」現象或許更值得我們反思：台灣的媒體是否也正在逐漸適應不該適應的現實？當權力更集中、謊言更流行、政治更戲劇化，新聞卻越來越冷漠、越來越遷就。作為民主社會中公民的閱聽人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中，是否連帶也成了煮蛙，逐漸習慣了在和自己立場相同的媒體和社群媒體群組中尋找慰藉，而不再關心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
當新聞變成表演的布景
2024年大選後的台灣政局風雲詭譎，新政府上任後，朝小野大的國會頻繁爆發肢體衝突與程序爭議，違憲法案一個接著一個被推出。許多媒體選擇將這些重大公共議題轉化為「八點檔化」的戲劇場景，報導焦點集中在誰丟了誰的水杯、誰罵了誰的三字經，而不是去檢視法案實質內容或程序正當性。
對媒體的閱聽人來說，這些確實具有「可看性」；但對民主社會來說，這卻是輕率的新聞價值判斷。媒體是否已不再努力將觀眾帶回制度辯論與法治意識的現場，而選擇甘當權力操作的「節目配角」？這種無痛式觀看，可能正是水溫逐漸上升的第一泡湯劑。
另外，當立法委員將國會直播變成個人表演的平台，已非監督與辯論的民主實踐，而是將議政空間淪為搏版面、流量與製造對立的工具。原應是公共理性與法治討論的殿堂，卻被濫用為情緒操作與黨派動員的舞台，不僅扭曲了政治的本質，也嚴重損害了國會的公信力與民眾對制度的信任。這樣的「直播政治」，應當受到社會與媒體更嚴肅的譴責與檢視。
當事實真相不再重要
政治人物說錯話、決策不周，媒體理應公平檢視，甚至嚴詞撻伐。但實際上，許多新聞報導在不同政黨之間採取明顯不一的報導語氣與標準，這並非呼籲媒體「等量齊觀」，而是指出，若新聞評判標準過度依附政黨立場，真正消失的是事實的真相、責任的歸屬，和社會的公共討論空間。
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鄰近的日本與韓國。例如日本部分報紙在報導自民黨金流醜聞時，長期迴避提及首相個人責任。2023–2024 年，日本自由民主黨多個派系被爆出涉嫌未依法申報募款收入，金額高達數億日圓，觸及嚴重法律與政治信任危機。許多媒體報導集中於派系領導，如前首相安倍勢力，而對首相岸田文雄本人「未明確承擔責任」多所迴避。即使岸田在國會及公開場合致歉，也並未提出具體改革措施或以首相身分親自擔責。[1]
韓國則有媒體明顯根據陣營選擇性報導總統辦公室的爭議。南韓總統尹錫悅於 2024 年曾短暫宣布戒嚴，隨即撤回，導致國會強力反彈並最終通過彈劾程序。這一事件在國際間廣為報導，但韓國部份媒體或偏向保守陣營者，對此批判聲浪顯得降調，而親美支持者與保守派媒體則視之為「國家強硬立場」而非民主危機。[2]
這些現象背後，是新聞專業倫理逐漸被政治效忠取代。
當新聞產業自己也忘了自己的角色
記者是否還記得自己的公共責任？新聞機構的擁有人是否仍相信新聞的價值？這些問題，或許在當前媒體經營模式中已不再被提出。以台灣為例，多數主流媒體由財團或政商集團控制，記者與編輯的判斷經常受到上層「不可說的默契」，亦即新聞學上說的「新聞室的社會控制」影響。記者不一定失去專業，但當報導方向與資源配置一再受到外力干預，新聞記者的專業自主力量便漸漸轉弱。
類似現象也出現在亞洲其他地區：香港的《蘋果日報》在政治壓力下被迫停刊，韓國的記者工會則持續抗議新聞室內部缺乏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表面上存在，但「內部冷卻甚至麻木」的現象日益嚴重。
認真的媒體和記者格外辛苦
然而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認真的媒體和記者， 但是在這麼一個喧囂凌駕實質、放話取代文件的政治場域裡，仍然試圖認真報導政策的記者，往往付出的是十倍的勞力，卻換不到基本的資訊正確性。天下雜誌主編陳一姍曾透過臉書公開描述，立法院在處理202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時，表決馬拉松長達20小時，議場內的混亂、提案內容的潦草與塗改，讓五名記者花上一整天對照白紙黑字，最終卻因數字矛盾與內容重疊而放棄。主計總處甚至在表決後三天仍無法提供細項，只能給出總額，且版本間差額高達一千億。[3]
這樣的經驗並非個案。當預算尚未釐清即已開始執行，當政策資訊變成「藍綠說法不同，各自表述」，媒體即使傾全力查證、比對，最終也只能陷入真假難辨的政治迷霧。對於真心想釐清政策走向、監督預算使用的記者而言，這不只是專業挑戰，更是日復一日的消耗戰。而這種「系統性不透明」，其實正是民主社會最該警覺的警訊之一。
當媒體無法取得清楚、一致、可驗證的公共資訊時，「查證」就不再是一種技能，而是一場徒勞的追逐。不是因為記者不夠努力，而是因為制度根本沒有給出可以查證的條件。當上千條預算提案潦草塗改、彼此矛盾，當每一筆數字在黨派說法中都有「版本」，記者陷入的，不是資訊洪流，而是資訊失序。更令人憂心的是，這樣的混亂正在被常態化：預算可以在資訊不明中迅速通過、迅速執行；事後再「解凍」、「補發」、「補貼」彷彿只是技術細節，而非民主治理的核心程序。
於是，記者愈是想做對的事，愈可能耗盡體力與信心。要如何在沒有公共透明的制度裡扮演「第四權」？當連政府單位都無法給出明確版本，媒體又如何向社會交代真相？這樣的現實，才是讓真正認真的記者感到最無力的地方。這不是記者個人的挫敗，而是民主品質全面鬆動的警訊。
再熱，青蛙會跳出來嗎？
回到「煮蛙效應」這個隱喻。Jon Allsop 在文末指出，雖然溫水令人沉迷，但當水夠熱，青蛙還是會跳起來。他想表達的是，媒體與記者並非不知道風險，只是身陷其中太久、太習慣於權力邏輯與新聞市場的框架，導致難以自拔。
我們或許應該問：台灣新聞業的水溫已經多熱了？作為民主社會公民的閱聽眾是否還能感受到「失真」「滑坡」與「偏頗」的危險？媒體從業者是否仍記得新聞的價值並非來自點閱率，而是對社會真相的追求與公共利益的守護？
這不是一篇悲觀的文章，也不想成為八股的陳腔濫調。正因為我們還有清醒的公民和想認真揭露真相的媒體和新聞工作者，只要還有人在提問、反思、抵抗，我們就有希望。當社會公民願意挑戰主流敘事、支持深度報導、批判偏頗標題，堅持要知道事實的真相，新聞業就還有空間反跳、覺醒。 作為民主社會中的公民或新聞工作者，也許我們就是那些溫水中的青蛙，但我們還來得及跳出熱鍋，游回水面。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3%E2%80%932024_Japanese_slush_fund_scandal?utm 日本新聞環境中，記者會社聯社制（Kisha club）常被批評削弱記者獨立性，導致媒體傾向緘默、不批判政府，以至於「watchdogs 變成了 lapdogs」。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Yoon_Suk_Yeol?utm 在尹政府之下，批評媒體遭遇打壓，包括警方搜尋記者住所、限制媒體訪問權限，境況使新聞自由從國際排名47位下滑至62位。